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日前，西雅圖警方宣佈，在華埠國際區成功繳獲重量為1,711克的霹靂可卡因及海洛因毒品，另附1萬美元現金販毒贓款，並且捉拿到一名現年50歲的毒販。
此次毒品搜查過後，西雅圖警方重案工作組在華埠國際區進行了後續毒品交易相關調查。警方稱毒販身份已得到證實，並確認此人與一系列有組織的零售盜竊案及其他犯罪案件有關。調查人員稱，該男子從西塔市某酒店驅車來到華埠，並將車作為移動販賣點，用其販售海洛因及霹靂可卡因。
警方先前已於9日在塔奇拉（Tukwila）一賭場內及碧近山（Beacon Hill）區分別捉拿到1名販毒人員，並繳獲大量毒品，預估市場價格高達10萬美元，如今兩名毒販均被送至金郡監獄等待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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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在美國上大學，是件令我難以置信的禮物，那些課程至今仍引起我的共鳴。如果我還呆在香港，還留在那裡長大成人，我很可能會是個短視和無膽的順從者。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以下六項是能夠突出著我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形象和表現：
在處理毒品問題時，我比克靈頓總統更誠實。他從不承認自己是否在年輕時吸過毒。「我有吸，但是沒有吞下去。」是他的回答。
當我第一次作為國際學生來美國時，我對毒品一無所知。在大四時，我在偶然間發現了毒品。那是在一群《華大日報－UW Daily》記者和編輯們組織的一場15還是17個人的聚會。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談話、吃喝，然後大家圍坐成一圈。之後，有個人在中間點燃了一支半尺寸的香煙，慢慢地深深地吸這支煙，這個人看起來很滿意，情緒也很高亢，然後立即將香煙遞給他旁邊的人。我承認我當時很傻，想知道它是什麼！很好奇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讓一個人吸了一口後，就看起來如此的被著迷？
但我的好奇心快速轉向機警，我在想輪到我拿香煙時那該怎麼辦？我是吸呢？還是不吸？如果我不吸，同伴會覺得我不屬於他們這一夥人？我是否想成為這種不衛生儀式的一部份，因為每個人都通過微小的「聯合參與」行為，正傳播著細菌，我的思緒在決擇中陷入了困惑。
最後，大麻輪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間，我把它傳給旁邊的人，它那可怕的氣味讓我感到厭惡，同圈中像我這樣的還有另外一位同學。當聚會結束後，我發現它是什麼東西了，我很高興這輩子沒吸大麻，而我們聚會小組的同學們仍然接受了我。
從這件事，我意識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必要得到旁人的認可，同伴的壓力是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做我自己，就像已逝的南非總統民主鬥士曼德拉（Nelson Mandel）所言：「我是我自己這條航船的船長，也是我靈魂的主宰者。」我很自豪我抵抗住了大麻的誘惑。
你曾經要求過你的教授改你的成績嗎？我曾經做過一次。
當從華盛頓大學的第一季度拿到我的GPA成績時，我被嚇倒了。在GPA中我得了3.25分，在我註冊登記的18個學分中，獲得了3個B和1個A。（15學分以上，才能被認為是全日制學生）。
這個成績看來是不錯的，但要申請到獎學金，那是不會讓主事者印象深刻的。我拿到的一個B，是一堂英語課，我當初指望的是得到A，因為這B會削弱我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我決定去和教授談談。
也許情緒太過不堪重負，我沒有事先準備一個計劃，讓教授相信我應該得到A，我沒作預約就去了Padelford Hall的辦公室。你可以說我很大膽，但坦白地說。我當時心情是挺絕望的，也不在乎自己的英語不夠好，因為我在美國待了還不到一年，也沒在乎我的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校園很安靜，因為大多數學生已離開校園，去享受12月份的各種假期。
「我怎麼會得到一個B？」我直言不諱地發問。
教授本可以說：「滾出去。」或「你怎麼敢來質問我？」相反地，他解釋說，我在英文科的領域已經進步了很多，「這個B非常接近A，這是一個B+」他回答道。當時，華大的成績沒有所謂的+ 或- 的十進制系統。
「但是B+不是A」我推論著說。「沒有人知道我得的是B+」我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A？」他問道。
