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150位美國大學校長聯署發聲明譴責總統川普政府,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布朗大學的校長。
他們指川普政府對高等教育進行「前所未有的政治干擾」,干預其獨立性。有關聲明於週二較早前由美國大學協會公佈。哈佛為最近幾週以來,遭遇大量資金削減及要求放棄自治權的幾所學校之一。聲明簽署者來自大型國立大學、小型自由藝術學院和常青藤盟校。
作為美國歷史最悠久、最富有的大學,哈佛大學宣佈大幅擴大助學金的範圍,為家庭年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下的學生免除學費。在最高法院禁止大學在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後,哈佛大學成為最新一所擴大資助範圍的頂尖學府。
賓夕法尼亞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最近也宣佈了類似的項目。
哈佛大學校長加伯(Alan Garber)表示:「讓更多家庭負擔得起哈佛教育,能拓寬學生群體的背景、經歷與視角多樣性,從而促進他們的學術與個人成長。」
據介紹,新計劃將於2025-26學年啓動,意味著全美約86%的家庭有資格獲得哈佛本科學院的經濟援助。目前,該校對家庭年收入不超過8.5萬美元的學生免收學費。
哈佛大學宣佈這項計劃之際,川普政府正以「未能有效打擊反猶太主義」及「支持多樣性、公平與包容舉措」為由,威脅取消該校與其他高校的聯邦資助。
議員們還瞄准了提高大學捐贈稅,副總統萬斯(JD Vance)曾將其描述為「美國社會的癌症」。哈佛大學表示,其53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仍然是支撐大學預算的最大收入來源,並為最貧困學生提供資助。
面對資金壓力,加伯本月宣佈臨時凍結招聘,強調校方需限制新長期承諾,直至領導人「更清楚聯邦政策變化走向及其影響規模」。賓大與斯坦福大學等院校也已採取類似措施。
哈佛大學的本科學費約為每年5.7萬美元,超過一半的學生依賴經濟援助。隨著成千上萬美國人深陷助學貸款困境,更多家庭開始質疑高價學位價值。儘管精英院校仍吸引大量申請者,各校正加緊解決教育可負擔性問題。
賓大最近表示,在確定對學生的經濟援助時,將剔除家庭自住房產淨值,全額學費補助門檻從14萬美元提至20萬美元;麻省理工學院則規定,年收入低於10萬美元家庭明年秋季起可獲全額資助,20萬美元以下學生免繳學費。
哈佛大學此前規定,家庭年收入達15萬美元的學生需要拿出年收入的10%來支付入學費用。此次調整除提高免學費門檻外,校方表示,對於家庭年收入超過20萬美元的情況,將根據具體情況,增加對他們的資助。
哈佛學院招生和經濟援助主任菲茨西蒙斯(William Fitzsimmons)說:「我們知道,最具潛力的學子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與成長環境,遍布全美各州及全球各地。」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校園最近因為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陷入混亂,迫使該校宣佈,考慮學生與教職員工安全,即日將春季學期的課程,全面調整為線上和實體混合授課模式,將持續至4月底學期結束為止。除了哥大受影響,類似的抗議活動也擴散至耶魯(Yale)和紐約大學 (NYU),紐約大學甚至有數十名學生示威者被警方逮捕。
CNN等外媒引述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 的聲明表示,希望透過特別措施、降低校園內的緊張情緒;紐約州長霍楚爾(Kathy Hochul)則在推特上發佈影片,抨擊示威抗爭讓許多學生感到害怕,他們不應該受到如此對待。一名哥倫比亞大學高年級生受訪時表示,許多猶太裔學生無法 忍受持續的不安全感,他們選擇回家度過逾越節 (Passover),而不是留在學校慶祝。
目前哥大主要校園內許多區域,持續有不少學生進行聲援巴勒斯坦抗議,設立標語、演講和祈禱區,表達他們支持巴勒斯坦與加薩的立場。不過,曾經為了維持秩序,選擇訴諸警力驅散示威者的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如今也面臨龐大輿論抨擊與政治壓力。紐約州眾議院共和黨團多名議員致函沙菲克,認為身為校長的她管理不當,要求盡早辭職下台。
與哈佛等名校相同,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億萬富翁、NFL 新英格蘭愛國者隊老闆克拉夫特(Robert Kraft),面對學校陷入混亂很不滿,要求校方積極平息抗議和衝突,否則不排除會凍結對相關捐款。
不少教師則在校內發表演說,支持學生的抗議活動,反對學校高層引入警力鎮壓。歷史系教授布朗(Christopher Brown) 認為,放任防暴警察進入校園,逮捕和平示威者的做法前所未見,此舉極其不合理。此外,除了常春藤聯盟各校之外,包含波士頓艾默森學院(Emerson College)與麻省理工學院 (MIT)等校園,都有學生公開聲援巴勒斯坦。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今年11月的普選可以說是非同尋常。選舉結果出乎當地幾位亞裔美國候選人的意料。在激烈的競選中,直到點清最後一票才能知道結果。而他們又是如何在初選後屈居第二的情況下扭轉乾坤的呢?
