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西華報主辦的表彰2019年當選官員和傑出貢獻者獲獎者的「傑出貢獻者晚宴」活動已於12月6日在中國海景大酒樓舉行。300多位來賓共襄盛舉。







由西華報主辦的表彰2019年當選官員和傑出貢獻者獲獎者的「傑出貢獻者晚宴」活動已於12月6日在中國海景大酒樓舉行。300多位來賓共襄盛舉。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我從沒想到像華埠國際區這樣小型的鄰里特別審查委員會(ISRD)的選舉,會有如此大的戲劇性。但這是自1973年國際區特別審查委員會成立以來,最具爭議的選舉年之一。選舉結果令人震驚,充滿衝突。
人們認為,最近在英文媒體上佔主導地位的年輕亞裔社區活躍者,將自然而然地贏得選舉。處於不利地位的移民和不說英語的耆老居民將不具優勢,因為他們難以適應新的環境,並因文化和語言障礙,會使他們在處理和決定社區事項時變得複雜。(華埠國際區是由華埠,日本城和小西貢組成。)
看看最近西雅圖市議會選舉,是不是年輕的選民推動了年輕而進步的候選人獲得勝利?然而,選舉的結果卻扭轉了這種模式,社區活躍者全都落選。對他們來說這一定是一場噩夢。中老年候選人贏得了11月12日的選舉。對於ISRD來說,投票人數是創紀錄的。國際區特別審查委員會的任務,是通過建築設計來保存社區的歷史和文化。
年輕的社區活躍者一再指責開發商高檔化,造成居民流離失所,並淘汰負擔得起的經濟住房,他們還聲稱其移民祖母需要得到保護。但令人驚訝的是,他們的祖母輩們確實有自己的想法。當他們下定決心時,就都起而行之。他們沒有為活躍者候選人投票,反而是成群結隊地投票,把活躍者逐出當選人的名單中。
低收入居民和負擔得起的住房,佔華埠地區所有住房的68%(有超過20棟的建築物),而市場價格住房僅佔32%。在華埠中支持低收入和經濟適用住房的社區活躍者,今年組織了針對市場發展的抗議活動,例如在南第五大街和南大街開工建設的Koda公寓,以及在南Maynard大街614號(原布殊花園及其相鄰的車庫)的茉莉花開發項目。這兩個項目均為華裔投資的開發項目。
這些耆老們在過去幾年發生了什麼變化?我用他們的母語對一些耆老們進行的採訪,表明這些耆老們不再是被動的只坐壁上觀。他們對社區的期望有著清晰的願景。他們了解為社區團結起來的重要性。然而亞裔活躍者候選人,卻將這些耆老們描繪成邊緣化,低收入且無助的人。但是這些居民們卻通過投票,以自己的方式成了社區活躍者。他們歡迎充滿活力的社區,能吸引更多的企業、住房、工作機會和到華埠參觀遊覽的多樣化人士。
競選ISRD的三個委員會席位的七名候選人中,只有一位參與華埠長達40年的悠久歷史,他就是前康樂酒家東主李文輝,當他的名字列在選票上時,讓許多社區成員感到驚訝。他是三名獲勝者之一,其中包括去年落選的前企業主和社區義工Matt Chan,以及再次當選為委員會的企業主Russ Williams。
Chan說:「我競選ISRD董事會的原因,是華埠面臨巨大的壓力,需要重新開發建設。而我想確保在特別審查委員會裡,有這樣一名的倡導者。」
在過去3年中,每當有人要求李文輝做某事時,他的回答是:「我退休了。」現年78歲的李先生是華人社區中最受尊敬的領導人之一。而且他一直在培養年輕的領導人,來接管他大部份的義工工作。作為華埠千人宴的創始人之一(在李文輝舉行的為期3天的活動,免費為1000多名老年人提供飯食),他籌集資金並自2015年起組織了年度晚宴。他的所作所為,是要在華埠耆老間建立起一種社區意識。
2008年,他被選為西雅圖華埠中華門基金會主席,在短短四年內成功地在南金街和第五大道南建造了大門。
李文輝在2008年對《西華報》說:「在過去的40、50年中,曾有幾次嘗試籌集資金建華埠牌樓的計劃,但總是失敗。」在前組織者拿走籌備金後,什麼事也沒發生,但他不得不克服社區的懷疑和憤怒。中華門現在已巍然矗立在華埠,並在幾本旅遊雜誌中被採用,成為華埠的地標。
中華門並不是李文輝唯一參與的事。他是健安療養院的聯席主席,也是華埠商業促進會(BIA)的創始成員。華埠商業促進會是一個有助於吸引更多的企業來到華埠,宣傳華埠歷史文化,並在華埠執行其它功能的組織。
如果各位用Google查一下中文媒體,李文輝是2011年日本海嘯Katrina颶風,和2014年Oso土流石滑坡災民的主要捐助者和籌款活動組織者。他激勵一些社區最小氣的人,拿出錢來奉獻給亞裔社區有關和無關的慈善事業。
李文輝為什麼在退休後再次復出競選ISRD的委員?那是因為他強烈的責任心。就像已故領導人Al Sugiyama說的那樣:「如果我不這樣做,還有誰能做到?」
他說:「我知道很少有社區成員願意擔任該委員會成員一職。所以我必需再次出頭露面。」
在過去十年裡一直生活在華埠的劉光華說:「我們不明白的是,為什麼開發茉莉花項目,也就是布殊花園改建項目,在審核中要花這麼長時間。」這位現年80歲的劉女士,是一名義工翻譯,可以將普通話翻譯成廣東話,反之亦然。在科克蘭(Kirkland)幫忙撫養孫子後,她現在永久住在華埠。
劉說:「我們支持開發茉莉花項目,因為這是一個好項目。已經兩年了,為什麼還繼續審查拖延?我覺得華人社區沒有聲音。ISRD委員會不聽我們的投訴,我們被忽略和欺負。」 300多位居民和63個企業簽署了請願書以支持茉莉花,並且還出現在ISRD委員會的會議上。然而,委員會表示,茉莉花項目需要做更多的社區宣傳。
要求不要使用她真實姓名的這位74歲的關姨,從碧近山搬到華埠,表示這是她在ISRD選舉中投票的第一年。關說她覺得「委員會不平衡。華人社區需要團結起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在華埠的低收入住房生活了17年的李柳娟,對選舉結果感到很興奮。她說:「我支持茉莉花項目,因為它可以以吸引小型企業和更多的社區居民在此。我們需要在華埠建造更多新建築物。我們有太多無家可歸的問題,太多的汽車闖入,企業和老人家被搶劫。自從英雄及華埠緊急救援中心主任陳榮新 (Donnie Chin)去世後,華埠公共安全一直是一個大問題。」
中國舞團的活躍成員李女士說:「在華埠同時發展市場價格和低收入住房,並沒有互相背勃。」她的丈夫是布殊中心教太極的義工。
現年74歲的秦琴娣已在ISRD委員會投票了20年,她說她投票支持李文輝、Chan和Williams。「我們都知道李文輝為社區所做的一切。」儘管她擔心經濟負擔住房問題,但她說:「我支持茉莉花項目,因為它將使華埠社區變得更好、更清潔、更安全。」
那麼,為什麼居民們在不真正認識Chan和Williams,卻投票給他們?有人說,是因為他們的經歷。從中國來,現年88歲的活躍耆老彭秋風說:「我喜歡他們的背景。」
李柳娟說:「我看了由ISRD委員會提供翻譯的中文,研究了他們的個人資料。我喜歡的是年齡較長、生活經驗更多的候選人。」劉來自香港,曾接觸過Chan和 Williams兩人相關背景的各種消息,並喜歡他們與華埠的聯繫。
耆老們押注的是候選人,是希望新當選的委員會成員不會是向單方面,也不是意識形態的驅動者;他們不會將每個問題都看成是黑或白的對立;他們在ISRD會議上,不會受到抗議者的壓力或恐嚇。他們將以各個角度和優缺點,探討任何可能的發展,以平衡華埠的需求。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耆老地產所有人說:「ISRD委員會實際上沒有那麼多權力。 ISRD協調員 Rebecca Frestedt是領導委員會的人。」曾是華埠非營利組織的前僱員,他對李文輝的當選並不感到驚訝,但對Tanya Woo 的落選感到驚訝。
關於流離失所和經濟住房問題,他說:「華埠內有許多低收入住房(超過20棟的經濟適用房),並沒有所謂流離失所的問題,因為Koda是建在空地上,而茉莉花項目(布殊花園)那裡一直沒有居民住在那裡。」
Chan說:「實際上,我對選舉的結果並不感到驚訝,特別是當大家考慮誰有資格在選舉中投票,以及實際上是誰投票的時候。」