「如果我沒有獲得A，就沒有資格獲得學費獎學金。」我回答，包括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州外學費所帶來的所有財務困境。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 令我驚訝的是，教授居然說：「我會把你的成績改為A。」我驚呆的竟說不出話來。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說服的能力上是很不行的，但我堅持不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教授同意改我的成績。
是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時候都獲得了全額學費獎學金。來自華大的財政支持，改變了我在教育上的經歷。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支持，使我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充滿希望、幸福和成功的決心上。
每當任何人成績不好時，我都不會建議你去見教授要求改成績。但是當時我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也並非所有教授都願意去傾聽學生的需要。現在你讀我的故事，或許能制定一個比我更好的策略和方式。
但教授教給我的這個經驗是強大的，那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年輕人。也許，也就是因為他的啟發，讓我後來通過西華報基金會，開創了支持並贊助青少年的許多活動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或許，他意識到成績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學習才是高於一切。
1973年夏天，李小龍在香港去世後，我與這位傳奇人物的過往，曾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我在《華大日報》工作時，編輯對我說：「李小龍剛過世，你去寫篇報導。」他沒問我是否可以勝任，因為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命令。他給我的唯一指示是：「李小龍是一名華大的學生。」
我當時對李小龍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是個電影明星。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是誰，更糟糕的是，我對他在西雅圖的關係是毫無頭緒。
在我要說「不」之前，編輯說他已期待截止日期就在幾天後的下期《華大日報》，要去看看我寫的這個故事。他的假設是，我是華裔應該了解華人社區的事。真是錯了！我只是一個社區局外人，只是個住在華大宿舍裡的學生，只在必要時才去校園外活動。
當時沒有互聯網。因此，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李小龍是如何死的。我的阿姨是李小龍的粉絲，對他的演員女朋友是十分不滿意的。他是死在女朋友家裡，阿姨對她頗有微詞。
與此同時，我在華埠國際區周圍挖掘材料。有人說，李小龍曾經在已故的西雅圖前市議員周馬雙金（Ruby Chow）的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很容易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周馬雙金的電話號碼。
我打電話給周馬雙金，當我告訴她打電話的目的時，她立即掛斷了電話。多年後，我遇到了的周馬雙金，但從未向她提起這件事。她一直支持我在西華報中英文版的職業生涯。
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李小龍有位叫九哥的功夫兄弟雞尾酒，在Everett擁有一家中餐館。
是的，丈夫（當時我的男朋友）一路開車送我到Everett。由於害怕九哥會掛我電話，我沒有冒險事先打電話給他，我們一直等到餐廳週日下午他和妻子來開門時，我趕緊自我介紹。他給了我很多關於對李小龍的故事。
亞洲和美國媒體都沒有關於李小龍在西雅圖生活的故事。我在《華大日報》的這篇報導，是當時唯一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故事，文章中我詳細介紹了他在西雅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的故事是第一個證實李小龍從未從華大畢業，而其他媒體則報導他是華大畢業生。事實上，他只是在華盛頓大學就讀了幾個季度而已。
就在那時，我對新聞業的熱情愈來愈高。當編輯發配我寫報導時，我是很害怕的，但現在，我很感激他的激勵和要求。我們的信心不會隨處發芽，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建立能力。我很高興沒有讓他或我自己失望，真要感謝編輯Mike給我這個獨挑大樑的機會。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餐廳服務員。沒錯，為了賺更多的小費，必需在不錯的餐廳工作，不僅要提供食物，還會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為任何人提供酒品必需要年滿21歲，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有關年齡有限制的規定。