「獲勝的亞裔候選人不以意識形態為導向,他們遠離黨派政治。」華盛頓華裔美國人政治行動委員會(Washington Chinese American PAC)的創始人之一陳宇平(Y. P. Chan)說。「他們不是左派或右派,他們專注於對社區和厭倦了黨派政治的選民來說更重要的事情。」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亞裔候選人本身都非常合格且受過良好的教育……許多人畢業於哈佛和耶魯大學,同時,他們對社區進行了投資,比如志願服務和建立友好關係。」
11月2日前西雅圖市議會議長Bruce Harrell成為首位亞裔和第二位黑人市長。他贏得了58%的選票。在所有市長候選人中,他被認為是最不「左」的,而更傾向於中立。
盡管沒有得到《西雅圖時報》的支持,盡管這對於一個不知名的候選人來說,可謂是獲勝的關鍵,但宋瑋雯仍以72%的選票贏得了西雅圖學校董事會(Seattle School Board)的席位,她和Harrell是僅有的在西雅圖競選的亞裔候選人。
宋瑋雯出生於俄亥俄州(Ohio),父母是來自臺灣的移民。當她被問及何以贏得如此之高的選票時,她回答說:「我對這個結果感到謙卑。我是一個不尋常的亞裔候選人。在學校董事會中沒有亞裔代表,盡管亞裔學生的人數很多。」她說:「我開始上學時是一名英語為第二語言(ESL)的學生。我的母語不是主流語言。我能夠理解ESL學生。」
西雅圖學區為6948名英語學習者提供服務,他們為該學區家庭使用的154種語言提供了162種語言。 「我理解我的父母在接觸公共教育和不熟悉該系統時有多麽困難。」她補充說,「我帶著殘疾的身份,因為我有殘疾。」她先天聽力受損。
宋瑋雯熱衷於種族研究。她想讓學生們知道華裔美國人修建鐵路的重要性,以及二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監禁的經歷。由於她有許多獨特的觀點,宋瑋雯說選民們與她產生了共鳴。
宋瑋雯畢業於哈佛大學,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和學士學位,她將成為繼已故的Cheryl Chow之後,第二位當選西雅圖公立學校學區的華裔美國人。
陳偉在初選中以第二名的票數當選了埃德蒙茲(Edmonds)市議會議員。他的一些支持者很擔心。11月3日,他在以344票對397票落後的情況下,卻在最後選票計數中戲劇性的獲得了勝利。在投給他和他的對手的共計15474張選票中,他以144票的優勢獲勝。
陳偉是第一位被選入埃德蒙茲市議會的有色族裔。該市只有10%的亞裔和3%的黑人,以及80%的白人。陳偉將他第一次成功競選公職歸功於他對社區的參與。
「我的知名度很高,」他說。閒暇之餘,他志願在海灘上撿垃圾,在公園裡種樹。作為唯一的亞裔志願者,他為自己參與保護魚類和野生動物的埃德蒙茲濕地項目(Edmonds marsh project)而感到自豪。他還是扶輪社(Rotary Club) 和埃德蒙茲商會 (Edmonds Chamber of Commerce)的成員,以及由24名成員組成的埃德蒙茲住房委員會(Edmonds Housing Commission) 的委員,而他是該委員會中兩名亞裔美國人之一。
陳偉在看到反亞裔仇恨犯罪在全國和華盛頓州不斷增長後宣佈參選。很快,他在埃德蒙茲組織了一場反仇恨犯罪集會。他說:「我知道我會成功的,因為我的人生已經經歷了很多。」 陳偉從貧困中和他的祖國中國一路走來,長路漫漫。他的父母都是農民,他10歲時就已經無家可歸了。
作為一名會計師,陳偉擁有西華盛頓大學(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會計學碩士學位和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33歲的Toshiko Hasegawa贏得了西雅圖港務委員會(Port of Seattle Commission) 的席位,成為首位當選該職位的亞裔美國女性。加上港務委員會委員Sam Cho和新當選的非裔Hamdi Mohamed,港務委員會的全部5個席位將是有史以來首次出現由有色人種佔多數的情況。