ISRD選舉要求註冊選民為華埠的居民,地產所有人或商業主。每個組織只允許4名員工去投票。
尚不清楚在ISRD選舉中投票的耆老人數,但彭說,至少有10棟華埠住房的老人去投票了。包括華埠最西側,位於第四大道南,從1101南Weller街到市中心的住戶、四棟位於日本城(Japantown)建築的老人,以及再到位於南Maynard大道樓裡的耆老們。
彭說: 「每個樓裡都有自己的代表和負責人。他們會告知耆老社區將與舉辦哪些不同的活動和事件。」老年人是否意識到自己是社區組織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兩名沒列入選舉名單的ISRD委員會成員,在申請中將自己列為「社區組織者」。
耆老如何學習社區組織? 他們通過老年人行動基金會的創始人Nora Chan,學到了不少東西,Nora從2006年開始一直組織居民參加社區活動。儘管Nora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去了香港,但華埠老年人肯定是自己運用了這些曾在Nora學到的一些原則。耆德會新會長侯安娜也積極鼓勵這些耆老們去投票。
移民耆老因為感到沮喪,所以努力克服各種的障礙。劉說:「不懂英語是一個很大的劣勢。我們不知道ISRD會議上的情況如何。」大多數人不會像以英文為母語的人,那樣強而有力的使用麥克風講話,更不用說一些耆老一生中從來沒有拿過麥克風。
在10月22日的ISRD會議上,劉抱怨說:「沒有翻譯。儘管我們有近20人報名發言,但我們的出席者沒有發言的機會。」在會議上沒有人代表他們說話。即使有翻譯,他們的信息和會議討論也可能在翻譯中無法清楚明白的被表述。公平地說,ISRD委員會已盡力提供翻譯服務。但是在那次會議上,委員會並沒有預料到耆老們會出席。
隨著新委員會成員的選出和新的一年的到來,我希望委員會能提供深思熟慮的領導才能,推動我們的社區前進,以建立一個健康的社區和鄰里。
是否在華埠國際區內的所有建築項目,需向國際特別評論區(ISRD)提供社區外展報告?這是Brien 周想要了解的事情。他在中華會館(Chong Wa Benevolent Association)的董事會任職超過15年,並在11月12日的ISRD董事會
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問題。議事主題是擬議中的位於南King街714號前四海酒家(Four SeasRestaurant)所在地,將為紀念社區活動家山度士命名的Uncle Bob’s Place,由InterIm開發商建造一棟八層混合用途公寓樓的設計提案。
周說:「InterIm項目由納稅人提供資金,中華會館沒有受邀參加任何概念或設計會議。出於透明度和問責制的目的,我要求ISRD董事會向華人社區、鄰近的建築物所有者,企業和非英語居民提供更多的社區報導。」ISRD的作用是維護華埠的「獨特的亞裔美國人特性格,並鼓勵恢復住房和行人專用區。」
InterIm在一份聲明中說:「2018年年中以來,Uncle Bob’s Place 的公寓建築設計提案,曾在CID(Chinatow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 論壇上出現過一次、CID 啟動過兩次相關的活動、ISRD董事會提過五次、在四海酒家內的酒吧 Dynasty Room舉行的社區歡樂時光活動中提過一次、在社區報紙上被報導過四次。」
11月12日,建築師對UncleBob’s Place 公寓建築設計案將如何與周邊地區融洽的問題幾乎沒有疑問。這與ISRD在10月22日舉行的上一次會議形成鮮明對比。在該會議上,董事會成員大聲疾呼對黃浩聲(James Wong)投資在布殊花園(Bush Garden)改建,稱之為《茉莉花發展計劃-Jasmine development》要作嚴格的審核。
10月22日的會議僅在會議室舉行, 很大一部份的與會者是抗議者,他們是華埠國際區(CID)聯盟的支持者或成員,有些人稱之為「要叉燒包不要酒店-Humbows Not Hotels」。CID聯盟此前曾提出抗議,反對布殊花園的開發建築項目。
過去兩年, 從來沒有人在ISRD上抗議,但在布殊花園計劃上則常遭人反對。在11月12日的會議上沒有舉行抗議活動,也沒有任何示威者的跡象表明反對拆除四海酒家的計劃。但是,儘管布殊花園在結構上更不健全,但一直有人反對拆除布殊花園。Joan Seko 就作了一次證言,並就安全問題 寫了兩封信。
由Vibrant Cities委託的DCI工程師事務所的Bruce Zhong表示,他擔心布殊花園建築物無法承受地震。儘管這兩座建築物都具有歷史和文化意義,但都沒有實質的歷史建築物之名,但InterIm開發商卻沒有受到嚴格審查。
Tony Au表示「所有在華埠開發的項目都應該公平的被審核和要求,並給每個項目同等機會。董事會應該為所有類型的開發加快速度。為什麼僅僅某些項目不是用於低收入住房,就對該開發商進行這麼長的核時間?」
西華報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收到了以英文書寫的有關InterIm項目的報告。InterIm表示將在2020年1月的CID論壇上介紹該項目,CID論壇是每月一次的社區論壇,用於共享它所促進的社區信息。論壇的過往參與者包括華埠各團體的代表,例如西雅圖華埠國際區保護和發展局,中華會館和鄰里倡導者。
黃浩聲(James Wong)是開發商Vibrant Cities的創始人,是布殊花園產業擁有人。Vibrant Cities表示,公司除了發送針對英語和非英語使用者的信函外,還花費了無數小時在整個華埠國際區社區中走動,與每個企業主和員工就布殊花園的建設項目進行面對面的交談。
「我們總共獲得了63 份關於支持茉莉花項目的信。我們還收到了來自不同年齡段和年齡的CID居民簽名的324封信。」他補充說:「然後,我們通過兩個文件將387封電子郵件以電子郵件發送給了ISRD協調員Rebecca,然後轉發給董事會。在ISRD會議期間,董事會成員問社區是否支持我們的開發項目。我相信董事會可能忽略我們獲得387封支持該項目的艱鉅努力。
黃浩聲表示:「在10月22日會議的數據草案中,我們有一些向社區宣傳幻燈片,Rebecca要求我們刪除它們。她的說詞是沒有必要讓董事會知道我們的外展活動……而當我們展示數據據時,董事會又要求我們進行外展活動。這公平嗎?」
Uncle Bob’s Place 公寓樓高8層,商業空間位於較低的樓層,100%的經濟適用住房位於上方。InterIm 將管理這棟公寓的住房,而大同飯店(Tai Tung)和前四海酒家的所有者Chan氏家族將管理商業空間。
布殊花園改建的茉莉花(Jasmine)大樓是一座17層高的開發項目,將包括微型零售和市場價格較高的公寓。
Eddie Tsay是一名開發商,在大學區正在進行一項開發項目,他的家人在整個大西雅圖地區擁有其他房地產。
他談到Vibrant Cities首席執行長黃浩聲時說:「我認為黃浩聲非常勇敢,他想為該地區做一件好事, 同時也要賺錢。」但Tsay也坦言表示,像黃皓聲這樣的項目並不是他願意承擔的。
他說:「華埠國際區絕對不是我現在要投入資金的地方, 因為他更喜歡投資在一些避免出現爭議的地區。人們對可負擔房屋(affordable housing)的需求很大,他說自己投資組合的一部分就在這個領域。但是需要保持平衡。因為如果一個地區蓋的全是經濟適用房,就會有一群付不起太多租金的同類背景的人聚集。發展將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再投資於其他房地產,後果之一是蓋了一地破敗的建築物群。我們需要可以繳納更多稅款的人住在此,否則將無法投資於更多的公共基礎設施。」
