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口普查局將2030年定為美國「人口拐點」,屆時嬰兒潮一代的所有美國人(大約1/5的美國人)將達到退休年齡。根據AIC的報告到203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表示,預計移民將超過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估計17%的美國文職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報告稱到2030年美國可能會新增2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140萬個將是醫療支持崗位。在該領域,移民約佔從業人員的15.6%。此外,1/3的醫生、1/5的實驗室
技術人員和1/5以上的衛生保健人員都是移民人口。
醫生
華盛頓州資訊、服務和資源
Umair Shah與個人和公共健康災難作鬥爭
這是一個承擔了許多人重擔的人。儘管他周圍一片混亂,他還是設法保持鎮定和執行工作。儘管在採訪過程中一再被打斷,Umair Shah還是講述了他的生活故事,自2020年12月Shah接任衛生部部長以來就展現著讓華州州民熟悉的那種平靜的處事作風。
他的母親30年前中風,這改變了他的生活。在受到Vanderbilt大學一位受歡迎的匈牙利哲學教授的啟發後,他正在前往法學院學習。他放棄了原來的分子生物學專業,雖然他的朋友們已經收到了他們申請醫學院的回應,但他正在為法律或政策工作的生活和學習做準備。但他立即改變了方向。重新回到醫學的領域,
「我姐姐和我經常談論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作為孩子有需要時,我們的父母絕對照顧我們,我們非常強烈地感受到,當他們作為老年人有需要時,我們有責任照顧他們,因為他們是有健康問題的人」他說。
從那以後,他和坐在輪椅上需要大量照顧工作的母親住在一起。
在德克薩斯州(Texas),Shah在那裡擔任急診科醫生,家人用多名專業護理人員來補充對母親的護理。他的父親也是如此,在他幾年前去世之前,他的父親也和家人住在一起。Shah說這是「他的亞洲家庭倫理文化遺產的一部份」。
當他第一次搬到大西雅圖地區時,他的母親留在德克薩斯州,但最近搬進了他的家,他和他的妻子現在再次負責照顧他的母親。他的妻子在休斯頓(Houston)仍然有牙科診所,最近幾週不得不通勤。他們還有三個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顧,生活節奏十分的忙。
來自德克薩斯州的護理人員突然離開了。因此,除了在華盛頓州與全球流行病作鬥爭之外,Shah現在還得為母親洗澡、清潔、伸展她、餵她、給她吃藥、監測她的脫水情況並觀察感染情況。他最近帶她去海灘尋求一些精神上的釋放。
「這不簡單。你必需全身心投入。」若是沒有朋友和家人以及攜手共度17年的妻子的幫助,這一切都不可能。他形容妻子是「令人難以置信」和「了不起」。
然而, 在他的經歷背後有一張更早的照片。這又牽扯到家人。 Shah在7歲時,他看到父親突然病重。雖然當時他並不知道父親是患了嚴重的腸道炎症(intestinal inflammation)需要手術治療「我所看到的父親在病中只是扭動和我記得的痛苦尖叫。」但在他父親動手術後痛苦消失後平靜了下來。
「你知道嗎?他被治癒了。我總是把這個成績歸功於照顧他的醫生和護士,」Shah說。「每當我想到放棄醫學時,就會有一條線將我拉回來。」Shah參加醫學院考試的那個夏天,他正在做兩份工作。在癌症研究實驗室工作後,他會衝回家穿上必勝客 (Pizza Hut)制服去送披薩,直到凌晨兩點。
在醫學院他對更廣泛的事物的渴望再次出現。他給世界衛生組織寫了信,並被接受到那裡學習。Shah說:「我一直有這種興趣,因為我的移民背景或因為有移民父母,我願意回饋服務資源欠缺的地區。」在那之後,Shah想要在全球範圍內或在政策層面上應用自己的願望與他作為醫生的角色,可以解決的特定社區或個人的需求之間展開了一場拉鋸戰。