Hasegawa 的競選十分艱難, 因為她要取代的是一位著名的、深受歡迎的現任委員Peter Steinbrueck,也是西雅圖市議員。詆毀者攻擊她的年齡,認為那是缺乏經驗的表現。作為州參議員Bob Hasegawa的女兒,Hasegawa有她自己的優勢。
「我是勞動者的女兒。」她父親為工會工作,是一名進步人士。她的策略不僅集中在西雅圖,而且還在南邊的郡和東區。「我贏得了所有17個民主黨立法區。從勞工、民主黨到環保主義者,我的信息在選民中引起了共鳴。」 Hasegawa沒有提到的一個選民群體是她具備著工作的母親的吸引力。當她在今年年初決定競選時,她的女兒才3個月大。
Zoom會議的新常態成為了贏得選舉的優勢。在競選期間,Hasegawa參加了150多場Zoom會議。Hasegawa說,如果她必需到現場參加會議,那她就不可能兼顧孩子、家庭和事業。Hasegawa是華盛頓州亞裔美國人事務委員會(Washington State Commission on Asian American Affairs)的執行主任,州長Inslee的內閣成員。但她說,她的家人和丈夫與她共同分擔照顧女兒的責任,他們的支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前州長駱家輝(Gary Locke)可能沒有在11月的選舉中競選任何職位,但他的名字和照片出現在許多競選宣傳冊上。而且這很重要。
駱家輝曾多次支持西雅圖市的重要競選,包括西雅圖當選市長Bruce Harrell、西雅圖當選市議會議員Sara Nelson和西雅圖當選市檢察官Ann Davison。他們都勝出了。Nelson以8個百分點獲勝,Davison以4個百分點獲勝。
Nelson的競選傳單上只有兩名背書人,駱家輝和牧師Harriett Warden。Nelson說,她向駱家輝尋求支持,因為「他是社區裡受人尊敬的領袖、前州長、奧巴馬任命的人選,而且他是亞裔社區的傑出成員。Nelson說,她選擇的背書人代表了大多數人。她在競選期間與有色人種建立了關係。Warden在黑人社區中有很強的話語權,並且關注公共安全。
「作為一名企業主,我代表選民的價值觀,選民們終於受夠了虛假的敘述。」Nelson和她的丈夫擁有弗里蒙特釀酒廠(Fremont Brewing)。
對於駱家輝的支持,Davison的競選團隊表示:「所有的支持都很重要,而這次的支持緊隨在初選之後,他 (駱家輝) 和前州長Gregoire給我的競選帶來了寶貴的助力。」
本文作者:Mahlon Meyer
如果你問錢肯(Kenneth Chien )關於抑制大流行的mRNA疫苗的起源,他會談到自己先人的行誼事蹟。
作為 Moderna Therapeutics 的共同創始人之一,錢肯正在使用幹細胞(stem cell)和mRNA技術進行心肌(heart muscle)再生。但他不願意談論自己的成就。相反,他讓西華報姐妹報《Northwest Asian Weekly》採訪了他父親錢兆林(Luther Chien),他的父親曾根據自己給兒子們講述的童年故事,編寫了一本300頁關於錢家的書。
「這些故事比採訪我有趣得多,」Karolinska Institute in Sweden主任錢肯說。「特別是為讀者。」
這本書對做父親的錢兆林(Luther Chien)、大兒子錢肯(Kenneth Chien),小兒子錢衛(David Chien),利用西方技術解決當時問題的採訪,提供了錢氏家族悠久學術史發展的長河。錢家兩個兒子從小就聽說過家族的聲望,因此這也為錢肯設定了很高的生涯和學術標準,促使錢肯進入了一個他可能不會選擇的領域。
