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本月1日，富蘭克林郡（Franklin County）專員Clint Didier及本州部分小型企業，聯合對州長英斯利提出的居家令進行起訴。身為英斯利競爭對手的共和黨籍州長候選人蒂姆·艾曼（Tim Eyman）也加入到訴訟行列，並稱其制定的居家令是「不可接受的暴政」。
該訴訟於美國華州西區地方法院發起，艾曼與其他原告一同在塔可瑪法院前抗議，大肆批評英斯利。目前這一群體正在就此事尋求集體訴訟。
包括Didier在內的富蘭克林郡各專員，在上週便已表態，將抵抗州長制定的居家令，並將盡快重新開放該郡經濟。目前這已成為共和黨政客們反對英斯利居家令的第2起訴訟案件。上個月，另外一名共和黨州長候選人Joshua Freed已起訴英斯利，稱其禁止宗教聚會違反憲法的第一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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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說完了普通法的由來，今期倒不如討論一下法律的由來和演變。
從聖經的角度去看，神的律法也許自有永有，人的律法也許是亞當與夏娃有了後代之後才有。亞當與夏娃有了兒女之後，相信沒有法律去調停他們之間的糾紛，有爭執的話可以通過協商或用武力解決。但當他們開枝散葉，後人眾多的時候，發生糾紛的事件自然愈來愈多，找人評論或出頭的情況也就愈多，唯一解決的方法只有訂立一些法律，好讓各人有所遵從。
但如果說神給人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便有人願意遵守法律，也有人我行我素，糾紛仍不可免。各人間仍需要有一個有權威的人士去擔當仲裁的角色。就像所羅門王，可以合理解決各人間的衝突。但若不幸遇上一個比雙方更不合理的仲裁人，公平與公義便難共存。為此，有識之士慢慢將法律制度化，審訊的程序、方式，所倚賴的法律，全都明確化和制度化，仲裁人只需要看雙方有沒有達到既定的標準，有便鸁，沒有便輸。
法律制度化的好處是令公平與公義起碼在形式上可以達一致；因為所有人在制度下皆一視同仁。但制度化帶來的後果是繁複的程序和法律，以及低效率和高昂的訴訟費用。法律界有句話說：「公義的執行受到延遲的話，等於沒有公義」。這便是法律制度化其中一個惡果。
人們長久享受了制度化的法律所帶來的繁榮與安定後，卻漸漸又變得不滿它的各種缺點；人便是這樣，永遠也不會滿足。在現今的世界裡，法律制度化是唯一能達致最公平和公義的辦法。除非是包青天或所羅門王再生，誰會願意把糾紛又再一次交給一個沒有繁複的法律程序去遵守、以及受嚴謹的証供法束縛的仲裁人的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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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華報的危機永遠不會結束。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5日，也就是將有300多位來賓共慶35週年晚宴慶典的前一天。
我們的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已經從印刷廠送到報社的辦公室。但西華報在哪裡？那位負責送報員工的女兒，在我們辦公室的語音信箱裡留下了錄音：「先生。你們的派報員在醫院，他今天不能工作。」
這位員工不僅要負責從印刷廠將印好的報紙送到報社的工作外，還負責分發華埠國際區和連頓（Renton）市派報的工作。好在的是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是由另一家印刷廠負責。
他不能來上班，在我們辦公室裡發生了一連串的應急處理。去印刷廠拿回報紙不是很困難的部份，而是誰能分出手去華埠國際區分派中英文兩份報紙，因為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忙碌地準備著第二天要舉辦活動的大小諸事。
我們當即做了些快速的決定。我和丈夫還有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分發一些地區，包括宇和島屋和我們所有在華埠設置的報箱。有些人看到我感到驚訝的是，我這位報紙發行人正親自派發報紙。後來，這位進醫院的員工打電話來說他沒事，可以在第二天工作。我們向上星期四急於等待看到報紙的讀者致歉。
儘管遇到危機，但實際上我非常感謝，因為直到凌晨後才收到這位員工女兒的留言，所以至少我們能先安睡了一晚。