關惠珠在華埠的政府補貼住房(subsidized housing)住了25年。她在11月12日的ISRD董事會會議上說:「我不想看到更多的低收入住房。我希望在我們的社區中看到更多活力,更多企業和新建築物。我不想看到華埠國際區沒有繁榮的景象,只是一片的破敗和老舊。」
伍潤平是華埠國際區的另一位長期居民。他已經在低收入住房中生活了1 6年。他表示:「我希望華埠國際區能創造很多商業。我們在社區中擁有的生意愈多,我們的員工就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到我們華埠的人愈多,對我們的安全就會愈好。安全和工作對我們社區的福祉至關重要。我希望市府批准所有新建築物,以繁榮華埠社區並力求改頭換貌。」
10月25日由西華報在中國海景大酒家舉行的首屆企業家獎和圓桌會議,是集網絡、思維、解決方案和最佳實踐的共享為宗旨的一場活動。在Tanya Woo的主持下,大約有170人參加了此次活動,表揚14位獲得榮譽的本地企業家。
此次活動的靈感來自於HACT Construction總裁之一的Tien Ha。他與《西華報》的出版商吳靜雯社長接觸並問道:「亞裔美國人的企業家為什麼如此害怕談論失敗?」那是由於擔心「丟臉」。這個話題在亞裔美國人中可能是大忌。
連同Tien Ha,及企業家John Chen、張敏、Beth Johnson、伍煒豪、Yen Lam-Steward、Le Brothers李程天、Sy nthia Melton、蕭鳴、Ezhilarasan Natarajan、黃浩聲、楊梅同被表揚。Andy Yip因受傷未能參與盛會。
Google將「企業家」一詞定義為「組織和經營一家或一家企業的人,為此承擔更大的財務風險。」
表爾威學院(Bellevue College)商業教授Leslie Lum主持了兩組表揚者的現場發言。她向第一輪小組成員詢問他們作為企業家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提出的任何解決方案。
Lam’s Sea food 的前東主Lam Steward說,從小型企業到中型企業,她最大的挑戰之一就是吸引人才。她說:「當您與Microsoft和Amazon這樣的『大男孩』競爭時,在吸引人才方面我們是很難競爭過他們。」
李程天是房地產經紀人和RealHomes Network 的東主, 他對Lam Steward關於吸引人才以及提出好的產品、資金和日常運營的評論表示贊同。他說,所有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問題。而他無法解決的是中國的政府腐敗。他說:「如果你也腐敗經商,那你就輸了。如果不這樣做,也會因失去業務和機會而蒙受損失。」他的解決方案是專注於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實現誠實、正直和公平的核心價值觀。
Flynn Family Lending的聯合創始人Beth Johnson自稱是偶然的企業家。她說:「與在座的大多數同行不同,我沒有計劃經營自己的業務。我幫助促進了現在丈夫的成功並發展了他的業務。我可以邊走邊學,可以說是在飛行的同時建造飛機。」她加入了針對企業家的Accelerator項目,該計劃為商家提供資源、工具和指導。
Johnson還談到了自己作為亞洲企業家所面臨的獨特挑戰。她舉著標有她名字的牌子說道:「我叫Beth Johnson。我不是白人,我是亞洲人,但我不會說越南話。我們的公司名稱也並不表示它是少數族裔所有的企業。」
Johnson說,她的家人於1975年逃離越南後,當時還只是嬰兒的她,被一個白人家庭收養,她一直在努力彌合這一文化上的差距。
Dimension Law Group 的聯合創始人Melton說,在從事市場營銷,員工,財務等業務,要與從事法律工作間取得平衡並不總是那麼容易。Melton說:「我還沒有找到解決方案。我們要聘一名會計師,簿記員。同時我們聘請了一名業務教練來幫助我們將系統部署到位。」她正在建立團隊來幫助她的生意成功。
Melton還指出了女性企業家所面臨的挑戰,即同時要作為妻子和母親,Lam-Steward也提到了這一點。
Geoteaming的首席執行官Chen表示,他看不到任何問題。他說:「我們是企業家。因此,沒有挑戰,只有機遇。」
HACT Construction的總裁Ha在第二輪小組討論中,談到了增長和機遇的話題。他說:「機會就是您創造的東西。並非有人提供給您的東西。」他表示,當大多數人想到一家企業時,他們將其視為金字塔:老闆在上,員工在下。然而作為企業家重要的是要扭轉這種狀況,並將員工放在首位。
他補充說:「員工們是最重要的人力資源。發展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堅持下去。」保持公司文化的一致性是至關重要。
伍煒豪也同意Ha這一觀點。他表示,當公司創辦伊始,做老闆的要擔負各個職位的角色且需做許多工作。他說:「要發展公司,就必發展團隊力量。」並引用作家Jim Collins的話說,要讓合適的人上正確的座位。
Kizuki Ramen和Izakaya的創始人Brandon Ting說,如果他必需重新建立自己的業務,他會放棄完美的需求。他說:「是要去追求卓越,而不是追求完美。」
MY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的創始人楊梅談到了「我從未打出的一通十分重要的電話。」
她回憶起與排在星巴克(Starbucks)第二要位的鄰居的一次談話,內容涉及星巴克向中國擴張的話題。楊梅開玩笑地問她,若要在中國開設一家商店應該怎麼做?她的鄰居說:「與負責亞洲市場的員工保持聯繫。這是電話號碼。」
那就是她從未打出的電話,楊梅表示雖然沒打這通電話,但心裡很高興得到了這句寶貴的話。因為她的真正愛是房地產,而不是經營星巴克商店。她開設了一家經紀公司,並表示自己填補了傳統經紀公司所不具備的市場,那就是與希望在西雅圖地區投資的中國商人,與說英語和非英語買家合作。
Core Stack 首席執行官Natarajan說,他最大的錯失機會是與亞馬遜合作的機會。Natarajan說:「在亞馬遜網絡服務(AWS)成立之初,亞馬遜就拜訪了我們的辦公室,懇求我們成為他們的合作夥伴。當時我們正在尋找引領潮流的人……微軟和谷歌。我們沒想到他們(AWS)會成為雲領導者。」
Vibrant Cities的首席執行長黃浩聲十分了解錯過的機會。他說:「他有多次購買南湖聯盟房產的機會。那時是600萬美元,我想我會等著價格下跌。但這事從來沒有發生過!」
他說,房地產價值的最大驅動力是就業。由於西雅圖地區還有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他說:「現在是購買(房地產)的好時機。不要等待價格下跌。去年已經發生過……西雅圖的房屋中位價為80萬美元。現在是715,000美元。我們已經處於下一個週期的開始。從現在開始五年後,不要後悔沒有購買房地產。」
「當您充滿激情時, 您想分享它,無論它影響一個人還是一千人。」Bayley Le擁有GoPoke餐廳,他的兄弟Jason擁有Dochi,這是華埠國際區的一家日本甜甜圈麵包店。Bayley 說:「人們之所以成為企業家,是因為他們具有驅使他們前進的熱情,即提供產品或服務的熱情。將有共同愛好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繼續為大家服務。」
正如《西華報》社長吳靜雯所說:「企業家不僅僅是創造就業機會的人,還是創新者,問題解決者,遊戲規則改變者和有遠見的人。你們是這個社區中真正的臥虎藏龍者,我為各位的貢獻感到驕傲。」在此祝賀所有獲獎者。
你會寫一本書來記錄你的失敗,暴露最脆弱的時刻或承認自己的錯誤嗎?在一個珍貴無瑕的Instagram圖片的世界中,伍煒豪選擇了這麼做。
