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

靜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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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記者Bob Woodward的著作《憤怒—Rage》表明，川普總統對COV-19撒謊。他1月18日已經拿到關於病毒非常嚴重的報告。2月，川普在錄音帶上告訴Woodward，COV-19是一種致命疾病。但當他數次與公眾交談後，除對此病毒輕描淡寫外，也淡化處理。

無論有沒有讀過這本書，我都知道，我們不能也不應像對待流感一樣對待新冠狀病毒。川普的謊言對我預防病毒的想法，生活或工作沒有任何影響。我和丈夫都同意，自封鎖以來我們不會在家裡做任何改變。儘管我們希望COV-19消失，但我們知道它不會消失。

自3月以來，從州長傑伊．英斯利（Jay Inslee）實施封鎖、居家令到社交疏離，再到強制戴口罩以來，我們就對該病毒進行了認真的對待。並不是說我們比普通大眾更聰明。我們的身份，來歷，共事的員工同仁，以及華人社區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2003年SARS疾病在中國傳播的寶貴經驗。

起初，並非所有員工都認為戴口罩是必要的。甚至美國衛生官員都拒絕了必需戴口罩的想法，誰能責怪我的一名不戴口罩的工作人員呢？因為甚至連外科醫生Jerome Robert博士在2月份，都還曾嘲笑人們應該停止購買口罩，但他後來卻改變了觀點。Anthony Fauci博士也發表了不清晰的信息。但他後來在6月16日才改變了信息，鼓勵並告誡人們需要戴口罩，因為一開始連醫療人員都沒有足夠的保護設備，怕造成民眾的恐慌和搶購。

一些非亞裔嘲笑戴著口罩的亞裔移民。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在祖國經歷了什麼，就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態度。2003年SARS在中國廣泛傳播時，我人在香港。中港兩地居民常在香港和中國邊界之間自由旅行。當時，適逢農曆新年期間，中國政府很難對疫情作深入的研究，因此也就沒有作出相應的警告或是措施，而一般人也很難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件。然後，SARS傳播到香港。然而，香港人直到發生一例嚴重病例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事情是由一位不知道自己染上SARS的深圳居民，到香港去探望兄弟，在兄弟住的35層高的淘大花園公寓樓中感染了107人，加上之後在醫院的醫護人員，總計有300多人被波及。之後 SARS也經由人傳人的方式發生在其他亞洲國家，一些人感染了這種疾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是由一個帶病毒的人傳播擴散的。這些報導當時在整個亞洲成為爆炸新聞。

我的家人，母親和阿姨以及我丈夫的家人都住在香港。 幾個月以來，他們一直感到恐懼，自我隔離並避免外出。 每棟建築物都在進行消毒，工人花費大量時間清潔公共場所。 政府已經對那些居民被感染的建築物進行了封鎖。 當時我可能已經被感染，因為我們都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 當我離開香港時，居民得知這個名為SARS的疾病，正在整個亞洲蔓延擴散。我回到美國讀到這個報導的兩週後，我的脊柱發冷，因為本地醫生和護士根本不知道SARS的傳染性，也不知道患上SARS時病患會感到多麼不舒服。

亞洲國家沒有忘記非典期間發生的事情。我沒有忘記在非典期間我的家人充滿了恐懼和壓力。香港人從「非典」教訓中學到了東西。他們這次準備好了如何對抗COV-19。每個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戴著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他人。目標是阻止擴散。現在，中國，香港，台灣，泰國，日本和越南沒有或只有很少的感染和死亡病例，人人戴著口罩居功甚偉。

早在2月中旬Covid開始在華州擴散，我的員工Nancy就要求晚來上班提早下班。因為她是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通勤，要避開在上下班尖峰時間的擁擠人潮。她也是最早戴著口罩上班的員工，之後她更要求只在星期六，沒有其他員工在辦公室的日子，她一個人進辦公室工作，其它時間則在家工作。我問她為什麼這麼小心翼翼，她表示非典期間亞洲國家受到嚴重創傷，也學到深刻的教訓。現在武漢封城，中國政府嚴陣以待。她在台灣的親朋身歷過非典的肆虐，因此都嚴重的告誡她，千萬不要掉以輕心，新冠病毒比非典來得更凶猛更可怕。因此她就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儘可能去貫徹落實防疫的工作。

