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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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大學的櫻花樹粉絲表示：據華大新聞稿發佈消息指出櫻花本週將開花，這真是一個好消息。
1912年日本贈送了種在華大Quad 31棵標誌性的櫻花樹，以象徵著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友誼。如果大家注意除了在廣場的櫻花樹外，還有更多的櫻花樹被栽植裡甚至延伸到華大地標的Drumheller噴泉。這些被延伸種植的櫻花樹是2014年在日裔Tetsu Kashima領導下努力爭取的結果。
Kashima是美國族裔研究名譽教授，是今年日本政府頒發的旭日令（Order of the Rising Sun）獎狀的獲得者，玫瑰金般光芒的獎狀頒發儀式於3月9日在日本總領事館舉行。旭日令是日本明治天皇於1875年創建的，授予長期和/或特別優秀的文職或服務軍隊的人士，是日本政府授予的一級國家獎。
日本駐美總領事Yoichiro Yamada說：「Kashima因為『他為促進日本和美籍日裔在美國的發展做出的貢獻』而被認可」。該獎項於去年11月宣佈。
Yoichiro Yamada說：「Kashima博士的學術生涯是致力於理解美籍日裔在美國的社會學和歷史。他是研究美籍亞裔領域的開拓性工作者，在國內外都得到了認可，特別是二戰期間美籍日裔被監禁和拘留、美籍日裔的價值觀和人際關係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等的研究卓然有成而受此殊榮。」
Kashima也是一位作家，他發表多篇期刊文章外，還出版了《美國佛教：族裔宗教制度的社會組織——Buddhism in America: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n Ethnic Religious Institution》和《無審判判決：二戰期間被監禁的美籍日裔——Judgment Without Trial: Japanese American Imprisonment During World War II》。Kashima 還曾擔任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和山口國立大學（Ryukoku University in Kyoto and Yamaguchi National University）的客座教席。
出生於加利福尼亞州的Kashima獲得在聖地亞哥加州大學社會學系（Soc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的博士學位。從1976年起他一直在華大任教，同時也是亞裔美國人研究所的主任（the Director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直到該所於1986年與非裔美國人研究計劃和墨西哥Chicano研究中心合併組成美國族裔研究所（Department of American Ethnic Studies）。
在華大任職期間，Kashima為促進二戰日裔受到拘禁者的和解、正義和表彰作出了貢獻。從1997年建立年度紀念日到反思9066行政命令的簽署；到2008年的長途之旅（Long Journey Home ceremony）主持儀式，Kashima努力讓大家認識這些已經逾期但年代不久遠前的一些重大發生的事件。
2008年，449名前美籍日裔華大學生被授予榮譽學位，這些學生因為被監禁而無法完成學業，儀式由華大前校長Mark Emmert主持。他後來在另一個場合表示「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並且很遺憾華大沒有提前想到這個想法和作法。
Kashima也幫助組織2014年在華盛頓大學舉行的紀念日本贈送櫻花樹100週年慶祝活動。
根據華大全球事務（global affairs）所副教務長Jeffrey M. Riedinger的說法，Kashima與日本總領事館一起默默地工作，之後通過再贈送34棵櫻花樹的禮物進一步美化校園。這些新樹象徵著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持續關係，及日本和美籍日裔學生在華大已有120年的歷史。
Kashima將許多這些成功的項目歸因於美籍日裔社區，例如：他指出，Diane Atachi在2013年開始了櫻花樹百年紀念活動，但後來Atachi離開了華大，由他繼續承接這個項目。
當被問及在他的成就列表中最感到自豪的是哪一項，Kashima說：「我誠實的回答是說我不能自居這樣的排名。所有這些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現並令人難忘，且都以其獨特的非常積極的特質而顯得突出。」
最有特色的是屬於華大和西雅圖美籍日裔社區的許多人舉辦的《長途之旅——UW Long Journey Home: UW Nikkei Students 1941-1942-2008 計劃。》2008年5月18日，華大授予所有第二代日裔（Nisei）449位男女學生名譽學士學位，因為他/她們在校受教育的時間被立即終止，並且因二戰軍事命令被從華大學生的名單中移除。超過100名前學生及其配偶、親戚、子女、孫輩和祝福者參加了此次活動。所有449名學生成為華大正式的畢業生並正式列進2008年的華大課堂。後來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系統體制（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nd the 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systems）以及不列顛哥倫比亞等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在校園裡也複製了華大在二戰時對日本學生造成錯誤的補救措施。 UW Long Journey Home活動得到了國內和國際新聞大量廣泛的報導。
我肯定地認為這些櫻花樹將使華大在世界地圖上代代相傳。謝謝你，Kashima。
Kashima接受獎狀的致詞（節錄）
我是第二代日本移民，也就是所謂在美國出生的美籍日裔，在我年僅4歲時，記得那是1944年或1945年，在猶他州（UT）Topaz集中營觀看戶外電影。我坐在Katayama先生腿上的事，每當我想起這段回憶仍會開心微笑，因為Katayama太太坐在我們旁邊餵我吃了很多糖果。
Katayama和大多數第一代日裔移民（Issei）在集中營盡其所能為中心的年幼兒童創造「正常」生活，保護我們這些孩子免受到第一代和第二代成人日裔所面臨可怕的迫害影響。畢竟，我們被迫離開家園被送到荒涼的地區，並在沒有經過適當法律程序的情況下被放置在倒鉤鐵絲網圍牆後，居留時間不確定會有多長多久。
與其他許多第一代日裔移民一樣，Katayama失去了所有的世俗物品。他們的罪行是什麼？他們看起來像是美國的敵人。然而即使我們祖國與美國交戰，但為什麼德國和義大利血統的美國公民並沒有得到像有日本血統人士的如此待遇。
沒有經過指控或審判被迫遷移併入監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創傷。也就是說當我在1974年開始在加利福尼亞大學Santa Barbara教書時，第三代美籍日裔學生會要求我多說一些當時所謂的「營」的事。
當我問這些學生為什麼他們不問自己的父母時，他們總是回答說他們的父母除了說些糟糕的食物和天氣外，不會深入談論當時在「營」的經驗。這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在1980年寫了一篇期刊文章，題目是《回歸被拘禁的美籍日裔1945-1955：調整和社會失憶症——Japanese American Internees Return, 1945-1955: Readjustment and Social Amnesia》。描述了這些人的狀況和行為表現。
時代在變化……
被拘禁者得到平反的機會，這些重大變化是當今許多人努力糾正第二次世界大戰悲劇的工作和獻身精神的最終結果。
所以今天我們大家到此參加此活動，我的願望是讓你們所有人和華盛頓大學感謝從校董會、校長、教務長、院長，圖書館等部門主管，尤其是美國族裔研究和所有工作人員支持我們美籍亞裔所作出的努力、鼓勵、建議和援助。
而且我認為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時期，被拘禁的日裔和日本人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同情心而驕傲。我相信他們抵禦困難的能力源於他們的明治文化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後來被轉交下一代美籍日裔，他們以堅定，富有韌性和足智多謀地監禁營經驗勇攻面對後來的生活挑戰。
華盛頓大學是一個擁有非常高的學術和研究聲譽的大學。我為自己的日本傳統感到自豪，並為成為美國人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