在大學期間,他曾想過加入和平隊(Peace Corps)並前往撒哈拉(sub-Saharan Africa)以南非洲的一個村莊工作。但他意識到自己「必需先照顧好家人」。然而,作為一名急診科醫生,他前往克什米爾(Kashmir),然後前往海地(Haiti)進行抗震救災——這是應對全球和國內災難的眾多應對措施中的第一個挑戰。
「我的女兒是2009年9月出生的,幾個月後地震發生了。我在太子港(Port-au-Prince)中部的一個非政府組織與第82空降師共處一地,睡在一個帳篷裡,我記得當時在想『我女兒的生命中幾乎有1/6的時間都在這裡度過。』」甚至Shah自己的童年也是一個蹺蹺板的日子。他的家人已經移民到辛辛那提(Cincinnati),但他母親仍在巴基斯坦(Pakistan)的姐姐患上了乳腺癌。於是,他的母親回去看姐姐,懷上了Shah,Shan就出生在巴基斯坦。在阿姨去世後,他們在他六個月大的時候回到美國。
然而, 後來他回到卡拉奇(Karachi)上一年級和二年級,這加深了他對在其他環境中生活的理解。然後搬到辛辛那提直到大學。從醫學院畢業後, 他在接下來的25年裡在休斯頓弗吉尼亞州醫療中心(Houston’s VA medical center)擔任急診科醫師。與此同時他對公共衛生的興趣與日俱增,最終成為加爾維斯頓郡(Galveston C ounty)衛生區的首席醫療官。隨後,他作為哈里斯郡公共衛生部門(Harris County Public Health)的負責人,領導了700名公共衛生人員,為美國第三大郡的470萬居民提供服務。
正是在那裡他獲得了領導該郡經歷無數颶風、化學事故、新型 H1N1、埃博拉(Ebola)、寨卡(Zika)病毒以及最近在COVID-19前線的經驗。自接手華盛頓州衞生部工作以來,截至發稿時華州超過78%的符合條件的人口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72%的人已完全接種疫苗。Shah還回應了公平問題,調整政策以滿足邊緣化社區的需求。根據社區反饋,他下令延長州政府設立的大規模疫苗接種點的工作時間。
對華州疫苗定位工具的持續調整使其快速高效。使用《西華報》也能夠在幾秒鐘內找到疫苗接種地點。據新聞稿稱,該網站已幫助數百萬人獲得疫苗預約。
Shah也是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颶風之一的響應者之一,2017年的颶風哈維(Harvey)摧毀了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Texas and Louisiana)的部份地區。「但我不知道這是否哈維比在之後第二年我父親在ICU住院9次來的更難處理」他說。在父親住院的32天裡Shah和妹妹輪流睡在醫院裡照顧他父親,父親當時正在接受透析並在此過程中感染了膿毒症 (septic)。
「作為一名初級保健醫生(primary care doctor)和兒子,我不得不照顧他,因為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基本上已經崩潰。現在有了COVID就更難了,因為在這個可怕的的挑戰時期,當他們的親人的病變得更糟並且有呼吸系統問題,很多家庭甚至無法也不允許親人與患者在一起 。」
至於他的父親,Shah說:「得病後他就再也沒有回家了。」
本健康系列由華盛頓衛生部(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Health)提供資金支持,該部門對此內容沒有編輯意見或進行監督。
西華報和西華報基金會主辦 社區醫療保健傑出獎獲得者
健安療養院 ( Kin On )
Covid-19疫情開始之初,健安是華盛頓州第一個實施「禁止訪客」政策的養老院。儘管面臨挑戰,健安團隊仍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了無縫支持,維持了CMS五星級養老院質量評級,提供了不間斷的居家護理和社會服務,同時在華埠遭受毀滅性的辦公室火災後,健安華埠辦公室仍通過每週20個小時的虛擬編程,使長者保持活動狀態和維持聯繫。
Nigel Lo
林滋強(Dennis Lam)律師表示:我們非常感謝健安養老院前首席執行長Nigel,在他任職期間的領導才能,抱負以及對健安的奉獻精神。 在他的領導下,健安療養院取得了許多成就,包括開設輔助生活設施和成人家庭之家,對健安康復和護理中心進行重大建築升級,並在整個疫情大流行期間保持高質量的護理。