作為一名年輕的醫師兼科學家,錢肯最初被神經病學所吸引。「大腦是前沿,」他說。但是與此相反的是他發現心臟病學(cardiology)更是一個很少被進入的分子科學領域。大多數關於心臟的治療都僅涉及生理干預 (physiological interventions),例如導管插入術、簡單地移動瓣膜或添加管子(catheterization, simply moving valves around, or adding tubes)。「我想也許我可以成為那個進入心臟病學領域的人,」錢肯說。
最後,錢肯開發了一種方法來識別和培養不同類型的心臟細胞。雖然mRNA技術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但它從未被用於製造人類的藥物。這個被稱為「信使—messenger」RNA的核心技術涉及將新指令注入細胞,告訴細胞製造新蛋白質,這些蛋白質可用於構建新細胞或對抗入侵者的武器。而 錢肯是用此技術來修復受損的心臟組織。
在其他用途中,例如逆轉糖尿病患者的血流(reversing blood flow problems in diabetics)問題,錢肯以實驗室小白老鼠幹細胞培養主心臟細胞,有了實際跳動的心臟細胞,從而產生單層細胞(a single layer of cells)。他將其描述為類似於「心臟貼片—heart patch」。經此貼片錢肯開發了人類心臟部件,以及最近合成的人類心臟組織。
當疫情大流行來襲時,Moderna 已準備好採用mRNA技術來應對冠狀病毒。錢肯曾經工作過的哈佛幹細胞研究所(Harvard Stem Cell Institute) 的另一位教授Derek R ossi最初與他接觸,希望在十年前成立Moderna。Rossi是第一個使用mRNA將成體細胞重新編程為幹細胞(reprogram an adult cell as a stem cell)的人,該幹細胞可以變形為其他細胞。當時在CEO Stephane Bancel的領導下,他們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從使用mRNA開發藥物到專注於推出疫苗。 「一切都處在一場巨大的賭博,就像試圖轉移一艘航空母艦,」錢肯說。
錢肯98歲躺在病床上的父親錢兆林(Luther Chien),在面對手術前說話的聲音依然洪亮,深沉而有力,幾乎是在風中吶喊。
錢兆林出生在中國,逃離被日本佔領的中國,獲得獎學金來到哈佛,然後去了麻省理工學院(MIT),在完成學位之前,錢兆林在美國海軍服役,中斷了他一個學期的學業,但最終成為DuPont的高級科學家之一。
作為父親的錢兆林為兩個兒子制定了一套記分制度(a system of demerits),他會在他們出乎意料的時候大吼大叫。「他們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這位父親說。
錢肯的父親錢兆林說,他過著堅定不移的道德生活,為兒子們樹立了榜樣。錢兆林說:「我從不撒謊、偷竊或追求其他女性,」。鄧肯說,他們的成就證明了父親的養育方式。
弟弟錢衞(David C hien)從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 f Pennsylvania)獲得能源管理和政策博士學位,並繼續領導聯邦政府關於混合動力汽車(hybrid a u tomobiles)政策的制定以及美國的第一個溫室氣體評估。現在他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政策的副執行主任。
在錢兆林的著作《當東與西或陰與陽合併時—When East Weds West or Yin Merges With Yang》中,還講述了與孩子們在諸如尋找古董貨等活動中的互動關係。在一次買古董貨的活動中,他買了一個大文件櫃,把它綁在麵包車的車頂上,然後開上了高速公路。當文件櫃飛離車頂掉落在路當中,激怒了其他駕駛人時,他的兒子們讓他把車停到路邊去評估情況。「他們認為這很有趣,」錢兆林在書中寫道。