在伍煒豪的著作《在課堂裡從壞到更糟再到一流-From Bad to Worse to Best in Class》中,他帶讀者回到了他在越南西貢的童年時代。他描述了自己在那裡的形像,他是叛逆的逃學者,逃學去街上踢足球,進而打架生事。他精心設計要逃離監牢然而卻失敗了,甚至把讀者引進他被關的監獄,也像他一樣困坐牢獄,也能和他一樣渴望能喝到一杯冰水。
伍煒豪也將讀者帶到巴拉望島(Palawan)的難民營,然後備極艱辛的到了加拿大,在那裡他做了兩份全職工作,在兩年內完成了高中學業,並贏得了妻子Lisa的心。
他在書中沒有掩飾任何細節,毫不隱瞞的述說自己如何踏上艱難的創業之路,開始經營和關閉連鎖餐廳的過程,看到自己擁有的房屋和財產灰飛煙滅。之後最終才建立了成功的生意和取得特許經營權。
伍煒豪是集丈夫、父親、導師、現代教育中心(Best in Class Education Center)東主一身的角色。但他的核心價值是樂觀主義者和倖存者。
他回顧過去的生活,無論是在監獄中還是在難民營中,都是一種經歷。但是每次在碰壁重重困難艱辛時,他都知道這沒什麼大不了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告訴大家他在嘗試逃離越南時,在一次中逃脫中遭到機關槍的掃射。直到他上床睡覺時,才注意到自己夾克袖中有一個彈孔。
伍煒豪說:「大家當時都被嚇壞了,但我還活著,我感到很幸運。」今天,他和妻子在遇到問題時都會自問:「我們會死嗎?不會,那我們就會沒事的。」
伍煒豪說:「經驗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許多人讀了我的書,表示要是換了他們,是不會和大家一起分享自身的故事。我的書打開了他們的心扉。給他們新的視角,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而且所遇到的問題並不是那麼大到無法承受。」這種態度,鼓勵大家不要把生活傾向太過嚴肅拘泥。伍煒豪在這種生活態度和性格下,成為優秀的導師和演講者,激發了許多移民團體及教育和商業機構。
伍煒豪的天賦是平易近人,他一直稱自己年輕時是個文盲,即使母親是老師,他逃過學,從卡車上搶水果,或者為了一些急需要吃到口的肉去偷別人家養的雞。但是,他也承認自己有些機伶和機智,會買鹹花生,重新包裝後,賣給在西貢街頭喝酒的人賺些錢。
當被問及改變自己生活的經歷時,伍煒豪指出是他在監獄期間,他假裝自己未成年而逃脫了重刑。
他說:「我呆監獄坐牢的時間,是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我徹底改變了。我回到家開始洗碗盤。家人說:『那個外星人是誰?』入獄前,我是全然不在乎這些碗盤,還是我的家人。」
他將這種性格轉變歸結為孤立。
他說:「在監獄裡度日如年,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我沒有希望。當進去時,是呆在臭氣沖天的廁所旁擁擠牢房的盡頭,慢慢地可以向前移。在高溫中汗水淋漓,但沒有淋浴可消暑。在身心上我都感到痛苦萬分。過去喝一杯冰水是件簡單不過不會遇到麻煩的小事。但在牢房裡我只能想像自己舔著一杯冰水的杯外。這讓對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如新鮮的空氣,綠色的植物,路過的女孩等心存感激。
在菲律賓巴拉望島的難民營,是伍煒豪第二次經歷到的困難。他開玩笑說,那裡就像是特別為在西雅圖湖邊付高昂房價的海濱度假者那樣。他說:「在難民營裡的感覺與監牢是不同的。過去即使我出獄了,也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但在難民營,我可以感受到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可以觸摸它並看到它的到來。」在難民營他學會了英語,讓一個美麗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個女人後來成為他的妻子Lisa。
伍煒豪到達加拿大海岸,接受教育,結了婚,同時做了兩份全職工作後,移居到了美國。他曾在連頓技術學院(Renton Technical College)任教,甚至在微軟找到了工作。如果讀者認為這就是這位難民伍煒豪故事的結局,其實是還沒結束。
伍煒豪說: 「我在連頓技術學院任教4年半。減薪接受了微軟的工作。在工作的後期,我甚至可以閉著眼睛做這些事,這讓我在微軟感到很無聊。我是個每天需要做不同事情的人。我喜歡構建系統,但工作一旦完成後,就表示是做完了。」
伍煒豪是個生存型的人,要成為企業家並不容易。他樂於從事教練班,抵押貸款業務,甚至是開餐館連鎖店。
他說:「當我在教學時,電話響了,有人來討論買賣房子的事,真是令我尷尬。在家裡時,有人會打電話要求重新安排課程時間。我處於生存型的模式。我想要經濟上的穩定,我曾經受餓過差點因偷東西被殺。」他笑著說:「也許是因為我出生在猴年。你見過猴子靜止不動嗎?」相比之下,妻子Lisa則堅強而專注。她一直是伍煒豪一生的動力,鼓勵他學習和努力。
Lisa說:「我們總是可以給別人提供建議,但有時也必須讓他們從失敗中學習。」在談到如何度過艱難時期?她說:「最後,歸結為愛。如果你愛一個人,那麼會站在他們的身邊並支持他們。」現在,伍煒豪更加專注的是他的現代教育中心特許經營業務。
他說:「事情的變數太多了。我喜歡挑戰和多樣性。如果事情平淡平凡,我會感到無聊。」伍煒豪的轉折點是他加入了名為Entrepreneur Organization(EO)的組織。他說:「以前,我對不知道的東西就不管它了。我不去看很多書。但是在這裡,我發現了我的『為什麼?』。哥倫比亞教授、領袖大師 SimonSinek 說過, 人們不在乎你做的事,人們在乎的是為什麼你要這麼做。」伍煒豪表示,直到他開始學習和讀書,他才意識到少即是多的奧理。
他補充說:「縮小注意力以擴大視野。他沒有挖大洞,而是挖得更深。」
如今,伍煒豪和妻子共同經營現代教育中心。許多員工都是過去他時教過的學生,大家像一家人一樣。
伍煒豪說:「我發展公司的唯一途徑就是發展員工。公司的使命有三重:建立一流的特許經營權,建立更好的老師和培養成功的學生。
目前,我們在65個以上的地區擁有46至50個加盟商。大多數業主都是像我這樣的移民。我想分享我的經驗,並幫助他們成為搖滾明星和擁有出色的特許經營權。如果我能幫助大家建立成功的補習學校,那麼他們將幫助創造很多工作並培養成功的學生。作為首席執行長的第二個任務是我對加盟商的承諾。一旦你加入我們的加盟團隊,我們就不再是商業夥伴,而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
談到 現代教育中心的未來,伍煒豪說:「我們的目標是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增加到大約100個點,一旦到這個目標,我們就考慮走向全球。我剛剛很快聘請了一名首席運營長,並希望在未來三年內任命一位首席執行長,這樣我就可以成立公司董事會並奠定公司的品牌。」
伍煒豪說:「我是印度中華難民協會(ICRA)的主席和董事會成員,以及EO,UW 諮詢和業務發展中心等多個組織的董事會成員。」
Lisa是越南獎學金基金會( the Vietnamese Scholarship Fund)的董事會成員,該基金會為越南負擔不起的幼兒教育提供資金。她說:「他們做的工作真的打動了我。我對教育充滿熱情,教育一個孩子可以影響整個家庭。」
企業家精神並不適合所有人,而是適合那些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的人。伍煒豪說: 「我對年輕人的建言是:追逐自己的夢想,無論夢想是什麼。我有一個導師,那就是向失敗的人學習。我的書不是關於我的成功, 而是關於我的失敗。」