Ray Tong
Tong是職業治療師和康復治療師,有13年的治療和領導經驗。他目前擔任Des Moines市Judson Park的修復總監,幫助老年人通過教育,團隊合作和療法,重新獲得獨立並改善生活質量。 他還是雷尼爾山谷(Rainier Valley)食品銀行和華埠國際區緊急中心的義工。
Keith Koga
Koga是Harborview醫院的臨床助理護士經理,他在疫情早期階段幫助規劃和實施了路過式和移動式COVID-19測試診所。同事Pamella Guntrum說:「隨著測試需求從每天平均100次增加到200多次,Koga在人員,物資和後勤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以鎮定的舉止做到這一點。 他平易近人,他的團隊尊重他的領導,並與他一起工作。」
Imei Hsu
Hsu是一名有執照的心理健康顧問和註冊護士。她通過提供在線諮詢來維持私人執業,並提供副專業來幫助那些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病的人。Hsu在COVID-19期間為金郡公共衛生醫療後備隊提供志願服務,她自願在隔離和檢疫中心,COVD-19測試匯報小組和COVID-19疫苗接種等工作中服務病患。
Edward Leonard
Leonard醫生是Overlake醫院的傳染病專家。畢業於匹茲堡醫學院(Pittsburgh School of Medicine)獲榮譽學位。擁有30年的豐富經驗。《西雅圖都市雜誌—Seattle Metropolitan Magazine》將他評為2020年「頂級醫生」之一。
Peter Hashisaki
Hashisaki醫生是Overlake醫院的一名傳染病專家,他在該領域擁有超過40年的經驗。2020年,他被《西雅圖都市報》評選為「傑出醫生」之一。
Hashisaki畢業於華盛頓大學的醫學院。
Gayle Robinson
Robinson醫生是西雅圖大學護理學院的助理教授。瑞典醫學中心通訊經理Tiffany Moss提名Robinson時說:「因為她不斷的交流奉獻精神。致力於改善對社區的醫療保健服務,特別是重視具有較高文化有色族裔的社區感染新冠狀病毒的流行。」
她曾在共同機構內的組織和多元文化保健中心,為員工和社區工作人員提供關於感染控制和洗手的諮詢課程。Moss稱她為「瑪麗·瑪尼專業護士組織(Mary Mahoney Professional Nurses Organization)成員,和學生獎學金獲得者不斷啟發靈感的傑出來源。」
Arooj Simmonds
Swedish Health Services.首席醫學官Lynn Welling認為,瑞典醫院的麻醉學家Arooj Simmonds醫生是「創造性的問題解決者,值得信賴的同事,以及周到的合作者」。
Simmonds擔任瑞典外科和程序審查委員會的聯合負責人。Welling說:「她開發了一種新穎的算法,可以根據患者的症狀確定哪些手術可以安全地向前進行。」
Kristy Carrington
Carrington是瑞典醫院First Hill設施的首席護理官。她負責Women’sHealth的運營,其中包括監督美國第十大嬰兒分娩事宜。
在大流行期間,她在人員配備模型,替代護理方案和臨床操作方面努力領導大家。「她熱衷於以最低的成本為社區提供最高質量的護理。她關心自己的護理團隊,並每月與新護士共進早餐,這樣她就可以認識他們。」Welling醫生表示。
Rachel Wang Martinez
Mart nez是Neighborcare Health的護理總監,根據市場傳播總監Mary Schilder表示:「她從頭開始建立流程,讓員工報告COVID症狀,潛在暴露或其他問題,以便團隊可以迅速採取後續行動,為下一步提供建議並回答員工和患者的問題 」 。
「Martinez很快也成為了有關該病毒不斷發展的信息的首選資源。由於她的努力,我們也能夠安全地保持開放狀態,以提供患者需要和應得的基本醫療,牙科和行為保健護理,尤其是在疫情這樣的狀況下。」
Roxanne Garcia
Garcia在疫情大流行高峰時加入了Neighborcare Health,擔任行政職務,以支持Housing and Street Outreach推廣團隊。