2004年，我們英文版的社論之文，引發了一場抗議。大約24名越裔美國人在我們大門前的對街舉行示威。原因是他們反對越南前總理阮晉基（Nguyen Cao Ky）決定結束對越共政權的敵對，並且是自從流亡在美國以來，第一位在戰後回到南越土地上的越南領導人的作法。
我們的社論指出，現在是越南社會繼續和政府調和的時候了。一名與越南人結婚的退伍軍人，在越南報紙上寫了關於我們的社論之後，組織了抗議活動。華埠社區領袖之一、已逝的譚錫麟和這些抗議者站在一邊。
這次抗議使我們的前編輯受傷，她恰好是越南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同胞抗議報紙和她寫的社論。當抗議者了解編輯的反應時，他們告訴她，這跟她沒關係，是「那個華人女人（意思是指我）的主張」。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一千多年來越南人一直在和中國人作戰。這是亞洲國家的問題。中國、日本、韓國，越南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相互間的敵意，已經拖累了好幾代人。為什麼我們必需要把父母的政治包袱，一直從我們的祖國背負到美國呢？作為美國移民，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沒有偏見的新知灼見？我們必需比我們的父母和祖先做得更好！諷刺意味的是，我不是純中國人，我的祖父生在越南，是半個越南人。
看到越南社區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是有趣的。年輕一代私下告訴我們，表示他們同意我們的看法。一些越南朋友甚至與我分享說，當天其中的一些抗議者，早先自己都曾返回過越南，真是虛偽的行為啊！
老一輩的越南人，一直對共產黨政權感到失望，因為30年來，他們的祖國、財產和親人的生命遭到迫害和損失。不知何故，在美國的越裔，沒有把握他們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了解言論自由的做法是媒體的權利。他們仍在期望亞裔社區的每一個人，都能與他們站在同一邊，去抗議這個和平的願景。
仇恨和過去的敵對只會消耗社區的正量，為未來而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月後，我的憤怒融化了。出於同情，我邀請抗議者在我們的辦公室見面。但我們的善意被誤解為膽怯和懊悔，而不是作為促進對話和建立橋樑的姿態。老一輩的期望我們道歉。他們寫了一份書面協議給我，表示我們會同意發表道歉。當然，他們空手而歸，但這是通過一個建設性和友好商討的過程。
目前，越南媒體和我們的英文版the Asian Weekly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我們相互支持，甚至不時共同合作。
我們在2016年夏末收到一封由討債公司寄出的信函，指出我們欠債需還。這是在35年的業務中，我們第一次被起訴。
一個男人指責我們歧視。他聲稱，我們拒絕在西華報的分類廣告上刊登他的出租廣告， 導致他$25,000美元的收入損失。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有收款機構律師的簽署。他敲詐勒索的意圖昭然若揭，這份文件也確實是真的。
我們之所以拒絕他的廣告，是因為他的租客向我們投訴，當他們雙方決定不進行租房交易時，這個登廣告的男人並沒有退還房屋的押金給租客。我們告訴這位客戶，如果能把押金歸還給房客，沒有再多的投訴，我們很樂意接受他的廣告。但經過幾個月的等待，我們從來沒聽到他已把錢還給了租客。
過了段時間，他到我們辦公室的櫃檯，要接待員處理他的廣告。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認出他就是我們曾警告的拒絕客戶，但另一名負責分類廣告的工作人員卻認出了他的名字和照片，我們再次拒絕了他要在我們報紙上登廣告的要求。
兩年後，他起訴了我們。我們聘請了一名媒體律師來代表我們。法官駁回案件並對他作出裁決。但我們不得不花費$8,000多美元的律師費。原告向我們賠付了$4,500美元，即使我們要求更多的費用來支付律師費卻沒有結果。這件事不僅浪費了錢財，而且消耗了大家的時間和精力。之後他寄來了一封道歉信，想要做廣告。嗨！他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當中國和台灣的外交官，同時出現在的活動中，我該怎麼辦？
因為，瞬間就可能造成外交危機。
2009年，我忘記了曾在同個房間邀請中國和台灣外交官造成的影響。我竟然向包括了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4位外交官發出了邀請函。
沒有人懷疑事件背後造成的戲劇化和緊張局面。作為組織者，我希望活動能成為完整的架構，讓這些亞洲國家同時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亞裔美國人駱家輝，被總統奧巴馬任命為第36任聯邦商務部長如此高的職位。