我的第一份侍應生工作是在俄勒岡州（Oregon），我撒謊說我曾在香港做過侍應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父母從不讓我在香港當服務員，因為害怕丟他們的面子。在那個時代，當服務員不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我通過「經驗」問題考核時，因為年齡關係我知道我仍然沒有資格。一家河船餐廳（riverboat restaurant）僱用了我，但告訴我因為我的年齡，不要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特別是在餐廳客滿的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因此這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三星期後，我被迫離職了。但那時，我已擁有了成為一名服務員的所有技能，包括拿著一個裝有8個晚餐大小盤子的大托盤，當時還沒有發明推著的餐車。
一週內，我找到了另一個服務員的工作。老闆是華人和白人。他們讓我提供雞尾酒，即使依我的年齡這樣做是非法的。記著所有雞尾酒的名字很有趣，但最讓我感到甜蜜開心的時刻是在我提供食物後，我會向顧客要求或推薦酒品：「請問要再續杯？還是要喝點什麼酒？」如果他們說「好」的話，這意味著我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費，因為食客通常會以開銷的比例給小費，同時客人的高銷費額，也會贏得老闆對我的稱讚。
有次，一位顧客說：「你看起來不像是21歲。」我笑了起來。「你太好了，謝謝！」我回答。事實是，當他意識到我年齡不足時，我很緊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覺得客人是未成年人買酒時，我居然是那個檢查他們身份證的人。
餐館老闆在我身上下賭注，如果因允許未成年服務員提供酒給客人而被捕，他們可能會遇到嚴重麻煩。我猜他們因為是非常喜歡我，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盡全力支持我這個大學生。在我的旅途中，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進入下一步和再下一步，讓我有能力去準備迎接更大的生活挑戰。
對許多華人移民學生來說，即使中文是他們的母語，也會選修200級的漢語課，不少教師和同學以及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都對那些移民學生感到憤慨和蔑視。
為了提高GPA，許多學生選修簡單的課程，這可以保證他們成績是A，這種情況時不時的會發生。
由於其它原因，我選讀了兩堂漢語課程（400級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閱讀上很讓我感到吃力。事實上，中文教授對華人學生的評價，要比非華人學生要求更高。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班級，是為了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其他中國學生會面，他們都是研究生和知識份子，我是班內唯一最低班的學生。令我興奮的是，當我提出好的答案時，總是受到挑戰和尊重。
我也非常想家，我渴望通過中國詩歌和故事，能與我的文化身份聯繫起來。我初來美國的時並不欣賞我的母語，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在學校說中文，非華人的同齡同學會嘲笑他們。那時中國也不強大，人們往往會輕視他的人民和文化。但是這堂課讓我欣賞到中國文化，並讓我認識到這個能力在過去和現在對身處在外國的華人都是個資產。奇怪的是，當我在香港時並沒有多想我來自哪裡。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身處在外國的陌生人，就會通過另一個多角度的鏡頭，來回顧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別是當想家時，會發現自己和祖國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豐富源頭，這是鏈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親密方式。
我當時也意識到我生活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並獲得最好的文化和經驗。它也點燃了我的精神，讓我能擁抱美國的價值觀，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建立並搭起了亞洲和美國間的橋樑。
在我大學時代遭受了不少拒絕，甚至讓我失去了方向。我甚至看到「拒絕」二字被寫在我的報告上，或其他人在口頭上對我說「拒絕」。但「拒絕」擴大了我對事物的觀點。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特點，希望每天都仍有這個挑戰的狀況。