Schilder說:「Garcia的貢獻意味著成千上萬無家可歸和/或生活在集體環境中的人,能夠得到新冠病毒的測試,並通知他們的結果。如果是陽性以便這些人可以隔離或是被隔離,對保護他人有積極的幫助,並讓這些人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幫助。Garcia在大流行期間學習新工作的同時,照亮了所有人的每一天,並一直能保持這種友善和關懷的態度。」
Kia Truong
Truong是表爾威市國際診所(ICHS)經理。市場傳播經理Angela Toda說,Kia以勤奮、敏捷、樂觀和開朗的工作態度受到認可。「在這段時期,重要的是要讓像Kia這樣的人,每天成為希望和靈感的來源。」
Tram Le
Le是Holly Park國際診所(ICHS)保健中心經理。還擔任過三個中央團隊的臨時經理。此外,她還負責前台的所有工作流程的標準化,以及全新電子醫療系統的EPIC轉換。
Rattana Chaokhote
Chaokhote是華埠國際區診所的臨床護理服務總監。她在ICHS上領導了針對COVID-19的感染預防和控制工作,並花費了許多時間來起草指南,培訓人員和調查暴露情況,並承擔了領導護理和營養,以及全面護理服務的其它職責。
ICHS市場傳播經理Angela Toda稱Chaokhote為「敏捷、目標明確的領導者,是成功組織的關鍵。」
Winnie Lee
Lee是ICHS表爾威診所的醫師助理和助理醫學總監。
Lee被稱為「富有思想和堅定的領導者」,疫情流行期間提供了臨床的敏銳度,可識別ICHS的首例COVID-19病例,該病例在全美社區保健中心中也是首例,這是與早期遭受襲擊的長期醫療機構有關 。
Scott Sato
Sato是Holly Park 的ICHS的醫生助理。Toda說:「他體現了事情總是可以做的態度,和願意向所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他因接聽每一個絕望的電話,在面試委員會任職並幫助承擔計劃管理的重擔而獲得了居留計劃的「拯救生命獎」。」
Uyen-Vy Pham
Pham醫生是Holly Park的ICHS診所產科的初級保健提供者。她的家人出生於越南西貢,被帶來美國作為難民定居在西雅圖。
「可能是因為我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並且一直是我家庭的幫手,對我來說,當醫生似乎總是一種自然的職業選擇。」Pham說。
她還是幫助開發ICHS護士從業者計劃和家庭醫學從業者計劃的新服務提供者。
Leovelyn Tamayo
Tamayo是Holly Park的ICHS的首席醫學助理。
Tamayo表示:「她介入並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擔任臨時醫療助理主管。」她在Holly Park開設了最成功的流感疫苗診所,4天內就提供了500多的疫苗。她是位冷靜的領導者,舉止優雅,微笑洋溢。」
所有ICHS工作人員
ICHS聲明:如果沒有在此工作的每個人的共同努力,ICHS診所就無法運作。Covid-19流行病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難以想像的挑戰……如果沒有員工的異常力量和毅力,我們將無法在互相照顧的同時,不斷地為所有患者提供優質的護理。ICHS員工的奉獻精神,決心和適應能力,是我們繼續站在以社區為中心的護理領域最前沿的原因。
特別提及:華埠國際區診所的臨床支持主管Linh Lam Van;首席醫療接待員Phuong To;Holly Park診所的醫師Grace Wang;內科醫生Alan Chun;RN的Marily Sta Maria、Diana Toepfer;醫療助理 Thu Nguyen、Yen Do;首席醫療接待員Tina Kim;主要病歷專家Nguyet Vo;首席醫療轉診專家Phan Truong;診所支持主管Qing Weng;患者服務主管Sunny Hwang;牙科臨床支持主管Faith Flores、Cheryl Dilag、Viktoria Garkavi。
Missy Cruz
Cruz是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的急診室技術員。
