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大道4天內發生2起殺戮事件後,警方正在加強巡邏,西雅圖今年迄今已發生10起兇殺案。但由於警察已經捉襟見肘,老闆和企業主表示,他們迫切需要上班族返回市中心,以增加眼睛和耳朵。「現在,在街上吸毒的人比我們多,」一位沙龍老闆說。而西雅圖警察局在打擊犯罪期間清理了第12大道和Jackson街附近的區域幾週後,這個地區顯然安全了許多。
吸毒
擔憂治安問題 華埠商家搬離西市
(本報訊)由於商舖附近犯罪問題日益嚴重,越來越多商家正計劃離開西雅圖。華埠國際區的一些業主表示,他們對多次遭到入室盜竊、周邊吸毒和無家可歸者氾濫感到萬分沮喪。
就在1月28日凌晨,華埠國際區又再次發生暴力犯罪事件,一名男子在Kobe Terrace Park遭到槍殺不幸身亡,目前警方仍在就該案件進行調查。華埠多名業主表示,槍擊、刺傷、吸毒,以及發生在第12大道(12th AVE)和南積臣街(S Jackson)拐角處的一切犯罪事件,已成為該地極大的隱患。
越南麵館Dong Thap Noodles東主Nick Bui表示,自己的餐館已被入室盜竊多次,其中一些場景被監控錄像拍攝下來。他早在上個月便向媒體透露,由於多次遭到入室盜竊,他的商用保險也沒有更新。自己已經決定搬離華埠國際區,改在位於塔奇拉市(Tukwila)的Southcenter Mall 繼續經營。Bui 稱自己相信該地區許多企業會選擇效法此道,逐漸離開華埠國際區,因為犯罪問題隨時間推移只會變得更糟。
位於Dong Thap Noodles 拐角處的越華超市(Viet Wah)副總裁 Leeching Tran 也表達了相同的擔憂,他表示:「我們在這裡已經30 多年了。看到它變成這樣真的很難過。聽說這一社區的企業正在離去,我們感到很難過,但與此同時,也理解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因為我們親眼目睹了這些問題。」
西雅圖市長哈雷爾曾表示,華埠國際區是他非常關心的社區,而身在這一社區的民眾則希望他能夠信守承諾,拿出更多具體的方案來解決現有難題。警局方面表示,目前在華埠國際區已經加派警力巡邏,尤其是在第12 大道和南積臣街附近更是受到額外關注。
對於社區質疑聲,市長哈雷爾無法親自接受采訪,但市長辦公室發表了以下聲明:
「對於本地企業來說,不確定性和混亂必須被安全和支持所取代。在哈雷爾上任首月中,市長一直在與西雅圖警局合作制定一項計劃,從而依計劃採取行動、追究違法者的責任、清理街道並重新設定社區規範。」
華埠毗鄰Sodo與喬治鎮糟糕透 罪案吸毒流浪進入最惡劣期
(本報訊)雖說華埠流浪漢問題嚴重困擾民生,但與華埠附近的工業區Sodo 及喬治鎮Georgetown相比,華埠的情況還是小巫見大巫。根據西雅圖警方南管轄區的最新罪案資料顯示,上述兩區的罪案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一,成為有史以來的最黑點。這惡劣現象都歸究於大量販毒吸毒者流入區內,部份吸毒者更是住在停泊在街道兩旁的露營車內。除了引起不良治安,還直接影響了區內商戶的業務。
與西雅圖全城在去年罪案率祗上升百分之一比較,Sodo 及Georgetown的極速下滑確是令人不可思議,而這兩地區發生最嚴重的是財產罪案property crime。自兩年前開始這地區來了很多停留不動的露營車,漸漸地打破了區內的沉寂與平和。部份住在車上的固定流浪居民也偶然成為被打劫或搶掠的受害者。
據區內的商家們表示,很多吸毒者都選擇在晚上潛入店內或一些建築物內偷錢偷東西,而且次數頻密,店主經常蒙受損失。即使他們偷入店舖內觸及警鐘,但往往也是店主先抵達現場,然後等待警方到來。結果匪徒早已逃之夭夭。一般偷竊的範圍很廣,基本上是可以偷可以搬走的都會被偷,包括發電機、天然氣罐、汽車電池、廢鐵及工具等,吸毒者會轉賣這些賊贓換取金錢來購買毒品。被偷竊的商戶經常要更換保安系統,維修受到破壞的門窗及增加防盜設施,但結果也未能成功防止這些匪徒再來重施故伎。