我想，這件事發生在我大一轉學到華大的時候。華大在錄取規則政策中寫明，只接受入讀三年級的轉學生。我看到了，但這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以各種方式申請。然後，在五月份收到拒絕信，告訴我需要再等一年。我心煩意亂地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來信。想著也許要再試試。看到了在信的最後有一小段註明：「你可以請願。」並提交最近的學習成績。哈！我對自己說，這封信實際上並沒有說「不。」
我在回信寫了很多正當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應該被錄取。我在上一學期從俄勒岡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學院獲得了三個A和一個B。
6月底，華大入學辦公室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對拒絕有什麼看法？「拒絕」並不總是代表「不。」它不是最終的結論。我們需要確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只需要向反對者證明那將會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為了要求改變他們的看法。你必需向拒絕者主動展示你的信念和熱情的渴望。要注意的，這都是書面往來的工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採取打電話的方式，但如果必需，我也願意去打電話。
我在大學裡為生存所做的，也就是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永不輕言放棄，永不輕作屈服－－，這些是蓬勃發展的必備品質。
（本報訊）去年9月，斯諾霍米甚郡郡議會通過暫時禁止開設毒品注射站的議案。從禁令下達後至今，郡議會全力制定永久禁令細節內容。
儘管此次永久禁令在出台前的聽證會中，曾遭到少數人反對，但本月14日，在議會就永久禁令投票表決中，議員全數支持該條款。
在聽證會中，參與者還就攜帶少量毒品民眾是否應該被起訴問題發表意見。許多人認為不起訴是在朝錯誤方向邁進，而更多參與會議的民眾則更加重點強調，納稅人不願將錢花費在開設毒品注射站上。
雖然對於注射站的開辦，有民眾持不同觀點。一些支持者表示斯諾霍米甚郡在治安管理方面應該「擺脫懶惰」，積極向民眾普及鴉片類止痛藥物的危害。而另一些反對者則認為，所謂的毒品安全注射站就是一個殺人站。一名自稱曾受鴉片類止痛藥困擾的女性表示，站內管理人員在縱容並邀請當地居民去「自殺」。
（本報訊）日前，多家媒體證實，曾以原告身份指控前市長墨瑞（Ed Murray）性侵的受害者Delvonn Heckard已經死亡。
Heckard代表律師Lincoln Beauregard表示：「我認為從Heckard的生命中可以學到一課，他是個很好的人，社會中有像他一樣不同種類的好人。他勇於站出來指控，我個人認為他是個英雄。我每次跟他講話的時候，都想告訴他我對他感到多麼的驕傲。」
資料顯示，現年46歲的Delvonn Heckard死前曾住在奧爾本市（Auburn）的一家汽車旅館，他在死前曾大量攝入毒品，該汽車旅館在其身亡當日著火。金郡法醫辦公室在證實死者身份後表示，具體死因尚未明確，仍需進一步調查。
（本報訊)FBI最新犯罪數據顯示，相較於其他城市，西雅圖謀殺及暴力犯罪率很低。然而本屆市政律師候選人Scott Lindsay卻提出，在財產犯罪方面——如入室行竊等，西雅圖在全美「主要城市」中排在首位。
Lindsay在批評本地財產犯罪率的同時，還順便提及日趨擴大化的毒品和流浪者問題。
然而這一觀點在提出之後卻引起熱議，媒體及本地民眾一致質疑「主要城市」的具體定義。若僅計算前20座美國大城市，則西雅圖財產犯罪率居首並不存在爭議，但若計算到50個人口最多的城市，則這一排名會下滑至第6位。
對此Lindsay表示認同，並稱這一數據仍然需要引起重視，但同時也認可自己應更準確定義評估標準。
（本報訊） 由Bothell市議員Joshua Freed起草的I-27提案，提議在金郡（King County）範圍內禁止設立毒品安全注射點。
這項提案收到近7萬個民眾簽名，希望交由選民進行投票。而支持設立毒品注射點的西雅圖市各領導人則對其提出了法律挑戰。
本月16日，金郡高等法院法官Veronica Alicia-Galvan否決此提案，宣佈其無效。並表示這項提案超出了地方性提案的權限，因此該議案將不會下達至選民公投。
西市在訴訟中提出，根據華州州法，毒品注射點屬於公共衛生範疇，相關政策應由地方政府制定，而非選民。目前北美地區唯一的合法毒品注射點位於加拿大溫哥華，金郡擬定在西雅圖市內及周邊郊區分別設立一處注射點。
在提議遭到否決後，其主要起草人Joshua Freed表示自己將繼續對其進行上訴。同時，表爾威市議會投票通過永久禁止注射點進入該市的決議。
西雅圖市長的候選人被邀請談論影響亞太島民（API）社區的一些問題，其中市長候選人中的Gary Bose、Tiniell Cato、Jenny Durkan、Jessyn Farrell、長谷川、Mike McGinn、Cary Moon、James Norton、Larry Oberto和Nikkita Oliver已出席在6月22日舉辦的名古屋茶館活動。候選人提前要求填寫問卷，這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
