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應接受口罩文化
疫情防控常態化下，口罩必不可少。事實上，口罩不僅是一種醫療衛生防護用具，其背後更蘊含著人類歷史文化的積澱。
顧名思義，口罩就是用於遮掩人口鼻的用具。人類遮掩口鼻的歷史極為久遠，最早要追溯到各種宗教祭祀中所使用的面具。保有原始的萬物有靈信仰的人們，會在祭祀時將面部用面具遮蔽，以阻擋自己呼出的不潔之氣的傳播。這種面具既有宗教儀式中的像徵意義，也包含了遮蔽不潔之物的內涵。
隨著人類社會與疾病的不斷鬥爭，人們開始發明專門保護呼吸系統的口罩。中世紀「黑死病」的暴發促成了「鳥嘴面具」——一種真正意義上醫用「類口罩物」的誕生，其直接作用就是防疫抗疫。19世紀後，近代醫學、科學飛速進步，使得口罩的發明有了明確的科學理論依據，人類進而發明了真正意義上的口罩。
口罩展現了人類在諸多方面的智慧與創意，它既是一種物質文化，也是後來公共衛生理念和民族區域文化的符號載體。在現代社會，口罩早已不僅是具有防護功能的專業用品，更是折射不同民族文化和大眾心理的一面鏡子。
從東西方文化差異來看，戴不戴口罩形成了非常有趣的鮮明對比。中國、韓國、日本乃至東南亞的民眾都嚴格遵守政府關於公共場所佩戴口罩的規定，這種習慣其實與東亞各國莊重自持的禮儀規範和謹言慎行的行為意識不無淵源。而在歐美各國，疫情下的口罩強制令遭遇了抵制和抗議，許多人認為這是對其自由的限制和權利的侵犯，各種由佩戴口罩而引發的街頭抗爭時有發生。
因為被政治舞台上某些別有用心的政客刻意政治化和標簽化，作為防疫裝備的口罩無奈地卷入了政黨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各種紛爭。本該屬於公共衛生領域的議題，卻演變成了政治表演、政治鬥爭、政治站隊的焦點問題。這造成信息傳遞和功能定位上的錯亂，進而殃及的是一個個生命。
然而口罩禁忌正在迅速消失，不僅是在美國，在西方各國都是如此，因為愈來愈多的專家表示，這種做法在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方面是有效的。對西方國家來說，這種轉變意義深遠，不僅需要克服後勤挑戰，確保足夠的口罩供應，還需要克服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阻力，甚至是與戴口罩有關的污名——一些西方領導人直接把戴口罩的人說成「異類」。
有關口罩本身的討論，有時演變成關於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的更大討論，將西方的個人主義與亞洲的集體主義對立起來。在川普總統宣佈美國疾控中心現在支持廣泛佩戴口罩時，卻表示自己不會戴口罩，似乎就體現了這種矛盾心態。專門研究流行病的法國人類學家Frédéric Keck說，在西方，人們以個人主義角度看待戴口罩的問題。「『外面有病毒，所以我戴口罩只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在亞洲社會，集體主義理性說，『我戴口罩是為了保護別人。』」
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Friedrich E ngels）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新冠疫情是一場人類共同面對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口罩既是人類應對這場戰爭的重要武器，也是人類社會共有的集體記憶中的新成員。在危難面前，人類需要放下分歧，共擔風雨。小小的口罩將是這一切的見證者。
加州在6月16日正式對疫情解封，關於已經施打COVID-19疫苗者可以免戴口罩的鬆綁令，史瓦茲柏格（John Swartzberg）這位享譽國際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傳染病學專家，舊金山灣區當地有關疫情資訊的權威 表示，疫情對全球人類帶來創傷，人們盡其所能保護自己，不可能一下子就中斷保護的行為。他說，「也許很多人沒有困難就能輕易甩掉口罩」，但口罩不只是防疫情，還有許多的好處。
他記得4年前曾到台灣進行系列演講，有一天傍晚走在台北街頭，發現很多人戴著口罩，那時他想「我也要這麼做」。現年76歲的史瓦茲柏格說，過去他每年至少感冒2、3次，記憶所及從2019年10月以來沒有感冒，就是因為戴口罩，「我享受那種感覺」。在加州啟動後疫情時代社會新常態之際，他仍會繼續奉行戴口罩，「若處於擁擠、不受限制的環境，或者因為感冒了、沒有重症又需要出門就會戴上口罩」。只有確定與都接種過疫苗的人同處一室，他才選擇不戴口罩。
史瓦茲柏格希望美國能夠接受口罩文化。戴口罩是預防呼吸道傳染病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為什麼不戴口罩呢？保護自己、保護他人。」他表示，戴口罩將是美國人可以學到真正有價值的疫情教訓之一。前衛生部長、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現任主席Jean-François Mattéi，表示，這次疫情結束後，流行病期間戴口罩很可能在西方國家成為「常態」。口罩將成為家庭必備的醫療用品之一。
本健康系列由華盛頓衛生部（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Health）提供資金支持，該部門對此內容沒有編輯意見或進行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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