之後在疫情逐漸升溫時，兒子問我為什麼還要員工進辦公室工作，這是十分不安全的。我接受了他的建議，在3月2日開始了西華報第一次部份員工在家的遠距工作，3月9日所有員工在家中工作。3月17日，每位員工都出現在辦公室，大家戴著口罩且保持社交距離，參加一次短暫的會議，共同討論如何改善在家工作的溝通和程序。西華報從此正式進入了全程遠距工作的新頁。

作為一名記者

問問題是我身為記者的工作。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在乎面子的東西。我們提出問題，核實事實，並研究問題的所有含義，同時報導雙方的問題、作法和立場。

川普說我們不應該擔心COV-19，那麼他將如何解釋破記錄的死亡和感染人數？病毒殺死的美國人比越戰還多，他仍然說這不是危險的疾病。然而數字不會說謊，如果我們不認真對待，將會有可怕的後果。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至今仍然認為Covid-19是個騙局，或認為川普處理疫情的政策是對的。為什麼他的粉絲還在愚弄自己，這是問題的所在，值得我們關注。

只有一條命

有人說：「我不喜歡戴口罩，很不喜歡。」、「我想參加聚會。」、「我不能不去酒吧逛逛。」

但是，這些行為的風險，對您和其他人而言都是很高的。您可能會說因為做了上述的行為，只會有很小的感染機會。是的，或許您是幸運者，否則那會怎樣？就會像德克薩斯州（Texas）一個30多歲的男人因感染Covid-19身亡前那樣說：「我犯了一個錯誤」已經為時已晚、為時已晚。記住，你只有一條命。為什麼要去冒險呢？

在中國文化中教育我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孝之始也。」我們相信我們有責任照顧好自己的健康，不要生病。這是孝順的一種方式。我們的身體是父母的禮物。爸爸在世的幾年前，我在生日那天打電話給他說：「謝謝您給我生命。」雖然父親從沒養過我，我是由繼父撫養。但是，如果沒有父親和母親，我將永遠不存在。我們要對自己的身體負責。

要信任科學

我不信任川普，因為我不僅信任科學，且更甚過於不信任他那誇張，虛假陳述和戲劇化的詞語。川普是一位商人，他對科學一無所知，也不尊重科學。他不為因自己的國家和百姓，去對學習科學感到興趣。他只會為自己的利益做事。更糟糕的是，他認為自己比科學家聰明。這讓我很害怕。無論他說什麼， 請讀者仔細核查數據和事實， 以免造成任何不可挽回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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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整個人類的文化，在某些情況下使情況變得更好……在另一些情況下，則使情況變得更糟。

以前從未質疑過我家的用餐習慣，但現在我體會到了。分享食物可以增進家人的親密感，分享食物會帶來彼此的歡樂。小時候，我的家人從來沒有在餐桌上放著公筷母匙，每個人都用自己的筷子在同一盤肉或蔬菜中夾而食之。有時，我們一家人甚至將湯匙浸在同一個湯碗中。回顧過去的吃飯方式，我感到很幸運，我們家庭中的每個孩子在成長為成年後，都沒有重大的健康問題。但這就是亞洲許許多多家庭吃飯的習慣。後來，當我拜訪我在香港的母親和阿姨時，她們都在桌上放了幾個公用的湯匙。

SARS於2003年改變了香港餐館的擺桌習慣，大多數餐館會為每位客人擺放一個湯匙和兩副筷子，一副是黑色，另一副是白色。由於對比的顏色，因此食客們不會混淆哪一副是自己吃飯該用的筷子，哪一副是用在從餐桌上的共用盤子中夾取食物時用的筷子。而且，永遠不必擔心用到公共的湯勺，也不用害怕別人會錯用你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喝湯用的勺子。