基本上Sodo 並不是一個理想的流浪者之家,因為這裡主要是工業區,公共浴廁欠奉,同時也沒有圖書館或公園可以讓流浪者流連。住在區內的流浪者日間必然會到其他鄰里區渡日,他們也不一定是犯罪者,部份是生活迫人,他們也是一直從城市的不同地區被驅趕,最後才來到這一地區。在Sodo區內鎮痛醫藥治療的長青治療服務中心主任素庫表示,大部份區內的流浪人士並不是罪犯,他們都想尋求生存方法。
由於西雅圖市並沒有禁止市民在車上露宿,所以也造成了Sodo及Georgetown內露營車霸佔停車位的問題,政府雖然有規限車輛不能在同一個停車位停迫超過七十二小時,但慣於停迫在區內的露營車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移動到另一個地點。其實他們都是從一個地點調換到另一個地點,或者是互相調換停車位,基本上是沒有離開,拖車公司也不願意將他們拖走,因為車太舊太爛賣不到錢,也沒有車主來贖車,反而隨時會令拖車公司蒙受損失。
為了改善Sodo的治安問題,西雅圖市計劃由今年開始在該區推行執法輔助外展計劃,在區內聯繫一些輕微吸毒者,希望透過外展輔導,將他們帶離罪惡。該項計劃曾於二O一一年首次在西雅圖警察局西管轄區內推行,成功將一些罪惡邊緣人士引導回正軌,為他們提供在職訓練及教育培訓,慢慢幫助他們重投社會,開始自給自足,解決食住問題,得以不用再流浪街頭。這項計劃曾經在本地逾二十個城市進行試驗,成績理想。西雅圖市政府為此寄以重望,期朌計劃能為Sodo的治安及流浪者解困。
華埠治安惡劣居民憂心 西市政府代表急忙解民慮
(本報訊)為傳達西雅圖市政府高度重視華埠社區的治安問題訊息及回應居民關注區內民生受到流浪漢在附近囤居所造成的困擾,西雅圖市政府資深副市長方威武與警務處長貝斯特暨鄰里服務部、交通部及十二街收容流浪漢的導航中心代表們日前出席在華埠中華會館舉行的居民大會,聆聴民意,探討解決華埠治安問題應採取的相關措施。
居民大會主持人中華會館副主席李文輝指出,他參與華埠社區各項活動六十五年,他曾是餐館東主,多個團體的負責人,積極推動華埠建設如牌樓及孫中山先生銅像及組織各種義務工作等,但從未有像這數年間的遭遇,令他對華埠感到極端失望與失落,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近年區內的治安每況愈下,令區外人望而却步,區內人特別是長者都害怕外出。這情況特別受到十二街收容流浪漢的導航中心啟用後變得更惡化。相信很多華埠居民,工作者,商家及物業持有人也有同感。大家都受到流浪漢以各種不同形式的滋擾,如區內販毒吸毒,非法囤居,行乞討錢,便溺,塗鴉及持械搶劫等等。警方雖然鼓勵市民遇事故時要致電911,但市民卻未得到即時的回應,令人感到無所適從。
李文輝強調導航中心的存在是事實,雖然中心已加上大門及要求入提住者祗能在中心內指定範圍聚集,每日中心也增派人手到附近撿垃圾,但中心管理未如理想及引來未能入住的流浪者在週遭徘徊擾民也是事實。
西雅圖資深副市長方威武指出,市政府會與相關部門共同改善導航中心的管理,警務處長貝斯特親自在區內觀察,其團隊已著手加強巡邏,西雅圖公共設施部門也逐步處理堆積的垃圾,加強街道照明系統等工作。不過方威武副市長直言,解決華埠惡劣現況並非一朝一夕能處理妥當的,但他與市府各部門會繼續跟進,與華埠居民保持對話與合作,共同改善華埠大環境。
為了生存 我在大學時做了6件離譜的事
靜雯博客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我能夠在美國上大學,是件令我難以置信的禮物,那些課程至今仍引起我的共鳴。如果我還呆在香港,還留在那裡長大成人,我很可能會是個短視和無膽的順從者。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以下六項是能夠突出著我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形象和表現:
6. 我吸了嗎?