在採訪中,錢肯深情地談到了父親的創造力。他說:「我父親實際上是把房子蓋在一座以前屬於城市裡的垃圾場上,信不信由你。它就座落在湖邊,父親把垃圾場填平並整修翻新了所有東西。所以我們有很多空間可以跑來跑去。」正是在房子後面的樹林裡,他才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人生方向和興趣所在。
錢肯說:「我和另一些傢伙,這些傢伙只是騎自行車的鄰居孩子們,對化學產生了興趣,我們在後院製造火藥。幸好,沒炸毀任何東西。」
錢肯的父親是一名教會主事,把孩子送去一所Quaker學校,那裡的一位老師注意到錢肯在科學上的天賦,有個夏天老師讓他帶著一袋裝滿科幻小說的書回家。起初錢肯很驚訝從老師那裡拿到這樣的書,但很快他就在休息時間把它們全看完了。
但正是錢肯過去的故事為他自己創造了學術遺產和榜樣,儘管在成長過程中成為他無法超越的成就,但最終他還是達到了。
故事始於錢肯的曾祖父,當他在1841年3歲時的一場內戰迫使家人逃離祖屋。根據錢兆林的研究,自己的祖父在極端困難中作為難民度過了11年。
當曾祖父錢增祺(Chien T seng-chi /Qian Z engqi)14歲再回家時,年紀已大,無法準備公務員考試,因為這是脫貧的唯一途徑。 但無論當時如何的困難錢增祺還是做到了。他最終去了北京,在那裡做了多年的家僕(當時叫「門客」),整天吃剩飯,做著拖木頭和挑水的工作,晚上睡在書上以免書被偷走。之後他通過了科舉考試 (imperial exams),並成為中國正在實施的自強計劃 (Self -Strengthening project) 的首席顧問,該計劃旨在採用西方技術來防禦外國入侵者。「曾祖父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錢肯說。
錢增祺的兒子也就是錢肯的祖父錢方軾 (Chien Fangshi / Qian Fangshi),是他這一代人中第一批獲得獎學金進入哈佛的人。 在哈佛他結識了一位威爾士 (Welsh)移民並與她結了婚,然後錢方軾進入哈佛商學院繼續深造。
錢方軾與外國妻子回國後,最終成為蔣介石領導下新共和政府中的財政部副部長。1911年共和國解體後,他擔任復辟帝制者袁世凱的首席鴉片禁運者或稱為「禁毒高官—drug czar」。
錢肯記得祖父是一個住在父親地下室的老人,在下一屆政府上台後從中國流放出來。「他會出去寫書法,甚至做普通的事情,他會像你想像的那樣穿著藍色的絲綢棉大衣,穿著布鞋,非常傳統。 但每年 11 月,他都會穿上西式外套,打上領帶,登上從費城開往波士頓的火車。我還是個小孩子,總是想知道他要去哪裡,當然結果他總是去看哈佛-耶魯的每一場足球比賽,」他說。
被流放離開中國的父母一直是由錢兆林照顧。他出生在北京,由於父親為政府工作,他成為獲得哈佛獎學金的第二代人,也經歷了一次悲慘的逃亡。 在日本佔領中國期間,他的父母留下並為他安排了太平洋戰爭前最後一艘出海船隻的通道。 在橫渡太平洋的航行中,他忍受了日本潛艇的威脅,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Manila)停留了數月之久,在那裡他只靠很少或沒錢的日子活了下來。他到劍橋(Cambridge, M A)太晚了,以至於學校把他的獎學金給了另一個學生。他不得不靠打工維持生計和學費。
錢肯出生在新澤西州( New Jersey),是他家族中第三代上哈佛的傳人。起初,他打算成為一名醫生。但一個夏天他意外地參與了一項研究,並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他回去完成了他醫學博士的學位。
由數十年的研究讓他在非常黯淡的時期保持著一絲樂觀。甚至在大流行之後錢肯認為生物技術將改變世界。他說:「在Covid之前,如果問普通人哪種技術對人們的生活影響最大,他們可能會說 IT——就是大家知道 iPhone、互聯網、流媒體。一個圍繞IT的完整生態系統。但大家可能不會提到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而且我認為在 Covid 之後,如果有任何一線希望,我不確定有沒有,我認為普通人對生物技術的欣賞程度比 Covid 之前要高得