伍煒豪在2019年10月25日在中國海景大酒家舉行的《亞裔企業家年度午餐會》上接受西華報的頒獎和表揚。
關於AARP樂齡會:AARP樂齡會 是一個擁有將近 3,800 萬會員的非營利及無黨派組織,旨在透過改變美國對於年長的定義,幫助人們將目標和夢想轉化為可實現的機會。AARP樂齡會 在全美 50 州、華盛頓特區、波多黎各及 美屬維京群島均設有辦事處,致力強化各個社區及改善一些與大多數家庭息息相關的議題,例 如:醫療保健、財務安全和個人發展。我們並關注在市場上的個人權益,悉心挑選值得冠以 AARP 樂齡會名稱的優質和高值的產品和服務。作為可靠的消息和資訊來源,AARP 並出版全球發行量 最大的《AARP 雜誌》(AARP The Magazine) 及《AARP 通報》(AARP Bulletin)。AARP 樂齡會不認可任 何公職候選人或對任何政治活動或候選人捐贈獻金。詳情請瀏覽網站 www.aarp.org或關注 AARP 推特@aarp 及 AARP 執行長推特@JoAnn_Jenkins。
AARP 樂齡會華盛頓州分會(義工) 領導戈齊民 (Jim Ko)先生,2015年從工作崗位退休後,並沒有放慢腳步,他現在擔任義工領導一職,代表將近940,000名AARP樂齡會華盛頓州成員指導活動。
他最近接受西華報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採訪時說:「我想幫助年長者,提升他們的生活品質。」
戈齊民生於台灣,8歲時與父母一起移居美國。他懷念的談起他到美國最初幾個月的情況。
戈說:「我們入境的第一站是西雅圖,因為我們在默瑟島(Mercer Island)上有朋友和家人。我現在已經60多歲了,但第一次見到西雅圖的美麗, 和吃新鮮脆蘋果的美味, 迄今印象深刻。」
儘管戈齊民最初落腳在華盛頓州西部,但他一生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美國東岸度過-因為他的父親在紐約大學擔任教授。作為一名學生,戈齊民表示自己不是「典型的亞裔」。他笑著說:「我的數學很糟,而且我在學術上並不那麼優秀。」相反的,他說自己一直是一個體育狂熱者,並透露「我是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第一位亞裔高校足球運動員。」那段時間,他的父親在賓州找到工作,所以他的高中是在匹茲堡上的。
戈齊民說:「在客場比賽中,我們需要去一些藍領階級的城鎮,那裡的人以前從未見過亞洲人,更不用說亞裔足球運動員了。」當時,戈齊民說自己既是防守,也是進攻球員。他是一名後衛和巡邊員。他說:「我不是最好的球員,只是候補球員。」
戈齊民之後在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獲得了學士學位。他曾為Bristol-Myers Squibb工作,由公司付學費,從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他還曾在一家現在稱為Kraft Foods和 Campbell Soup的公司工作。為這些公司在國外出差工作了30年。
戈齊民說:「在我所從事的大多數工作中,都是擔任領導職務。我不是工程師,科學家,也不是研究和開發人員。但我從年輕時候就擔任總經理……身為一個領導白人組織的少數族裔,是個令人振奮的挑戰。」
2011年,星巴克給了他非常優秀的職務和條件。因此戈齊民及家人搬回到西雅圖為開始星巴克工作。另一個搬回西雅圖的理由,是因為他年邁喪偶的父親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戈齊民由於頻繁旅行出差,使他難以照顧到父親。因此,他在2015年決定退休,並成為父親的專職護理員。
戈齊民回憶說:「父親當時已經95歲,我和他一起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一年。」
就是在那段時間,戈齊民開始看到「這些讓我真正震驚的狀況,就是在美國的老年人活得非常辛苦。在亞洲,長者的家庭成員會由年輕一代照顧,而在美國,老年人只能自己照顧自己。」
他目睹了年長者經歷的孤獨,處處需要別人幫助,或自己養活自己。因為大多數美國年輕人不想進入照顧這一領域工作,他注意到在美國許多醫護人員來自海外。現在,由於懲罰性移民法(punitive immigration laws)禁止外國人進入美國,戈齊民擔心將來會沒有足夠的看護者來照顧他。那時候,他在AARP樂齡會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和的人,就開始成為該組織的義工。
戈齊民表示:「總有一天,我也會老,當然不想重複現在這些耆老們現在經歷的艱難的處境。我今天當義工,間接地是在將來幫助將來的自己。」
作為AARP樂齡會義工,他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與亞裔社區互動。他說:「AARP樂齡會[華盛頓州]有100萬成員,但是亞裔美籍佔的人數是相當有限的。」戈齊民已在AARP樂齡會建立基礎,例如與健安,仁人服務社和日本療養院Keiro建立了聯繫網絡。他繼續在社區中建立關係,同時也加入了華裔美國人聯盟等組織(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Alliance)。
當被問到對行動主義(activism)看法時,戈齊民說:「許多亞裔成員都不喜歡在大眾面前發聲,去領導運動,或推動改變議題的主動性。」他強調說:「要走出來面向大眾,並確保訴求的聲音被聽到。」
戈指出,2019年AARP樂齡會華盛頓州最大的勝利之一是通過了議會的一項長期護理措施,該措施將幫助人們支付各種服務費用,包括居家護理助手、成年人家庭住房、輔助生活住房,技能護理設施等。福利還可以用於支付醫療設備(如緊急警報設備)和服務的費用,包括房屋改建、運輸或為耆老準備飯菜。
戈齊民說: 「《長期護理信託法-he Long-Term Care Trust Act》將制定一項公共的長期護理計劃,為華盛頓居民提供靈活而有意義的福利,確保家庭可以選擇最能滿足親人需要的護理環境和服務。」以通貨膨脹指數計,既得和合資格的員工,基於僅百分之一的一半(0.58%)的工資溢價/扣除(payroll premium),將可獲得36,500美元的終生福利。薪資溢價將從2022年開始收取,信託基金將從2025年開始支付福利。
戈也為AARP樂齡會[華盛頓州]通過立法保護老年人,避免數據洩露個人信息,防止詐欺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他和AARP樂齡會現在將注意力轉向限制處方藥的價錢。
戈齊民說: 「西雅圖地區有很多中年的亞裔成員,他們在工作上都有很好的職位。現在是參與AARP樂齡會的時候了。AARP樂齡會經由你的支持,會將亞裔成為『龐大而有影響力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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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失敗而慶祝,我們是瘋了嗎?大多數亞裔美國人不會告訴別人家人或自己出了什麼問題。而且最不願分享的是在學校、婚姻、工作或生意上的失敗,因為怕丟臉。如果我們對自己說:「我是失敗了,但現在的我變得更堅強」、「我可以東山再起」或「失敗並沒有界定了我……」。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誠實面對失敗,但不願意與他人分享?如果您自己看得開,然而您的家人是否也願意如實地講出您不幸的經歷?
