最近美國兩位名人的自殺事件成了頭條新聞，繼著名手袋女設計師自尋短見後，享譽飲食界的一位達人也在歐洲出差時自我結束生命。事情湊巧前後
腳發生，反映美國近年自殺率高升的危機，所言非虛；人的思想意志也越來越薄弱，無法面對自己，向自己負責。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協會指出，在過去二十年來，全國自殺率平均上升超過百分之二十，很多州更高達百分之三十。大部份自殺者並不是精神有毛病但卻無法應付生命的轉捩；自我結束寶貴生命都是被發現生活突變或遇上壓力時那一瞬間的咄咄迫人令自殺者喘不過氣所致。
以往富翁名人自殺消息，關注性都被側重在小道新聞及八卦娛樂，但近年由於社會公民教育意識已開始強化起來，名人自殺案件也不再被列作私人問題，而被有關當局視為公眾健康教育實例教材，加以善用。公共衛生事務組織希望透過分析及關注自殺者的思維，將負面訊息扭轉過來，好讓大眾珍惜生命及預防自殺。
生命是人類最寶貴的東西，自古以來，很多人千方百計想盡辦法來延年益壽。求生難但找死其實也不容易。生死都應該順應自然。希望是求生的源動力，生命力強者都是充滿希望與正能量，即使路途荊棘，都能夠懷著披荊斬棘的意志前行，這樣才能使生命活得火旺， 充滿活力自信。祗有如此，導致自殺的絕望念頭才會不存在。大家要珍惜生命，才會活得健康圓滿，才能為自己的人生譜出燦爛彩虹。
美国梦破灭，白人死亡率持续走高
7/9/2018
在美国许多地方，白人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自杀率上升和过量使用阿类药品处方止疼药或好的烈性酒。由于他们的期望较高，所欲经济挫折严重打击了他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人是在信奉美国梦想中成长起来的，梦想破灭后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有些人感到被美国故事抛弃而转向了自我毁灭，另一些人则指望精英，却感到精英背叛了他们。
有一种黑暗正在美国社会人群中蔓延。
经济学家安古斯·迪顿（Angus Deaton，最近刚刚获得诺贝尔奖）和安妮·凯斯（Anne Case）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理所应当地引来大量评论。文章披露，从1999年起，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这种恶化的趋势是在其他国家以及我们国家其他人群的死亡率一直稳定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
令人吃惊的是死亡率上升的直接原因。大体上说，直接或者间接自杀的美国白人在不断增多。自杀大幅增加，吸食毒品造成的死亡以及因过量饮酒导致慢性肝最后造成的死亡也在上升。我们在其它地方与其它时间曾看到过这种情况——例如，共产主义倒台后困扰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出现了直线下降。但是，在美国看到这样的情况委实让人感到吃惊，即使跟俄罗斯情况相比已经小了许多。
然而，迪顿-凯斯发现却符合已经为大家所熟知的模式。大量研究表明，在美国许多地方，低学历白人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自杀率上升和过量使用阿类药品都是已知的问题。尽管大众文化可能关注甲安菲他明等兴奋类药品，而不关注处方止疼药或好的烈性酒，然而偏远地区存在毒品问题实际上却不是新闻。
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这种自我毁灭性行为？
如果您相信右翼那帮人，他们坚持认为，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造就了一种依赖和绝望的文化，世俗的人道主义者摧毁了传统价值。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观点与证据却存在很大矛盾。
首先，死亡率上升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而与所有先进国家相比，美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得多，而传统宗教与传统价值所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瑞典给穷人提供的救助比我们多得多，现在大多数瑞典儿童出生于婚姻家庭，但瑞典中年人死亡率只有美国白人的一半。
在美国国内，我们会看到某种类似的模式。在社会福利最高而传统价值最弱的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预期寿命较高，而且还在上升。与此同时，较低、停止或者下降的预期寿命却集中在《圣经》地带。
物质主义作何解释？死亡率上升是不是不平等增加和中产阶级空心化的后果？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毕竟，我们所讨论的是行为后果，文化的分量显然更重。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比其他白人穷得多，但死亡率却低得多。，也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背景下的国际比较一致发现，尽管收入不高，但拉丁美洲人具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迪顿提出，中年白人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生活叙事。”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期望较高，所欲经济挫折严重打击了他们。或者换个较为不同的说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些人是在信奉美国梦想中成长起来的，梦想破灭后他们不知道如何应对。
在我看来，这种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假设，真实情况是，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何绝望情绪在整个美国白人当中蔓延。但这种情绪的确在蔓延，对我们的整个社会带来麻烦的后果。
特别是，本人并不是将这些死亡数据所反映的绝望情绪与右翼政治的剧烈动荡联系在一起的唯一观察家。有些人感到被美国故事抛弃而转向了自我毁灭，另一些人则指望精英，却感到精英背叛了他们。驱赶移民，戴上贴有标语的垒球帽子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削减资本收益的税收同样也不起作用。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选民团结在至少表面上能感受到他们痛苦的政客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