毫無疑問的是，香港這個擁有700萬人口稠密的城市，在過去的兩週只有4人死於新冠狀病毒，感染案例也愈來愈少，上星期只有一兩個案例，而且都是境外傳入。當然這還可以歸因於市民們迅速戴起口罩，以及政府提供測試和跟踪病毒傳播途徑的能力。

美國的中餐館也會為顧客提供湯匙，但不是足以讓每位食客都使用自己的湯匙。在家庭式用餐中，並非每個人都遵守規則。我看到朋友變得不耐煩，忘記了在集體晚宴上用公筷母匙來進餐。

社交距離的規定不僅適用於我們的工作方式，還適用於我們的生活和飲食方式。該病毒可以在夫妻間，兄弟姐妹間傳播，反之亦然。一個案件是一對親密的夫妻Kona Kitchen的東主Ida和Robert Mar，在兩天內相繼死於COVID-19。Costco員工Regina Lee與同住的姐姐和媽媽三人均死於新冠狀病毒。義大利之所以在COVID-19死亡和感染人數爆炸式增長的原因之一是，義大利人的家庭是幾代人生活在一起，彼此有著緊密的聯繫，案例發現在家庭成員中的傳播非常嚴重。

Covid-19教會了我們使用必需品的新方式。由於該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染性，我屬於弱勢群體。當我和丈夫一起吃飯時，我們確保有兩副各自使用的湯匙和筷子。在廚房裡，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毛巾。其實這種做法不應該只是在大流行期間如此，應該將其作為保護其他家庭成員健康的永久解決方案來實施。理想情況下，夫妻也應使用各自單獨的浴室。大流行期間由於居家令的執行，家庭的訪客很少，這提供家庭成員使用客人洗手間來防止病毒傳播的機率。然而並非所有家庭都擁有奢華單獨的浴室，可將一些消毒劑滴入水槽和馬桶中，以確保不同成員使用衛浴設備上的安全。

髒的手機

我的手機過去很髒，因為 我從沒想到要清潔它。如果冠狀病毒讓我有任何陽性反應，那手機就是其中之一的罪魁禍首。

過去我從來沒有想到要清潔iPad或電視遙控器。而且我白天也不經常洗手。我從不擦拭門的把手或水龍頭。僅僅因為我看不到污垢並不意味著它並不髒需要清潔。同時在下班回家後，我從來沒有洗手的習慣。現在，健康專業人員教會我們到家時要洗手，因為病毒可能在外出時落到了我們的手上。

自給自足

新冠狀病毒迫使我們改變常規，變得更加自給自足。過去通常需要別人幫助的雜務事，現在由我自己承擔。我發現我可以做的事比我想像的還要多。我們學會了自力更生並自信我們能夠做到。

也許我最大的成就感是修理眼鏡。眼鏡店是非必需品生意，因此已經關閉。但螺絲從我眼鏡的鉸鏈（hinge）上掉落不見了。我借用丈夫的工具箱，找到最小的一把螺絲起子，用我那副舊眼鏡中的螺絲替換上。我不知道為什麼要保存所有舊眼鏡，但是現在它竟然給派上用場了。我第一次注意到鉸鏈上的螺絲顏色，金屬和尺寸是有不同的。由於螺絲太小，甚至很難將它放在孔中。我發現有一副與螺絲尺寸相匹配的眼鏡但顏色不對。沒關係，因為沒有人會用放大鏡看著我的眼鏡。

我也很想去理髮店剪髮或去鋼琴老師那上課。我喜歡和他們聊天。理髮店也同樣關閉，我的頭髮長了，於是我用一把普通的剪刀作了修剪。我以前從未剪過自己的頭髮！但這沒關係，我不是在尋求完美，關鍵是要把它完成。這個星期我準備要剪頭髮的上層。如果一次修一層會更容易操作處理。