在處理毒品問題時,我比克靈頓總統更誠實。他從不承認自己是否在年輕時吸過毒。「我有吸,但是沒有吞下去。」是他的回答。
當我第一次作為國際學生來美國時,我對毒品一無所知。在大四時,我在偶然間發現了毒品。那是在一群《華大日報-UW Daily》記者和編輯們組織的一場15還是17個人的聚會。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談話、吃喝,然後大家圍坐成一圈。之後,有個人在中間點燃了一支半尺寸的香煙,慢慢地深深地吸這支煙,這個人看起來很滿意,情緒也很高亢,然後立即將香煙遞給他旁邊的人。我承認我當時很傻,想知道它是什麼!很好奇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讓一個人吸了一口後,就看起來如此的被著迷?
但我的好奇心快速轉向機警,我在想輪到我拿香煙時那該怎麼辦?我是吸呢?還是不吸?如果我不吸,同伴會覺得我不屬於他們這一夥人?我是否想成為這種不衛生儀式的一部份,因為每個人都通過微小的「聯合參與」行為,正傳播著細菌,我的思緒在決擇中陷入了困惑。
最後,大麻輪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間,我把它傳給旁邊的人,它那可怕的氣味讓我感到厭惡,同圈中像我這樣的還有另外一位同學。當聚會結束後,我發現它是什麼東西了,我很高興這輩子沒吸大麻,而我們聚會小組的同學們仍然接受了我。
從這件事,我意識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必要得到旁人的認可,同伴的壓力是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做我自己,就像已逝的南非總統民主鬥士曼德拉(Nelson Mandel)所言:「我是我自己這條航船的船長,也是我靈魂的主宰者。」我很自豪我抵抗住了大麻的誘惑。
5. 要求教授改成績
你曾經要求過你的教授改你的成績嗎?我曾經做過一次。
當從華盛頓大學的第一季度拿到我的GPA成績時,我被嚇倒了。在GPA中我得了3.25分,在我註冊登記的18個學分中,獲得了3個B和1個A。(15學分以上,才能被認為是全日制學生)。
這個成績看來是不錯的,但要申請到獎學金,那是不會讓主事者印象深刻的。我拿到的一個B,是一堂英語課,我當初指望的是得到A,因為這B會削弱我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我決定去和教授談談。
也許情緒太過不堪重負,我沒有事先準備一個計劃,讓教授相信我應該得到A,我沒作預約就去了Padelford Hall的辦公室。你可以說我很大膽,但坦白地說。我當時心情是挺絕望的,也不在乎自己的英語不夠好,因為我在美國待了還不到一年,也沒在乎我的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校園很安靜,因為大多數學生已離開校園,去享受12月份的各種假期。
「我怎麼會得到一個B?」我直言不諱地發問。
教授本可以說:「滾出去。」或「你怎麼敢來質問我?」相反地,他解釋說,我在英文科的領域已經進步了很多,「這個B非常接近A,這是一個B+」他回答道。當時,華大的成績沒有所謂的+ 或- 的十進制系統。
「但是B+不是A」我推論著說。「沒有人知道我得的是B+」我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A?」他問道。
「如果我沒有獲得A,就沒有資格獲得學費獎學金。」我回答,包括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州外學費所帶來的所有財務困境。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 令我驚訝的是,教授居然說:「我會把你的成績改為A。」我驚呆的竟說不出話來。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說服的能力上是很不行的,但我堅持不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教授同意改我的成績。
是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時候都獲得了全額學費獎學金。來自華大的財政支持,改變了我在教育上的經歷。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支持,使我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充滿希望、幸福和成功的決心上。
每當任何人成績不好時,我都不會建議你去見教授要求改成績。但是當時我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也並非所有教授都願意去傾聽學生的需要。現在你讀我的故事,或許能制定一個比我更好的策略和方式。
但教授教給我的這個經驗是強大的,那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年輕人。也許,也就是因為他的啟發,讓我後來通過西華報基金會,開創了支持並贊助青少年的許多活動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或許,他意識到成績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學習才是高於一切。
4. 李小龍和我