多。希望這是對科學價值的欣賞。」
西華報姐妹報《Northwest Asian Weekly》特約評論員Yvonne Kinoshita Ward
Yvonne Kinoshita Ward是華盛頓亞裔律師協會前任主席和華盛頓亞太美洲事務委員會前任主席。她兩次被《西北亞裔週刊》評為亞裔社區的最佳撰稿人,並因促進法律職業的多樣性而被授予華盛頓州司法協會Carl J. Maxey獎。
在政治知情人士的推動下,這裡的亞裔正面臨他們的孩子在未來會遭受一個令人不安的威脅:一場拒絕給予亞裔孩子教育機會和政府就業的運動。這一威脅是通過第1000號動議案(在你的投票中稱為第88號全民複決議案)實現的。該動議案將在大學招生錄取、公共就業和政府合同方面實施種族配額和上限。
目前,在華盛頓,根據我們的民權法案,這種歧視是非法的。但是政府和大公司知情人士希望通過第1000號動議案(I-1000)來廢除這些權利。這是對我們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終極背叛。他們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非常努力地工作並且忍受了殘酷的種族歧視。我們必需尊重這些犧牲,確保亞裔孩子不會被剝奪尊嚴,被剝奪公平和長輩們為他們贏得的尊重。我們必需拒絕I-1000。
I-1000通過配額和上限使反亞裔的偏見合法化,對哈佛的訴訟揭示了亞裔家庭所知道的事實:大學院校歧視亞裔學生。根據哈佛的平權行動政策,亞裔學生的SAT分數要比其他群體高出至少300分才會被接受。哈佛隨後對亞裔學生的入學人數設置了上限。盡管亞裔申請者在每個客觀類別中的得分都明顯高於所有其他群體,但他們的錄取率最低。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醫學院的平權行動政策上。在這些政策下,其他群體被錄取的比率是MCAT和GPA成績相同的亞裔學生的10倍。
如果I-1000通過,反亞裔的歧視將通過哈佛式的配額和上限在這裡合法化,而I-1000背後強大的知情人士將這些配額和上限隱匿在不可告人的漏洞中。各機構將按種族統計學生和僱員,決定哪些種族獲得優先地位,為這些種族設定目標,並做出有利於這些種族的大學錄取和招聘決定。根據定義,這些就是配額。它們將在政府的各級層面得以實施。官僚們將被授權根據他們所偏愛的種族地位來決定將誰納入大學院校和政府就業之內,將誰排除在大學院校和政府就業之外。亞裔非常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我們經常被當權者排斥在外。
I-1000將通過利用一個充滿內幕的政府機構,對我們實施上限,來使這種歧視合法化。因為我們的孩子是亞裔就剝奪他們的教育和就業機會,這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們作為父母已經得到教育和工作,但我們的孩子還沒有。如果I-1000通過,他們將會感受到歧視亞裔的全部影響。我們必需站起來拒絕I-1000。
I-1000具有分裂性,它使各種族互相對抗。它甚至撕裂了我們自己的社區:亞裔內部人士正在攻擊反對I-1000的亞裔,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並把他們邊緣化為局外人。這就是I-1000所做的,就像一個計劃。想像一下如果I-1000通過將會發生什麼。我們必需拒絕I-1000。
亞裔被視為民權運動中沉默的繼子而被忽視。我們一貫支持平等對待所有人,但當我們面臨歧視時,我們被忽視。面對教育領域的種族主義,比如哈佛大學,沒有一個支持I-1000的所謂民權組織站出來支持我們。事實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甚至稱贊這種歧視。