不握手

不需和別人握手是我最喜歡的新生活常態。因為永遠無法知道與你握手的人是否攜帶各種細菌和病毒。我從來不願意和別人握手，但是我自己是企業主，常常是別無選擇。現在，肘部相碰代替握手，實際上對健康方面更有意義，我接受了這種打招呼的方式。

如果骯髒的手碰到臉，那麼可能會厄運臨頭。順便說一句，我喜歡摸我的臉，難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如此嗎？現在我必需常常提醒自己，要把手從臉部或身體的任何其他部位移開。NBC新聞建議大家可以用紙巾代替手。我的皮膚一直很癢，因為它很乾。所以我會在臉上噴蒸餾水（distilled water）是阻止瘙癢的另一種方法。

環保習慣

由於在大流行期間始終強調清潔和消毒的重要性，因此會傾向於過度使用面紙和紙巾。

我們每天使用多達20塊紙巾。 紙巾用起來很方便但確實也是浪費，而且會製造很多垃圾。從疫情初起，我們決定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毛巾並盡可能多地多洗手多擦拭。而且我們每天都要更換毛巾。

要使用紙巾，我們現在的一種方法是不使用整張，而是將它們分成兩半。現在，我每天大約用到5張紙巾，而不是過去的20張了。

選擇你的鄰居

我和丈夫過去不知道我們是否是做出正確的選擇住進華埠國際區（ID）。疫情大流行確認了我們的決定是對的。當時，我們的親戚和朋友，包括我們的兒子，對我們的選擇表示懷疑，因為華埠具有不安全的形象，而且現在它的空氣質量是西雅圖最差的。

然而沒有人能預測到全球疫情大流行和封城居家的禁令。我們非常感謝自己生活在不需要開車，乘公共汽車或乘地鐵的社區中。幸運的是，華埠是由十多個大型和小型超市以及數百家餐廳組成的社區，這些企業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居家的方便。

我的一位住在加州Arcadia的朋友，早上需花一個半小時以上的時間去雜貨店購物，儘管上午7點至8點被指定為老年人購物時間。但輪到他進商店時，所有的雞蛋和牛奶都賣光了。

多倫多（Toronto）的另一位朋友住在距超市幾英里之遙，他說在線雜貨店送貨（online grocery delivery）要等三個星期貨才送到。 自3月17日居家令以來，侄女是唯一會帶他們夫妻去買雜貨的人。

如果是我碰到他們的這些情況會使我感到壓力，因為這樣的話那我必需依靠別人的幫助，才能來滿足我的基本需求。如果我早餐不吃雞蛋，那會讓我發瘋。在華埠國際區居住了將近20年，使我們能夠在同一個街區購買自己的食物和工作，並按時出刊《西華報》和《Asian Weekly》，不論是下雨或下雪，病毒或其他緊急情況都不受到影響。我以為COVID-19會破壞我們出報的時間，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居家令期間我們步行去買食物。一些朋友試圖停下腳步要和我們聊天，抱歉，我並不是故意要無禮，但是我提醒他們要保持社交距離，或立即和他們告別。我向所有渴望與人接觸的人表示歉意。事實上我是很想聊天，但現在確實不是聊天的時候。

我們感謝有機會外出鍛練身體並離開家的時候，能夠以我們生活和工作中的稅收來支持企業，我感到非常高興。

我不是在告訴大家該住在哪裡。 但是，如果由於COVID-19一直在抱怨鄰里社區的人，也許是時候考慮你的選擇，那就去找一個適合自己需求和生活方式的社區，讓自己的日子過的快樂和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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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在電視直播上發表講話，命令我們待在家裡與冠狀病毒作抗爭。他沒有提高嗓音，聲音也不刺耳難聽。就像父母懇求孩子一樣，耐心傳達他信息的緊迫性，並沒有提及違抗的懲罰條款。但是在中國，中國人在病毒爆發期間，若不遵守規令仍任意進出公共場所，或不戴口罩等，被公安人員拉走，毆打和拷鎖的畫面，至今仍歷歷清晰的在我腦海中。