我認識一些人,包括我的家人都對離婚保密。有趣的是,我的美國朋友會在第一次與陌生人見面時,透露他們是單身還是離婚。我的一個朋友,一位華人移民假裝她已婚,即使她是在我們見面之前,她早已離婚有幾年了。十多年來,她總是告訴我,她丈夫忙於工作。我只是經由她的女兒發現了真相,她的前夫是個爛賭鬼,但我從未當面反駁她。
當我已故的媽媽不得不在我繼父的葬禮上,承認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時,真是滑稽有趣。「什麼?你還有另一個兒子!」當我生父撫養的弟弟出現時,她的麻將朋友們表示難以置信。在她尷尬地承認自己結婚兩次後,我目睹了她的釋然。在悲痛失去繼父的當下,就在那一刻,她真正開懷而笑,偽裝的牆終於瓦解,真相使她自由無覊絆了。
企業家Tien Ha與西華報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聯繫,以了解亞裔美國企業主如何應對失敗。這激發了我們將於10月25日在中國海景大酒家舉辦亞裔企業家圓桌午餐的機會,以便我們分享他們的挑戰,及如何找到解決的辦法。
表爾威市議會議員梁浩婷(Janice Zahn)說:「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比爾.蓋茨(Bill Gates),但沒關係。」Anchor Assets Management 公司和Go Poke餐廳東主Bayley Le說:「我們(亞洲人)很努力工作,但常沒看到失敗是具有潛在的和積極的效能。我們只認為失敗是令人失望的果實,因此會竭盡全力避免失敗,於是十分在意業務的發展並感到滿足,不願去承擔發展業務所冒的風險。」
但是,失敗確實有其積極的方面。我們可以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並在克服未來逆境中變得更有韌性。
我媽曾誇口說,我在學校的表現如何,就只需看我成績單上所有的A就能全然明白。但是,當我考試不及格時,她在親戚面前就閉著嘴,一副下沉的心境。這是許多亞洲父母的典型反應。即使失敗了,我也不為自己感到羞恥,然而,老媽卻先為我感到羞恥,以至於我不得不假裝自己也挺可恥的。
幸運的是,當我37年前創辦《西華報》和《Northwest Asian Weekly》時,那些童年經歷並沒有影響我。已故的華埠國際區移民領袖Bill Chew曾經把我拉到一邊,給我如同父親般的忠告:「你一直在宣佈將要創辦中文報紙。可你最後什麼都沒做,難道這不是令人尷尬嗎?」我簡直不敢相信他說的話。當我後來得知他只是眾多誹謗者之一時,我更加感到驚訝。
但我沒生氣,也沒改變初衷。我以沉默替代生氣。然而我的沉默並不意味著我同意他的說法。後來,他和許多反對者都成為我的支持者。
多年後,我在亞裔美國人新聞工作者協會會議(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 Association conference)上遇到了另一位Bill(William Wong)先生。他對我說,儘管有很多困難,但你「展現出了很大的勇氣」,創辦自1927年以來在西北太平洋第一家中文報紙。
呵呵,「勇氣!」沒有人對我如此稱許,而我也從沒想過自己所做的事是勇氣的標誌。我只是做了我必需做的。但是出生在美國的William Wong是來自舊金山的記者兼作家,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對我的報業旅程給予了積極的啟示和鼓勵。
大家可能會以獲得的財富和名聲,將失敗和成功投向有限的鏡頭。我們要重新定義成功,並對失敗有擴展增進的看法。大家可以做的是一項實驗--勇氣的測試--對冒險的渴望-建立信心的指南,也許還有一張建立關係的地圖。如果只看收益而不看損失,那麼從長遠來看,您可能會贏。您正在參加馬拉松似的長時間比賽,而不僅僅是一場比賽而已。
亞洲人恥辱文化的重擔影響了我父母一代,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孩子。如果我們不斷擔心丟臉或別人會怎麼看我們,我們就永遠不會快樂。
如果我們沒有表達自己的願望、希望和夢想的自由,就無法發揮出最大的潛力。如果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就無法成為真正想要做的人。前副州長吳仙標(S. B. Woo) 曾說過:「如果與周圍的人、家人分享夢想,他們可以幫助您實現目標。」但是,如果他們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麼,就無法幫助您或為您的成功做出貢獻。他的觀點是,讓其他人加入您的團隊來追求並達成您的目標。
如果您已遭受到多次失敗,請仿效電力發明家及獲得2332項專利的愛迪生(Thomas Edison)。
愛迪生說:「我們最大的弱點在於放棄」、「最確定的成功方法是再嘗試一次。」他敦促我們努力工作,並表示:「沒有什麼可以替代艱苦的工作。」他從未承認失敗,他說:「我沒有失敗。我剛剛發現了10,000種行不通的方法。」
大多數時候,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沒有給予足夠的評價。我們經常努力工作,卻忘記慶祝自己的里程碑。不管事有多小,我們都該停下來慶祝一番。通常啟示和反思是慶祝活動的一部份。當我們提醒自己自己所做的事是既重要又特別時,會使我們充滿活力,並使我們在精神和心態上得到提升。
如何定義成功和失敗?不要只關注財務方面,例如公司的年收入或薪水。請搜索需要回饋事情的數量,如那些使社區變得更美好而做出貢獻的數量,以及你肯定對需要幫助的人的數量。這些都是真正的成功。
把這些做到的回饋寫下來或輸入手機。當感到失望或幻滅時,不妨看看這些成就,會為您帶來加油振奮的動力,這也是我獲得靈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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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海鷹隊( Seahawks)的主場揭幕戰,讓我想起在最近一個燦爛的夏日,我來到了CenturyLink Field球場,與字面上和形像上的一些巨人見面。我不是開玩笑,當站在他們旁邊時,我就像一隻渴望的蝸牛,試圖將頭抬得足夠高以便要到這些球員們的簽名。
海鷹隊是西雅圖華埠國際區最著名的鄰居。從華埠到CenturyLink Field,我只需花5分鐘就能走過第四大道南的路橋。我不是去那裡看比賽或欣賞音樂會的,而是去參加每年只發生一次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被邀請參加第30屆太平洋西北地區足球名人堂(30th annual Pacific NW Football Hall of Fame)的活動。認識我的朋友可能會笑說:「女孩,你對足球一無所知。」作為兩家小型族裔報紙的出版商,體育不是我的專長。感謝上帝,丈夫和兒子對體育運動,尤其是海鷹隊了解很多如數家珍。
名人堂頒獎過程活動顯示出我的無知或弱點,這取決於各位如何看待它。在五名獲頒者中,我只認識已故海鷹隊的教練 Chuck Knox和社區關係副總裁Mike Flood,他是邀請我參加盛會的人。我必需承認,我並不認識另外三位著名的獲選人:海鷹隊的Shaun Alexander、華盛頓大學Husky橄欖球隊的Mark Bruener和高中足球教練Tom Moore。
但是我是海鷹隊的球迷,不是因為家人是球迷,而是因為球隊是西雅圖的驕傲,同時也影響華埠國際區的經濟。過去,華埠商家並不感到興奮,因為球迷在比賽期間佔用了華埠的大部份的停車位,食客避免來該地區。最近,海鷹隊制定了計劃,邀請華埠餐廳在比賽期間在體育場內販賣食物。
當海鷹隊在2014年贏得超級盃時,情況發生了變化,許多社區成員都感到自豪。令我驚訝的是,當年住在華埠並擔任街頭清潔工的移民,替孩子們買了海鷹隊的球衣,他自己也穿了一件。那些球衣並不便宜。包括帽子和圍巾等配備,是要花掉整個家庭數百美元的開銷。
但是他們為慶祝海鷹隊的勝利感到非常興奮。點心皇和T&T餐廳在《西華報》上刊登廣告,祝賀海鷹隊的勝利。對於任何本地球隊來說,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為了滿足參加比賽的成千上萬球迷的需求,Metro巴士在比賽前後,為來自城鎮各地的球迷前往華埠的的需求,組織了大量雙層巴士作為交通工具。
我也注意到愈來愈多的亞裔參加體育活動的比賽。光顧華埠餐廳和其他商家的粉絲數量也大大增加,尤其是在主場比賽後。
我和丈夫十分高興地去參加名人堂的頒獎過程。我們知道房間裡會有很多名人。立刻,我想起了Mulvanny董事長李權忠(Jerry Lee)的聰明計劃。李和妻子Charlene是海鷹隊的忠實粉絲和超級賽季門票持有者。李表示,貴賓席的價格是25,000美元。只要房間裡有著名球員,他都會帶幾個球並請球員簽名,然後將球捐贈給慈善機構。其中一些親筆簽名的球,可以賣到1,000美元甚至更高。
真是個機會!也許我應該買幾個球,看看我能得到多少簽名。但是在活動開始的前幾天,我放棄了這個主意。西華報員工中的一位圖形藝術家設計了祝賀Flood的卡片,我打算請貴賓們在上面簽名。沒有足夠的時間(約半小時)來完成兩個目標。多任務會使我對活動索然無趣。我想享受與優秀運動員會面的過程並只祝賀Flood。