這些團體過去無視我們,現在他們希望我們支持對我們孩子的歧視。對此,我們必須說不。為了紀念那些在我們之前犧牲如此之多的人們,為了那些沒有做錯任何值得歧視的事情的孩子們,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立場,與這種偏見作鬥爭。我們必須在投票箱前表明立場,因為在那裡,反亞裔的勢力不能忽視我們。手裡拿著你的選票,關注我們孩子的未來,關注他們擁有尊嚴的權利、他們得到公平的權利、以及他們受到尊重的基本權利。拒絕種族主義。拒絕I-1000。
近日,哈佛大學被指控招生涉嫌歧視美籍亞裔。儘管美籍亞裔申請者在考試分數、評分等級或課外活動表現較其他族裔優秀,可是校方壓低美籍亞裔申請者在積極個性、人緣、勇氣、平易和藹及獲得尊重等「人格特質」優點上的評分,降低美籍亞裔生入學機會。
哈佛大學2013年內部評估顯示,如以學術成績作為唯一招生標準,美籍亞裔錄取率將由實際的19%增加至43%;若考核運動特長及校友親屬優先入學的評分,比例減至31%;如加重考核課外活動及個人表現的評分,比例降至26%;若使用「人口統計——Demographic」計算,則更下跌至18%。
學生公平入學(SFFA)組織表示,這反映了亞裔美籍校友、在校生和申請者一開始對該校作法的懷疑是對的。該組織強調,20世紀20、30年代,哈佛對猶太裔申請者設限額被視為合理,現在該校出現了相同的歧視和刻板觀念。
美籍亞裔教育聯盟(AACE)強烈譴責哈佛大學有系統的、公然的模式化,並提高某些項目的錄取標準,嚴重影響美籍亞裔申請人的入學機會。若校方拒絕改變,將是當代的《排華法案》。這類不合宜的規定,經常被名牌大學如哈佛,假借以「族裔多樣」的美名執行,僅因美籍亞裔政治影響力有限,且慣於忍耐不公,鮮少為自己權利發聲。
此外該聯盟注意到許多美國精英大學採用與哈佛類似的招生模式,這種不正當地歧視美籍亞裔申請者,是絕對違法和不道德的,我們必需要立刻制止!
(本報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是一所本部坐落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其因歷史、學術影響力、財富等因素而獲評為世上最享負盛名的學府之一。
近日哈佛大學被控招生涉嫌歧視美籍亞裔學生一案,根據代表美籍亞裔學生狀告哈佛的「 學生公平入學 」(SFFA)組織向法院遞交的文件,美籍亞裔學生在「人格特質 」部分的整體評分一直偏低,因此入學率遭到壓低,若非如此,根據哈佛2013年對其招生政策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哈佛美籍亞裔學生比率可增加一倍以上,達到43%。
SFFA指控哈佛在招生上,系統性歧視亞裔學生,違反民權。SFFA稱哈佛實行「種族平衡」的軟配額制度,致使亞裔學生錄取人數因人為因素降低,而讓一些較不合格的白人、黑人與拉美學生獲得入學。
據相關報導,SFFA所提交,分析逾16萬份學生紀錄的一份文件顯示,在正面人格特質上,包括好感度、勇氣、友善與受到廣泛尊敬,哈佛給亞裔學生的評分,一直是低於其他申請入學學生。
在招生要求上,亞裔學生在考試成績、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等方面的分數,都高於其他種族與族群,但因亞裔學生的個人「人格特質 」分數偏低,
因此大為降低被錄取的機會。
哈佛這所名校是莘莘學子嚮往的校園,該校今年的新生錄取率僅百分之四點六,因此哈佛大學招生過程是否涉及不公,格外引起外界興趣;哈佛這幾週努力不讓該校內部調查的一些文件內容公諸於世。
SFFA以哈佛內部研究辦公室(OIR)2013年對該校招生政策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作為哈佛對亞裔學生存在偏見與歧視證據。
哈佛15日強烈否認指控,表示該校專家的分析,未顯示其中涉及歧視,而哈佛尋求多元,是哈佛揀擇學生時一項寶貴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