但是，中國對冠狀病毒鬥爭的強硬手段似乎奏效。暫時新病例數目並未增加太多。但是，對婚姻的影響卻是驚人的。西安是個位於中國西北部人口為1200萬的城市。根據中國多個網站的數據(包括西華報)，自從政府解除疫警，該市重新恢復運轉以來，西安市的離婚率已飆升至3.2％，而這僅僅是今年年初的現象而已。

由於現在正為因應防疫而勸導推行的 距離社交（social distancing）生活方式，被認為夫婦有更多在家裡相處的時間，應該比以前更能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怎麼反而有更多的夫妻要離婚呢？上週，喜劇演員Stephen Colbert在他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目中預測，由於病毒大家居家留守，可能在美國造成許多嬰兒。這和西安的高離婚率是多麼大的對比啊！

美國人認為，夫妻在一起的時間更多，他們的性行為也會增加。至於是否如此？結果如何？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Colbert的預測就能見分曉了！

比較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有趣的是，中國離婚率甚至在病毒爆發前就在上升，而美國人的離婚率卻在下降。根據2018-19年的統計，這兩個國家的比率相似，每千人約3.2％。該病毒是否會影響美國人的離婚率，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但是，如果大家考慮到經濟原因以及美國人今年因COVID-19造成的所有其他挑戰，這個問題就不會是那麼簡單有答案了。

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24/7)你會想和誰在一起

在疫情危機時期，大多數人都希望與家人在一起，這是一個選項。但是，由於封鎖和距離社交的限制，有些人可能就沒有太多的選擇能與某個人同住。這個某人可能出於必需基本生活的需求，而被迫不得不與他人在一起，而不是因為他或她是一個可以被忍受同住在一起的人。這個狀況有可能包括配偶，父母甚至孩子。一些父母很開明，他們寧願去工作也不願照顧孩子。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中，有父母角色互換的原因，有些男人更喜歡待在家裡，而不想到外面去打拼。

在一次網絡採訪中， 一位美國醫生被問到他每天被規定呆在家的感覺。他說，每晚能夠與妻子和兩個大學生的孩子共進晚餐，是一份很享受的禮物。如果你的孩子還小，精力充沛且在叛逆期，那該怎麼辦？我假設這位醫生有一棟大房子，家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臥室，加上家庭房和許多其他房間，而且沒有人要與其他人共用浴廁，所以互相被干擾的情況就少了很多。

但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居家環境不同。美國人從未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由於房地產價格昂貴，在中國通常有兩代甚至三代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今天中國的房價昂貴，面積更小，更緊湊。個人要擁有自己的空間是不可能的。冠狀病毒封鎖期間大家日復一日的在一起，對於住在同一家庭的人們來說，這將是一個挑戰，衝突和緊張情緖會迅速而頻繁地出現。許多人只會感到似乎跟被困在監獄中一樣，沒有太多的呼吸空間。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就是處在這種感覺中。你可能會說那是五十年前的狀況，但是這個狀況並沒有因時間而產生太大變化，許多亞洲城市仍然存在住房危機。

我在高中時期，和祖母及一個弟弟，是住在同一個房間並共用一張雙層床。房間的面積為250平方英尺。在此之前，我是住在一個沒有窗戶，只夠放一張雙層床的房間。我們的餐桌是多功能的，它是我的書桌，是媽媽縫衣服的工作桌，以及與朋友打牌的麻將桌。由於嘈雜擁擠不堪，我常常無法在家能夠安心學習。高三的時候，我不得不逃到天主教主辦的Caritas這個像扶輪社少年男孩與女孩俱樂部的天主教組織，大家在狹窄的房間裡讀書，這個房間到夏天考期近時，甚至有100多人共處一室。在寂靜無聲的房間裡大家埋首苦讀，但仍能聞到陣陣瀰漫在房子裡的汗水味。

來美國讀書前， 我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張桌子和自己的單人床。直到我住進美國華大學生宿舍我才擁有了它們， 這給了我一生最大的快樂， 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居住的自由。十年前， 當我訪問期間到訪北京大學時， 我看到了不怎麼大的學生宿舍， 每個房間可容納四個學生。一名學生說， 如果室友的女朋友在週末拜訪他， 其他室友就必需迴避。