我擔心向球員們靠近索取簽名時,他們會怎麼想?從身體外形上看,他們強壯且又高大,像變形金剛一樣聳立在我面前,而且肱二頭肌過大,可能隨時會讓袖子撐不住而破裂。他們會認為我太矮了嗎?他們會檢驗我對他們為海鷹隊效力是哪一年等這些知識嗎?如果他們測試了我,但我不知道答案,那該多尷尬啊!他們是否會簽字然後嘲笑我說:「拿走我的簽字,矮東瓜。」
然而我的恐懼是毫無根據的。每個人都友好和禮貌。甚至有人說:「我很樂意(簽字)。」
麻煩是,我不知道球員是誰。我迷失在200多人,且滿是陌生的面孔的房間裡。幸運的是,出現了團隊合作。
丈夫低聲提示我說「你站在……旁邊。」「看那個和Mike說話的高個球員。」「站在你身後的球員是……。」我很開心,從採訪一位足球運動員迅速挪移向另一球員。丈夫也與他的相機同時工作,獲取所有要人的照片,不是與我們在一起,而是與 Flood 站在一起或與他們聊天。我的角色是想方設法正確排列這些要人,以便他們都集結在照片中且微笑面對鏡頭。我手拿著代表海鷹的綠藍兩色筆,在要求籤名時派上了用場。現在大家非常依賴手機,一般是不會隨身攜帶著筆的。
這其中的拍照者包括Steve Largent, Steve Raible, Jim Zorn 和 Curt Warner在內的一些人,我花了他們一些時間,並為Flood添加了很好的註釋。他們不知道我需要得到更多的簽名。有時,我會說:「您能快點嗎?」不,我不行。我學到了一些事情,那就是下次,我將準備兩張卡,因此我不會浪費時間等待簽名者完成操作。
能夠面對面的見到所有球員,他們有的是父親,丈夫,兄弟,作家,企業家和網絡主播。大家很熱情,人性和真誠,與電視上戴著頭盔和穿著球衣制服的畫面絕然不同。此時他們是穿著適合得體,且平易近人的普通人。
Flood因為不是球員,但被榮登進名人堂令大家感到驚訝。他是唯一一位不參與該領域的人。但在房間裡,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他對海鷹隊的貢獻。他使球員們關心社區,與粉絲建立聯繫。Mike的社區工作廣泛而強大。他組織海鷹隊的球員進行社區服務,例如今年夏天清理Nisei Vets Hall。認真地講,球員們在清理場地時弄髒了手。海鷹隊還向日本人和其他退伍軍人以及其他無名英雄致敬。球員為弱勢青年提供夏令營,並參與指導和計劃。
作為由前副州長歐文(Lad。Gov. Brad Owen)創立的社區服務組織華盛頓將軍協會(Washington Generals Association),Flood身為協會主席,本身也被授予將軍榮銜。 Flood的社區服務列表不勝枚舉。
多數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已故的微軟共同創始人 Paul Allen 的室友。Paul是海鷹隊的東主,也是西雅圖許多其他創新企業的創始人,當時他們在華盛頓州立大學上學。另外,Flood在幕後不懈地努力建立了體育場。最重要的是,Flood支持許多亞裔組織,包括過去20年來贊助《西華報》舉辦的12月晚宴。
謝謝 Mike的支持。能被邀請參加這項活動,這絕對是一次令人大開眼界的經歷,也是我夏天的亮點。
9月8日,海鷹隊以21比20擊敗了辛辛那提猛虎隊(Cincinnati Bengals),是否那場勝利預示著重大事件的到來。球隊可以在本賽季贏得超級盃嗎?我問Flood。「我想是的。」他不停地回答。
這更是粉絲們最大的夢想!
西華報姐妹報《Northwest Asian Weekly》特約評論員Yvonne Kinoshita Ward
Yvonne Kinoshita Ward是華盛頓亞裔律師協會前任主席和華盛頓亞太美洲事務委員會前任主席。她兩次被《西北亞裔週刊》評為亞裔社區的最佳撰稿人,並因促進法律職業的多樣性而被授予華盛頓州司法協會Carl J. Maxey獎。
在政治知情人士的推動下,這裡的亞裔正面臨他們的孩子在未來會遭受一個令人不安的威脅:一場拒絕給予亞裔孩子教育機會和政府就業的運動。這一威脅是通過第1000號動議案(在你的投票中稱為第88號全民複決議案)實現的。該動議案將在大學招生錄取、公共就業和政府合同方面實施種族配額和上限。
目前,在華盛頓,根據我們的民權法案,這種歧視是非法的。但是政府和大公司知情人士希望通過第1000號動議案(I-1000)來廢除這些權利。這是對我們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終極背叛。他們為了讓自己的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非常努力地工作並且忍受了殘酷的種族歧視。我們必需尊重這些犧牲,確保亞裔孩子不會被剝奪尊嚴,被剝奪公平和長輩們為他們贏得的尊重。我們必需拒絕I-1000。
I-1000通過配額和上限使反亞裔的偏見合法化,對哈佛的訴訟揭示了亞裔家庭所知道的事實:大學院校歧視亞裔學生。根據哈佛的平權行動政策,亞裔學生的SAT分數要比其他群體高出至少300分才會被接受。哈佛隨後對亞裔學生的入學人數設置了上限。盡管亞裔申請者在每個客觀類別中的得分都明顯高於所有其他群體,但他們的錄取率最低。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醫學院的平權行動政策上。在這些政策下,其他群體被錄取的比率是MCAT和GPA成績相同的亞裔學生的10倍。
如果I-1000通過,反亞裔的歧視將通過哈佛式的配額和上限在這裡合法化,而I-1000背後強大的知情人士將這些配額和上限隱匿在不可告人的漏洞中。各機構將按種族統計學生和僱員,決定哪些種族獲得優先地位,為這些種族設定目標,並做出有利於這些種族的大學錄取和招聘決定。根據定義,這些就是配額。它們將在政府的各級層面得以實施。官僚們將被授權根據他們所偏愛的種族地位來決定將誰納入大學院校和政府就業之內,將誰排除在大學院校和政府就業之外。亞裔非常清楚這意味著什麼。我們經常被當權者排斥在外。
I-1000將通過利用一個充滿內幕的政府機構,對我們實施上限,來使這種歧視合法化。因為我們的孩子是亞裔就剝奪他們的教育和就業機會,這是不公平的。雖然我們作為父母已經得到教育和工作,但我們的孩子還沒有。如果I-1000通過,他們將會感受到歧視亞裔的全部影響。我們必需站起來拒絕I-1000。
I-1000具有分裂性,它使各種族互相對抗。它甚至撕裂了我們自己的社區:亞裔內部人士正在攻擊反對I-1000的亞裔,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並把他們邊緣化為局外人。這就是I-1000所做的,就像一個計劃。想像一下如果I-1000通過將會發生什麼。我們必需拒絕I-1000。
亞裔被視為民權運動中沉默的繼子而被忽視。我們一貫支持平等對待所有人,但當我們面臨歧視時,我們被忽視。面對教育領域的種族主義,比如哈佛大學,沒有一個支持I-1000的所謂民權組織站出來支持我們。事實上,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甚至稱贊這種歧視。
這些團體過去無視我們,現在他們希望我們支持對我們孩子的歧視。對此,我們必須說不。為了紀念那些在我們之前犧牲如此之多的人們,為了那些沒有做錯任何值得歧視的事情的孩子們,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立場,與這種偏見作鬥爭。我們必須在投票箱前表明立場,因為在那裡,反亞裔的勢力不能忽視我們。手裡拿著你的選票,關注我們孩子的未來,關注他們擁有尊嚴的權利、他們得到公平的權利、以及他們受到尊重的基本權利。拒絕種族主義。拒絕I-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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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飾簡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然而,當有人聲稱自己有兩年為新聞機構撰稿的經驗,但事實是根本沒有。那這就不是潤飾而是個謊言。
這個新聞機構就是我們- 西華報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這是我們最近才發現發生的事,這事也讓我們難以置信和驚訝。顯然,這份潤飾的簡歷已經在Fanny Aung(不是她的真名)的社交媒體帳戶上張貼了一段時間。她是怎麼被抓出來的?是因為她申請了一張新聞記者的通行證。
活動組織者詢問我們何時刊登該文,我們才知道這件事,Aung不是我們的作者。我們感到震驚,組織者也是如此。
如果說Aung是冒名頂替者,我會同意。如果稱她是騙子、作弊者、製造者、偽裝者或騙子,我也不會對其中任何一個說詞提出異議。
我想「假作家」是對Aung更準確的描述。她認為自己撰寫並出版了她的觀點,但事實上是她的文章從未被發表過。努力工作的作家,即使可能不是出色的作家,也經常會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欽佩努力和韌性,以及隨時間的推移而有進步的人。如果她早早與Asian Weekly接觸,並向我們提出她想當記者的想法,事情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然而,她選擇撒謊!