4位外交官員都表示要來。
問題是誰和駱家輝坐在主桌上。中國和台灣的官員都問，他們是否可以和駱家輝同桌。我們知道我們是無法同時接受這兩方的請求。我們也不知道誰合適，或誰不合適坐在那張桌子上，我們對協商這種局面沒有任何線索可比照遵循。台灣官員威脅說，如果我們不讓他坐主桌，就會指責我製造分裂。我別無選擇，只能向駱家輝辦公室報案，讓他與國務院協商進行指導。
國務院表示，中國和台灣的官員不能坐主桌，因為他們不是內閣官員。當國務院發言表態後，沒有人再起爭論了。
有趣的是，日本或韓國的外交官從一開始就不要求坐在主桌。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安排座位？解決的方案是同時要確保沒有人會丟面子，且每個人都能和顯要的社區領導人同桌。
於是主桌被安排在宴會的中間，台灣官員的桌子在前面，中國官員的桌子旁是主桌，韓國和日本的官員就在主桌正後方的左右位置。所有的混亂都在晚飯前解決了。在這次活動中，我們介紹了台灣和中國的官員，他們一起拍照。那天晚上，一切圓滿順利。
是的，他們也曾都同時出現參加了西華報十週年的慶典。有時候，許多人將郵寄的邀請函視為重要禮貌儀節。在我們十週年之際，向所有訂閱者寄發了一個由電腦標籤製作的邀請函。當我們寄出時根本沒想的太多。但中國駐舊金山總館的總領事和本地台北駐西雅圖辦事處的處長兩人都願意接受邀請出席。那天晚上，作為當晚活動主人的我，可不是一個漂亮的場面，因為當他們彼此發現對方居然也在同一個活動中出現時，兩人都走出來抗議。
在過去兩週中，我的博客專注於「向危機戰鬥的武器」。當編輯發現本週我會寫更多的危機時，她說：「你還有更多的危機？」
當然，還有更多。但是，我想停在這裡，因為許多都是不可打印出版的，它可能會影響社區。我最感激的是，這些危機可能傷害了我們，但他們並沒有殺死我們。我們仍然每週為讀者作報導，這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處理危機的武器究竟在哪？讀者們會在下週找到答案，請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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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過去上的新聞課裡，都沒有教我如何準備好處理危機的方法，過去35年裡，我遇到了許多棘手的問題，包括訴訟、抗議、麻煩的員工、中美台灣的外交問題、不道德的競爭對手、社區成員的威脅等等事件。
雖然許多事情是不可打印出版公諸於世的，但在此我願與讀者們分享我多年來面臨的一些創傷。
我的員工為一些意想不到的危機作出了貢獻。如果你的員工不誠實？作為老闆的你會如何反應？當員工在辦公室遇到流產時，作為老闆的你會怎麼做？當有人威脅到你的員工時，作為老闆的你又能做什麼？
有時，這些挑戰與生死攸關。有一次，一名前僱員在遇險中喊道：「Assunta，我流了很多血！」當我看著如紅色地毯般散佈在地上血跡，同時聞起來相當的可怕，在我這一生中從沒有見過那麼多的血，我尊重護士和醫生的專業，所以先打電話給911，然後才和這位女同事的丈夫聯絡。當一切平靜下來，我親手把在地板上血跡擦洗拭掉。
過世的婆婆聽到發生的這件事，她說：「你不應該清洗骯髒的東西（血）。這會給你帶來壞運氣。必需向這位員工要一個紅包，以擺脫這個壞運氣。」
這是個什麼樣的思維邏輯？但我卻從來沒有告訴過員工，我的婆婆曾說，我應該向她要有這樣的要求。如果我當時不去做這件事，那又該是誰做呢？辦公室裡沒有額外的人手來打掃乾淨這些東西。我的團隊如同是我家庭的一員。有時候，我們只需要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來照顧彼此。
另一名工作人員從未透露過他患有糖尿病。在為我工作了6個月後，他突然病發。當時的狀況是相當的可怕。他全身發抖像得了癲癇症，並且一直在說：「糖，糖……」我們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間，另一位同事想起他的親戚患了同樣的病，家人把一點糖放在這位親戚的嘴裡，解決了問題。於是我們就給這位發病的同事喝一些可口可樂，像魔術一樣他喝下的可樂生效了。他起身如健，像從未發生過這件事。我罵他不告訴我們他的病情，因為如果我們不及時作好處理，他可能已經死了。作為老闆就像是父母，我們必需說出員工不想聽的話。
幾年前，一名員工晚上打電話問我要$10,000的保釋金。她痛苦不堪，像嬰兒般地哭泣。
「這錢不是為我，是為我的男朋友的」她解釋說。因為喝醉酒的男朋友在公寓裡大聲尖叫像是在打她，旁邊的鄰居叫了警察，她說。
「如果我們沒錢付繳保釋金，他將被關進監獄。如果他進監獄將失去工作。請幫幫我。我不想讓他進監獄。」她求我們。
「他打了你嗎？」我們只是想確保他和她在一起沒有造成她人身安全的危害。 「沒有，他沒有。」她向我們保證。
