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獲獎的南韓電影「寄生上流」寫實反映當地的貧富懸殊，南韓的窮困戶是埋在地庫，但還可算是寄生在有瓦遮頭的社會裡。反觀西雅圖的貧困卻已失控四散街頭，同樣也是社會的寄生者，卻已成為浮遊的流浪客。
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寄生上流不礙眼，因為他們寧願密塞在不見天日的地庫或貧民窟中掙扎過活，也不要流浪街頭。這或者是文化差異影響，也可能是要保留做人最後的一線尊嚴，即使是過窮困日子時也盡量不外露，不要遺下留離失所的烙印。期望當生活好轉時，就慢慢升格往上爬，脫離寄生生態。
西雅圖街頭所見的流浪客，基本上比地庫的寄生上流一族難處理，流浪客擺明就是寄生在社會內，過著天大地大任客流的生活。他們根本不要隱藏，也不要受幫助，也沒有脫離流浪生活的計劃。這已是發展成為本地的嚴重社會病態。
大部份街頭流浪者已習以為常，順理成章將流浪納入為生活的一部份。政府並沒有少花費在解決流浪問題上，但所花金錢卻不得要領，最好的成效是多僱用官員製造就業，但卻未有好好安頓這批社會上真正需要關顧的流浪人。
市民最常見的就是隔三差五，流浪者便會由甲地移到乙地，不久後又再回到甲地；這種情況持續數年，而政府卻一籌莫展。西雅圖的流浪問題由多位前任市長遺留給現任市長，看來到市長連任或新一任市長上場時，問題還是原封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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