當她被發現時,我的反應不是「她怎麼敢這樣做?」,而且我一點都不生氣。坦白地說,我更好奇的是「為什麼她要這樣做?」
從她在社交媒體上張貼的照片來看,她是位年輕的華人。當我20多歲時,已經生了一個孩子並買了我們的第一棟房子。 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是否如此有聲望,以至於有人決定計劃讓自己踏進我們報社,立足工作崗位,並擔任多彩多姿的任務?當一名作家,並不是一個光鮮的職業,除非已經出版了許多暢銷書,讀者會為能得到你的簽名而肝腦塗地,為你的新書擠滿在發表會上。寫作是個艱苦的工作,過程中是一次孤獨的旅程,需要奉獻、專注和紀律。Aung知道這些挑戰嗎?
我想知道假作家的特點。我想和Aung見面談談。她懊悔了嗎?我應該再給她一次機會嗎?我覺得她生活中可能是遇到了麻煩,而不僅僅只是陷入假作家的處境。所以我等著聽她說……
「不要為她浪費時間。告訴我們的律師給她發一封信。」一位員工建議我這樣做。
「先打電話給她」我告訴編輯。
「你知道你犯了欺詐罪嗎?」我的編輯打了電話給Aung並直接向她對質,她完全措手不及尷尬莫名。編輯要她向我解釋她的行為,然而第二天,她的電話號碼失聯了。
一名員工起草了一封嚴厲的信件,譴責並要求她立即在社交媒體上刪除她的虛假陳述。但我從未發出那封電子郵件,而我的律師也沒有給她發出任何一封令人討厭的警告電郵。
一週後,Aung 給我發了電子郵件要求開會。這封電郵是在會議前早上的凌晨1點58分才送出來的,之後她電郵告知取消會面。我想,當一個人絕對有罪時,是需要勇氣面對自己行為的後果。我們會面對面的見上面嗎?
我沒有在電子郵件中尖叫或壓迫她,即使她取消了我們的會議。我耐心地等待時間以期時機到來。又過了一週。最後,她貿貿然地到了我們的辦公室,並提前在預約時間到達。
她撒謊的藉口是什麼?
個人創傷使她超越了界限。她有證據,法庭文件顯示她是遭到虐待的受害者。作為一個矛盾的靈魂,她試圖探索場所以隱藏自己並引起別人的注意。
她為自己造成的麻煩道歉。我立即接受了她的道歉。當她感到輕鬆時,我邀請員工加入我們之間的會議。我們甚至沒有作出任何一次威脅或罵她的言行。
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太寬容了。也許。我的意向是不去再破壞她的生命。每個人都曾年輕並犯了愚蠢的錯誤。當我像她這個年紀時,也做了些蠢事,但與她的這種嚴重的冒犯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語相提並論的。
她抱怨義務參加了一個10年的組織,卻從未得到任何認可,這傷害了她。對於像Aung 這樣年輕且心靈脆弱的人,她迫切需要獲 得同齡人和長輩的肯定。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大多數人都知道如何得取而吝於給與。我們有多久沒有對他人表示讚賞和善意,並承認他人的貢獻?如果你有,那是很好的。但總而言之,你和我都可以再做得更多,也更好。
我的目標是幫助她學習並向前邁進。我對她的建議是關注其他人而不是她自己。做好工作,為他人服務,增強自己的能力和信心。提醒自己不要期望聲譽,如此就能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快樂的人。
過度思考也會讓自己陷入困境。當你的想法陷入困境和困惑時要格外小心。當我困厄窒礙難為時,我會去散步,享受樹木河流大自然的美景,藉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運動會立即釋放壓力,而我的大腦充滿著快樂的荷爾蒙,而不是老是處在負面情緒中無法自拔。
將自己融入大自然後,我不僅在身體上,而且在感情上都感覺好多了。最糟糕的事就是,用過去的事情漫無目的糾纏和折磨自己,或是誰又對你做了什麼傷害的事。如果你能寫作,那麼心中的挫折、幻想、痛苦、憤怒可以轉化成寫作的動機。這些負面的情緒會成為想像力,烹調寫作的內容,圖像的靈感將跨越紙面,從大腦湧出源源不斷的文字鋪陳而出,這就是寫作的方式和過程。
Aung真的想成為一名作家嗎?我可以給她指引。
除非被讀者認可,否則作家幾乎不會獲得經濟回報。完全依靠自由寫作維生的作家,是無法謀生度日的。但是卻有一些成功的故事。Asian Weekly 是一些作家們的踏腳石。Patricia Tanumihardja 在Asian Weekly 發表了和Sasquatch Publishing 出版社的採訪一文後,她獲得了一本書的合同。
我們很自豪地看到她的精裝本《農場到餐桌,亞洲的秘密--Farm to Table, Asian secrets》一書出版。然後,她為同一家公司寫了她的第二本書《亞洲祖母的食譜--Asian Grandmothers Cookbook》。而我們的一些作家和編輯,也都陸續能在大型主流媒體和科技公司,找到了編輯和記者的工作。
我們現在的大部份作者們,都有另一份全職工作來支持他們對Asian Weekly寫作的熱情。我一直希望能夠多付些稿費,因為他們理應得到。他們的回報是能遇到有魅力的人或事,否則他們的正常生活將了無生趣。他們的滿意,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發表。互聯網使他們的工作永遠存在,除非我們在Asian Weekly 的網站上刪除他們的文章。這種持久的遺產,是對這些作者們強而有力的讚許和感謝。
我們作家的另一個寫作的動機,是爭取獲得華盛頓出版商協會(Washington Publishers Association)頒發的新聞獎。這是一場激烈的競爭,有來自全州各地的數百個週刊和數千個參賽者的作品,由紐約和路易斯安那(Louisiana)等州其他出版商協會當評判。此外,我們為每位獲勝的作家,提供每個故事50美元的獎勵金。除了在Asian Weekly報導外,我們還會支付他們在 Better News Contest 頒獎典禮宴會上的門票。
如果我們贏了,Asian Weekly 的名字和記者的名字就會被宣佈,這總是令人興奮。最激動人心的時刻是,我們作家贏得一等獎,他們和Asian Weekly的名字會在屏幕上閃現。
寫作獎是如此吸引人,以至於我們的一位記者Stacy Nguyen,明確表示她只想擔任潛在獲獎的任務。理由有好有壞。好的是,她想要的是具有挑戰性或調查性的任務。而不好的一面是,她將自己侷限於那種似乎是常規的故事,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會變成令人興奮的任務。
採訪來源需要技能探索,敏銳的頭腦檢測是否是真相。通常,撰寫一個社區事件,就像解決一個神秘的問題。找出原因和結果,明顯和隱藏的影響,以及誰是情節中的實際參與者。但挑戰並未就此結束,因為有時作家的寫作技巧,可以創造或破壞一個故事,有時甚至是Asian Weekly 的聲譽。
寫一篇文章是要對概念、訊息、單詞和過程進行多次修改,並力求整個故事扼要切題。對我來說,修改或重寫是寫作過程中最有趣和最好的部份,是一種純粹的自我快樂,是只有我與電腦間的密切工作。我改的每一個字,都希望能創造並產生魔力。有時候,一些用詞很容易在我眼前跳躍。有時,只是為了找到一個恰當的用詞,讓我搜索枯腸萬般思慮。但當我正確用上時,是沒有任何言語可以描述我的幸福。
到現在為止,Aung 可能已抓住要當一名作家的挑戰。大量的汗水、心血和淚水,為的是產生偉大的散文、詩歌、文章或小說。忍受無數的拒絕是必需的過程。當讀者告訴作者,他們喜歡閱讀你的文章後,你可以用苦樂參半的方式來完成最好的工作。如果Aung 能找到發表她聲音的地方,我會很高興。今天這件事對她追求寫作夢想的過程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脫軌。
無論如何,我原諒了她。願她無論如何都能實實在在地活著,找到自己的激情、尊嚴、正直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