Gary Brose：華埠國際區的交通和基礎設施，西雅圖立法對API小企業的影響以及公民的安全。
Tiniell Cato：需要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平等。
Jenny Durkan：無家可歸和經濟適用住房，公共安全和警察改革以及教育。
Jessyn Farrell：平等、多語言和文化敏感的教育獲取和社會服務、民事和人權以及小企業的經濟機會。
長谷川：（缺乏）與市長辦公室的溝通，包括導航中心、移民和庇護城市（sanctuary cities）以及公共衛生和安全。
Mike McGinn：從房價上漲和稅收上漲，公共安全和教育上保護社區。
Cary Moon：在政治過程中的參與程度，發表聲音和代表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經濟發展和公共安全以及社會正義和種族平等。
James Norton：無家可歸以及它對API社區的影響，API社區在城市政府中的聲音和住房問題的需求。
Larry Oberto：安全、負擔能力和機會。
Nikkita Oliver：安全問題以及解決像未破案的My-Linh Nguyen和Donnie Chin謀殺案、毒品和清潔、經濟適用房和老人護理設施。
Gary Brose：西雅圖企圖以最低工資、病假、糖稅等問題微觀影響西雅圖的所有業務，但主要影響小企業。API社區非常具有創新和創業精神，城市所採取的這些步驟為小型企業增加了了一層複雜性，我認為這是不正確的。區內缺乏對商業的支持，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市長辦公室和市議會對API社區的無動於衷。
Tiniell Cato：在對人權和民權侵犯的文書錯誤進行評估，重寫或刪除之前，我對這個城市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滿意。不遵守法律的程序、歧視所有民眾的公民權利，特別是包含華埠國際區、西雅圖、連頓市（Renton）、SeaTac、Tukwila和Burien的37區。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就是「進化」。團結就是力量，分裂則亡。
Jenny Durkan：我很高興市府在同意法令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這將確保西雅圖警察局（SPD）進行必要的培訓，以尊重所有社區的公民權利，包括API社區在內。作為美國律師，我與西雅圖各地的社區領導人，包括API社區的領導人廣泛合作，聽取SPD如何更好地參與社區活動。我知道如果沒有社區成員、警務人員及其領導層、市領導、監察員和司法部的艱苦合作，就不可能取得進展。我知道API社區領導者是這項工作的關鍵，並且非常感激。
Jessyn Farrell：宣佈西雅圖是一個聖城是我們城市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為它影響了我們城市的居民。如果我當選為市長，將確保我們仍然是保護城市，防止國家削減服務和資源威脅到居民的安全和機會，並站出來讓所有人來西雅圖並且在這裡發展。但我們的城市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負擔能力、住房和無家可歸的危機影響了API社區和API擁有的業務，我們現在必需採取行動。同樣，西雅圖學校也有一個令人無法接受讓學生落後的現象，我們可以而且必需做得更好。
長谷川：我不滿意市府決定將導航中心（Navigation Center）放入國際區之前沒有聽取任何社區的意見。這像徵著領導層如何做出自上而下的決定，並將其強加給社區的一個更大問題。決策過程需要改變，以反映人民的參與和意願。
Mike McGinn：我擔心西市對於公共安全的擔憂並沒有足夠的反應。CID已經表達了具體的關切—— 需要實際的管理來確保城市的響應。幫派爭議和槍擊似乎在增加，這將需重新關注青年暴力預防和幫派干預。
Cary Moon：我對西市與小西貢社區對導航中心庇護所的選址明顯缺乏溝通感到沮喪。這個城市應該與社區直接進行溝通，提出過程和建議。我對SCIDpda正在努力協助API社區在CID的業務發展印像深刻，部份由市府經濟發展局資助。招聘和保留良好的企業，並與建築業主和租戶業務合作，幫助他們立足，這是市府如何確保社區企業成長的一個很好的例子。我想擴展這個程序，把這個作為其他面對中產階級威脅的API社區的榜樣。
James Norton：我對現任的地方官員如此迅速地失去社區、文化和歷史的方式感到不滿。
Larry Oberto：如果我成為市長，焦點和方法是了解如何有效地影響API面對的挑戰。我的方法認為直接服務比說來說去更重要。通常涉及的人員具有一手有用的信息和成本效益的想法可以去解決問題。
Nikkita Oliver：不開心。城市繼續將CID社區和API社區與西雅圖的其他邊緣化或剝奪權利的社區進行對照。這種姿態只會在已經在掙扎的社區之間造成緊張，並允許市府不負責任地行事。其中包括Hookah煙館、導航中心未經適當討論還在小西貢社區，以及酒店分區（hotels/zoning）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