1973年夏天,李小龍在香港去世後,我與這位傳奇人物的過往,曾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我在《華大日報》工作時,編輯對我說:「李小龍剛過世,你去寫篇報導。」他沒問我是否可以勝任,因為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命令。他給我的唯一指示是:「李小龍是一名華大的學生。」
我當時對李小龍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是個電影明星。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是誰,更糟糕的是,我對他在西雅圖的關係是毫無頭緒。
在我要說「不」之前,編輯說他已期待截止日期就在幾天後的下期《華大日報》,要去看看我寫的這個故事。他的假設是,我是華裔應該了解華人社區的事。真是錯了!我只是一個社區局外人,只是個住在華大宿舍裡的學生,只在必要時才去校園外活動。
當時沒有互聯網。因此,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李小龍是如何死的。我的阿姨是李小龍的粉絲,對他的演員女朋友是十分不滿意的。他是死在女朋友家裡,阿姨對她頗有微詞。
與此同時,我在華埠國際區周圍挖掘材料。有人說,李小龍曾經在已故的西雅圖前市議員周馬雙金(Ruby Chow)的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很容易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周馬雙金的電話號碼。
我打電話給周馬雙金,當我告訴她打電話的目的時,她立即掛斷了電話。多年後,我遇到了的周馬雙金,但從未向她提起這件事。她一直支持我在西華報中英文版的職業生涯。
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李小龍有位叫九哥的功夫兄弟雞尾酒,在Everett擁有一家中餐館。
是的,丈夫(當時我的男朋友)一路開車送我到Everett。由於害怕九哥會掛我電話,我沒有冒險事先打電話給他,我們一直等到餐廳週日下午他和妻子來開門時,我趕緊自我介紹。他給了我很多關於對李小龍的故事。
亞洲和美國媒體都沒有關於李小龍在西雅圖生活的故事。我在《華大日報》的這篇報導,是當時唯一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故事,文章中我詳細介紹了他在西雅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的故事是第一個證實李小龍從未從華大畢業,而其他媒體則報導他是華大畢業生。事實上,他只是在華盛頓大學就讀了幾個季度而已。
就在那時,我對新聞業的熱情愈來愈高。當編輯發配我寫報導時,我是很害怕的,但現在,我很感激他的激勵和要求。我們的信心不會隨處發芽,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建立能力。我很高興沒有讓他或我自己失望,真要感謝編輯Mike給我這個獨挑大樑的機會。
3. 隱瞞年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餐廳服務員。沒錯,為了賺更多的小費,必需在不錯的餐廳工作,不僅要提供食物,還會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為任何人提供酒品必需要年滿21歲,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有關年齡有限制的規定。
我的第一份侍應生工作是在俄勒岡州(Oregon),我撒謊說我曾在香港做過侍應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父母從不讓我在香港當服務員,因為害怕丟他們的面子。在那個時代,當服務員不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我通過「經驗」問題考核時,因為年齡關係我知道我仍然沒有資格。一家河船餐廳(riverboat restaurant)僱用了我,但告訴我因為我的年齡,不要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特別是在餐廳客滿的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因此這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三星期後,我被迫離職了。但那時,我已擁有了成為一名服務員的所有技能,包括拿著一個裝有8個晚餐大小盤子的大托盤,當時還沒有發明推著的餐車。
一週內,我找到了另一個服務員的工作。老闆是華人和白人。他們讓我提供雞尾酒,即使依我的年齡這樣做是非法的。記著所有雞尾酒的名字很有趣,但最讓我感到甜蜜開心的時刻是在我提供食物後,我會向顧客要求或推薦酒品:「請問要再續杯?還是要喝點什麼酒?」如果他們說「好」的話,這意味著我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費,因為食客通常會以開銷的比例給小費,同時客人的高銷費額,也會贏得老闆對我的稱讚。
有次,一位顧客說:「你看起來不像是21歲。」我笑了起來。「你太好了,謝謝!」我回答。事實是,當他意識到我年齡不足時,我很緊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覺得客人是未成年人買酒時,我居然是那個檢查他們身份證的人。