各位想像一下， 一個三代五口之家擠在一間400平方英尺的屋中。房子是位在商店後面的居住單元。客廳和臥室間沒有隔板，只用一道簾幕隔開。這就是我在中國成都偷看一家人時看到的景況。

在封鎖期間，該疾病始發地武漢的居民被禁止外出。所有的食物都是宅送到家門口，並沒有太多考慮到食品是否足夠充裕的問題。而且，居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所有的消息都只能從國有電視台看到的報導而已。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新聞來源。在華盛頓州，我們的州長，金郡行政長官和西雅圖市長出現在電視上，並告訴我們COVID-19的嚴重程度，並敦促我們傾聽。我相信他們說的每句話。我相信本地電視網絡和本地報紙《西雅圖時報》對此病毒的報導。我不必擔心那會是假新聞。我們必需數一數我們竟是得到的這麼多的祝福和訊息。

我們的雜貨店和藥房仍然營業。我們還可以見到人，並外出走走呼吸些新鮮空氣，這至少標誌著生活和活動沒有停止仍然流轉並不可怕。我們身處在像冠狀病毒，對我們而言是這麼陌生的狀況下，能在華埠國際區走動，感受到短暫陽光的照射，對我們來說都深具意義。

逆向趨勢

星期天，我收到了來自香港的前高中朋友的一封令人驚訝的短信。她也是畢業於華盛頓大學。她說，中國政府列出了6000多名經驗豐富的醫生，這些醫生在治療COVID-19患者方面有經驗。這些人現在可用於全球範圍內提供信息和服務。這些醫生中的許多人也是說英語的。

突然，美國和中國切換了角色。 我們美國人曾經是全球衛生領域的專家，而如今即使在疫情危機解除後，中國似乎居帶頭的角色。川普總統會接受中國的幫助嗎？如果全球兩個大國可以共同合作，世界將獲得更多利益。 遺憾的是，自去年的貿易戰以來，美中關係一直擱淺。

我們在電話上聊天。她說，目前出現了一些相反的趨勢。兩個月前，許多華裔美國人籌集資金將口罩郵寄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郵政局人們排隊等候將口罩郵寄到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因為現在大家可以在香港輕易買到口罩，因為疾病得到了控制，且價格也下降了很多。

為了節省口罩和金錢，我在香港的嫂子將自己關在家裡好幾天，這對許多中國家庭來說是很典型的作法。他們甚至都不記得有多少天沒從公寓裡走出來。他們忍住了對孫子孫女的想念。他們耐住了一個多月沒有玩自己喜歡的消遣麻將。每個家庭只能派一個人出去買菜，通常是丈夫。 他們對病毒的重視程度超過了西雅圖人，據我所知，在這個關鍵時期，某些西雅圖人還曾組織過私人聚會，聚會中的每個人都被感染，即使沒有人在聚會前出現症狀。這些人忽視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因為你沒有症狀，就不表示你有可能成為該病毒的攜帶者。

她接著又給我發了一條建議：「只要戴著口罩，勤洗手並且不觸摸臉，你就很安全。」我告訴她，許多美國人不理會COVID-19。他們甚至去海灘玩樂。他們也不戴口罩。她說：「據我在新聞中看到的消息，美國人對戴著口罩的人感到奇怪，對戴著口罩的亞洲人有所歧視。」

在香港，人們在2003年SARS爆發後汲取了深刻的教訓。戴口罩是擺脫疾病的保護措施之一。由於吸取了教訓，在香港如果你現在不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大家會鄙視地盯著你，因為他們認為你很討厭，是病毒的傳播者。她解釋說，美國衛生官員不希望公眾戴口罩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沒有足夠的口罩來滿足需求。如果政府要求每個人都戴口罩，那麼站在醫療前線的醫生和護士就會遠遠不夠有口罩可用了。」

請聽我們州長的懇求：為挽救大家的生命，請人人都留在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