「告訴他，他必需承諾不要再喝酒了。」我嚴肅地說。
我沒有遇到危機而是她，我對她視為女兒，我不想讓她覺得孤獨無助。當她需要我們時，我們隨時在她身旁。丈夫知道我想幫這個忙， 但警告我： 「如果她的男朋友再次惹麻煩， 我們就會失去保釋金。」
我意識到自己正面臨金錢或遭損失的風險，但我還是決定為她繳付了保釋金，使這位男朋友免去了牢獄之災而受益匪淺。幸運的是，這個男朋友收歛了惡習，之後沒有再發生更多的事件。
多年前，一名40多歲的員工在社區學院讀書。他沒有買上課需要用的教課書，相反地，他用辦公室我們新採購的複印機複製課本。由於他複印了數百頁，機器承受不了而損壞報廢。令人失望的他不僅事前沒有要求，獲得我們的許可，就私用公物使用複印機外，同時由於我們給他方便，允許他提前一個小時開始上班，這意味著每天得多付一個小時的工資給他，因為他不得不開車送妻子早點上班。
西華報很多員工都是移民。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許多人需要長時間的假期回家鄉看望家人和朋友。他們喜歡花一到兩個月的時間回亞洲，但工作又不能被臨時工替代。我們的解決方案是許多員工在業務上交叉多重訓練。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我們的人手很短缺，在辦公室的員工們不得不努力工作，替補回家探親員工的工作，忙的甚至連呼吸都沒有時間。
朋友說：「你不應該讓他們離開這麼久。」
我有選擇嗎？我們無法付高薪給員工。我們不是非營利組織可以藉鑑其他機構的經理，或獲得政府資金來達成營運目標。此外，在我們的領域裡， 要培訓人員也不容易。
另一個壓力是員工的來來去去。我們僱用高中和大學生，一旦他們從學校畢業，就會離開報社另謀他就。不過，看到他們成長是令人興奮的。一名前僱員說：「我剛進來時什麼都不會。沒意識到自己是那麼糟糕，直到我回頭看，才意識到自己從報社學到了很多很多的能力。」
2015年，由於預算赤字大，美國郵局虧損嚴重，擬議停止週六寄送郵件的服務。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召開了工作人員緊急會議。如果郵局關閉星期六的服務，那也是我們報社的終極日。
靠郵局星期六送二等郵件的優惠服務，是報社得以存活下來的手段和方法。我們的報紙是許多讀者包括Port Townsend、Tukwila、表爾威、科克蘭、連頓、西雅圖和其他城市等，唯一能與外面華人世界聯絡的媒體。
讀者若在星期六收不到西華報， 將會取消訂閱而影響我們的營運。許多忠實的移民讀者由於缺乏交通工具和時間，不會到華埠國際區來買我們的報紙，而他們卻是最需要西華報的人。
感謝國會陷入僵局，郵政署的建議沒有被通過，我們的報紙得以至今仍可以如期的在星期六送至讀者手中。
兩年前，西雅圖市實行了15美元的最低工資法。已經沒有什麼利潤的小型民營企業，是無力承受勞動力成本的上漲。新聞業務是勞動密集的生意，依靠大量的人力資本。它不像工廠，可以買更多的機器來替代工人。
媒體業務要賺取利潤是不成問題的。但對我們而言，只要能收支平衡就非常感謝了。有了這個新的法律，它將使我們的業務失血比我們預期的提早了很多。面對這個法律，我們的解決方案是我和丈夫都要從工資單上退休，這意味我們是無薪免費工作。
諷刺的是，我們正在為一個假想營利的組織而自願工作，證明的是我們對社區的承諾。即使沒有薪水，我對西華報的熱情也沒有減少。
當我反思所有這些危機時，很多人都不堪重溫，但我卻很喜歡這些經歷。我不會用任何東西與這些經歷作交易，因為這些經驗是我寶貴的生活課程，加深了我對社區各界一起工作的感激。
西雅圖市議會發動十五元時薪的薩旺議員最近惹上口舌官司，分別被對方指控。這原是她個人的事，但由於她是民選議員，發表言論時是針對本市的某些措施，但由於言詞出位而招來對方不滿的官非；目前爭論的是訴訟費用究竟是她自己承擔還是由西雅圖政府負責。
公僕應該是為民請命為民服務，敢怒敢言，他們的一言一行不謹是代表其本人的政見，也是代表政府的立場，故此說話小心謹慎是首要注意事項，不能無的放矢，更不能耍任性。皆因美國雖然是言論自由之地，但卻事事講究人權與符合憲法規定，一言不合訴之法律是平常事。
薩旺的兩宗官非估計將要花逾三十萬元，倘若是花得其所，當然納稅人是會支持也樂意支付，這也是為議員的正常行為撐場。唯薩旺的言辭涉及人身攻擊，目前市政府的財政狀況也要節約，故此這給了市議會一個難題，批與不批都會引起不同的反對聲音。
歸根究底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是應該由禍從口出者自負後果。西雅圖市政府在這些年來祗為一位在趕著開會時開車撞傷了自行車路人的議員撐腰打官司，其餘時候議員們都頗守口德。這也是經驗豐富老一輩的政治家與初出矛廬自以為是者的最大分別。政治家的口才與辭鋒是非常重要，說話技巧能緩和與扭轉局勢，化險及夷，也可以罵人於無形但卻大方得體，令對方有口無言無以應對。這才是高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