餐館老闆在我身上下賭注,如果因允許未成年服務員提供酒給客人而被捕,他們可能會遇到嚴重麻煩。我猜他們因為是非常喜歡我,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盡全力支持我這個大學生。在我的旅途中,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進入下一步和再下一步,讓我有能力去準備迎接更大的生活挑戰。
2. 在華大上中文課
對許多華人移民學生來說,即使中文是他們的母語,也會選修200級的漢語課,不少教師和同學以及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都對那些移民學生感到憤慨和蔑視。
為了提高GPA,許多學生選修簡單的課程,這可以保證他們成績是A,這種情況時不時的會發生。
由於其它原因,我選讀了兩堂漢語課程(400級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閱讀上很讓我感到吃力。事實上,中文教授對華人學生的評價,要比非華人學生要求更高。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班級,是為了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其他中國學生會面,他們都是研究生和知識份子,我是班內唯一最低班的學生。令我興奮的是,當我提出好的答案時,總是受到挑戰和尊重。
我也非常想家,我渴望通過中國詩歌和故事,能與我的文化身份聯繫起來。我初來美國的時並不欣賞我的母語,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在學校說中文,非華人的同齡同學會嘲笑他們。那時中國也不強大,人們往往會輕視他的人民和文化。但是這堂課讓我欣賞到中國文化,並讓我認識到這個能力在過去和現在對身處在外國的華人都是個資產。奇怪的是,當我在香港時並沒有多想我來自哪裡。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身處在外國的陌生人,就會通過另一個多角度的鏡頭,來回顧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別是當想家時,會發現自己和祖國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豐富源頭,這是鏈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親密方式。
我當時也意識到我生活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並獲得最好的文化和經驗。它也點燃了我的精神,讓我能擁抱美國的價值觀,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建立並搭起了亞洲和美國間的橋樑。
1. 封殺「拒絕」
在我大學時代遭受了不少拒絕,甚至讓我失去了方向。我甚至看到「拒絕」二字被寫在我的報告上,或其他人在口頭上對我說「拒絕」。但「拒絕」擴大了我對事物的觀點。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特點,希望每天都仍有這個挑戰的狀況。
我想,這件事發生在我大一轉學到華大的時候。華大在錄取規則政策中寫明,只接受入讀三年級的轉學生。我看到了,但這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以各種方式申請。然後,在五月份收到拒絕信,告訴我需要再等一年。我心煩意亂地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來信。想著也許要再試試。看到了在信的最後有一小段註明:「你可以請願。」並提交最近的學習成績。哈!我對自己說,這封信實際上並沒有說「不。」
我在回信寫了很多正當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應該被錄取。我在上一學期從俄勒岡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學院獲得了三個A和一個B。
6月底,華大入學辦公室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對拒絕有什麼看法?「拒絕」並不總是代表「不。」它不是最終的結論。我們需要確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只需要向反對者證明那將會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為了要求改變他們的看法。你必需向拒絕者主動展示你的信念和熱情的渴望。要注意的,這都是書面往來的工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採取打電話的方式,但如果必需,我也願意去打電話。
我在大學裡為生存所做的,也就是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永不輕言放棄,永不輕作屈服--,這些是蓬勃發展的必備品質。
健康有問題不准移民 申請豁免方能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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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將刊載於林滋強律師網頁,請查看www.dennislam.com
過來人都知道,所有綠卡及移民簽証表格均有問及申請人是否有不准入境的健康問題。如果從答案中看出申請人在健康方面有足以構成不能入境美國的問題的話,申請人可要求豁免。要得到不准入境的豁免,申請人並不需要反駁不准入境的理由,而只需要說服移民局接受這個問題,先發綠卡或移民簽証再說。
與健康有關不准入境的理由包括:
- 傳染病
- 影響他人安全的生理或精神上的問題。
- 吸毒人士或濫用藥物者。
- 沒有打某些防疫針。
除了吸毒人士和濫用藥物者,其他的健康問題都可向移民局申請豁免。
患有移民法禁止的傳染病的申請人,若有美籍或持綠卡的配偶、父母、廿一歲以下未婚子女或繼子女,均可以得到豁免;不用說,申請人必須符合所有其他移民條件。
最多人申請豁免的傳染病是肺結核和愛滋病。患有肺結核的申請人若要得到豁免,必須向移民局保證在檢查入境後,馬上去看醫生,以及安排有關的醫療護理。(相信患有非典型肺炎的申請人,也需要獲得此類豁免,才能獲准入境。)患愛滋病的申請人也可獲得豁免,但必須提供以下證明:
- 申請人入境後對美國公共衛生的威脅極小。
- 入境後傳播病菌的機會極小。
- 除非事前得到准許,申請人的醫療費用不能由任何美國政府機構承擔。
此外,愛滋病人亦須提出以下證明:
- 在美國已安排了有關的醫療護理。
- 申請人瞭解其病情的性質及嚴重性。
- 申請人已作好輔導的安排。
- 申請人明白病菌傳染的方式。
至於那些在生理或精神上有威脅他人安全的問題的申請人,只要他們能滿足移民局規定的特別條件,也能獲得豁免,入境美國。這些條件包括:提供所有有關申請人病情的醫療記錄,有精神病的話則需証明已經康復。最後,申請人必須提供醫生或醫院的証明信,保証申請人入境後,立即接受檢查。
移民法規定所有移民來美的人都必須証明接受過防疫注射,否則不能入境,除非能提供以下証明:
- 申請人的確接受過防疫注射,但沒有紀錄証明。
- 有醫生証明申請人不適合接受某種防疫注射。
- 接受防疫違背申請人的宗教信仰或道德觀。
申請豁免乃以I-601表格提出,另附$930手續費。申請人在外國的話,應直接向領館提交I-601表,領館再轉交給移民局;申請人若在美國的話,可同時與調整身份申請,向移民局提出I-601表。但審理這類豁免申請,往往需時好幾個月才能完成。
西雅圖針筒箱試驗計劃湊效 推行十五月收逾三萬二千支
(本報訊)自從西雅圖市政府回應市民投訴在公眾場所如公園、民居內街或前後園及天橋底等地經常發現很多吸毒者使用後遺留下來的針筒,對社區衛生環境造成影響及危害市民的事件後,西雅圖公共設施部門在去年八月開始在西雅圖不同地點設立九個針筒收集箱,在短短十五個月內收集到三萬二千零十二支針筒。
目前西雅圖是在公眾場所設立針筒收集箱的唯一城市。負責監察試驗計劃的西雅圖公共設施部門表示,他們在網站上接獲逾一千多份遺棄針筒的投訴,除此以外還有致電市政府或利用市府電腦軟件。
在西雅圖不同地點的九個針筒箱,其中一個收到二萬六千六百四十七支針筒;其餘有五千三百六十五支都是被人手從公眾場所中收集後再處理的。負責主持西雅圖公共設施與經濟文化事務的市議員麗莎‧賀爾寶表示,去年當她負責處理西雅圖街頭清潔時,曾推出三個實驗計劃,收集針筒是其中之一;目前雖然已見成績,但還有很多跟進工作,也有很多吸毒者需要幫忙戒毒,祗要吸毒人士數字減少,針筒也會相繼減少。
西雅圖公共設施部門發言人指出,收集針筒計劃成功主要是他們聆聽了社區的聲音,並與社區合作減少街頭針筒出現的情況。在此前西雅圖很多公眾地點如公園、球場或甚至是學校附近地區都滿佈針筒,對市民的健康與環境衛生構成損害。自從推出針筒收集箱計劃後,明顯地市民投訴的情況減少,特別是在校區及民居的針筒投訴相繼降低。吸毒並不單是毒販與吸毒者的問題,它嚴重損害社區及居民的生活素質。公共設施部門的目標是為市民維持一個可安樂可居的環境。
為了全面推廣針筒收集箱計劃,西雅圖公共設施部門將宣傳資料分別翻譯成中文、西班牙文及越文,並與社區合作進行教育工作,如召開社區會議,教導園藝服務工作者在撿到針筒時的注意事項及安全處理方法。有關這項計劃詳情,請瀏覽網站:http://www.seattle.gov/util/EnvironmentConservation/OurCity/SharpsCollection/
越裔青年持筆遭警方擊斃 家屬索賠2,000萬美元
(本報訊)今年6月,發生在西雅圖南郊Burien的警察槍殺越裔青年事件引發巨大爭議。
死者Tommy Le現年20歲,死前就讀於南西雅圖學院(South Seattle College),剛剛完成該校提供的高中替代項目,即將獲得高中畢業證書,卻在畢業典禮開始前數小時不幸身亡。
金郡(King County)警察局表示在事發之前,警方收到報警稱有人手持利器進行攻擊。警察趕到現場後試圖使用泰瑟槍將Tommy Le打暈,但並未奏效。一名警員隨後朝其連開3槍,當事人在送往港景醫療中心(Harborview Medical Center)搶救後宣佈不治。而事後警方卻含糊表示,當事人並未曾持刀具等利器,手中所拿的只是一支普通的筆。
死者親友及老師表示Le為人十分陽光開朗,並無不良記錄。其代表律師Jeffrey Campiche召開新聞發佈會,稱屍檢結果證明死者在被警方擊斃時,並無吸毒或酗酒跡象,死者生前亦無精神疾病紀錄。
金郡警長John Urquhart表示,經過調查發現,死者在被擊斃之前確實曾手持利器,但中槍時手中只有一支筆,有目擊者看到Le中途曾返回住所。
死者家屬請求對案件進行獨立調查,Urquhart認同該請求,並將案件交由聯邦調查局(FBI)審理。其代表律師表示將對金郡政府提出聯邦民事訴訟,尋求至少1,000萬美元的補償,及1,00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