在疫情大流行初期,她從一名患者身上感染了COVID-19並康復了。在大流行期間,她因提高公眾對該病毒的認識,鼓勵合作和促進團結而受到認可。
Anthony Chen
Chen醫生是塔科馬-皮爾斯郡(Tacoma-Pierce)衛生局的保健主管。他的團隊領導對塔科馬和皮爾斯縣COVID-19公共保健突發事件的應對。
他倡導一種政策,系統和環境變化方法,以推進衛生部對健康人和健康社區的願景。
Chen是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醫學院的畢業生,在獲得醫療保健,跨文化醫學和醫療保健文化能力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他還曾在州和全美公共保健委員會任職,并在區域規劃機構,以及地方、州和國會地區委員會有有關醫療保健的獲取和改革。
ACRS精神保健部門
Yoon Joo Han是亞洲諮詢和轉介服務中心(ACRS)的行為保健總監。她被認可為「為ACRS服務的弱勢群體,快速而創新地提供行為保健和康復服務」 。
Winona Hollins-Hauge
Hollins-Hauge是獲得許可的臨床社會工作者,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將公司、基於信仰的教堂、非營利組織和社區捐助者聚集到了一起。
Hollins-Hauge成立了與華盛頓州在一起堅實的合資企業,與西雅圖金郡公園部門、西雅圖公立學校、西雅圖城市都市聯盟、Mount Zion浸信會教堂婦女部、祖母反對槍支暴力、黑人婦女全國委員會、和西北太平洋地區的大量社區捐助者一起建立食品安全外展合作夥伴關係。
Rose Kim
韓國婦女協會的Rose Kim被公認為「在皮爾斯、金郡和斯諾霍米什郡 (Pierce, King, and Snohomish counties),為英語能力有限的韓裔美國人提供具有文化響應能力的護理協調和保健教育方面的創新領導力。」
獲獎者將在2月9日下午4點至5點在虛擬活動上獲得表揚,網址為http://bit.ly/3qwXfqy。有關更多信息,請聯繫assunta@nwasianweekly.com。
遠程健康服務: 一個比在診所長時間候診更愉悅的選擇
凱莉今年55歲,是一位忙碌的妻子和母親,她很懊悔總犯一個常見的錯誤:就是經常性地推遲看醫生,忽略自己的健康。「去看醫生,最起碼得花掉我一天當中的2個小時」,她說,「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一般不去看。」
現在,凱莉,還有跟她一樣忙碌的人,發現了遠程健康服務:一種可供替代的保健方式,讓人在新冠全球流行病期間,可以不必親自去醫生,營養師,牙醫或治療師的診所就診。通過電話,電腦或智能手機視頻就可以跟醫生談話,意味著不必花時間開車去就診或坐在候診室長時間地等待。雖然遠程就診不能代替每一次親自就診或者急診,但對於像凱莉一樣有家族糖尿病史的人來說,這是個很好的選擇。
「病患推遲護理或是忽略其症狀的時候,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很大的。」國際社區健康服務處(ICHS)表爾威市診所的副醫護主任Winnie Lee說。ICHS是一家非盈利健康中心,凱莉正是在那裡看家庭醫生,接受基本的健康護理。「他們可能會患上本來可以預防的併發症或疾病。ICHS確保人們不會拖延。我們採取每一步防範措施,以保障患者前來診所就診時的安全—或者他們可以使用遠程健康服務。我們可以幫助他們決定哪種選擇是最好的。」
根據Forrester Research預測,遠程就診的數目在2020年底將在全國達到10億之多。
Lee說遠程健康服務對於一些人來說是很好的選擇,如果他們需要監測某種發展中的身體狀況,保證治療計劃或藥物療效正常,或者決定任何新的病癥跡像是否需要關注。「這種遠程服務對於查詢患者的症狀,生活方式或諮詢都很有用。」她說。 Lee建議那些需要她幫助查看具體藥物或症狀的患者使用視頻就診而不是電話。她還說對於需要父母或護理陪伴的患者來說,視頻就診會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
凱莉表示這個過程簡單得令人吃驚。如果病人能發送接收短信,那麼遠程就診就不是問題。第一步是跟一位醫療助理有個簡短的電話通話。「就像掛號登記一樣,」凱莉說,「在電話上完成一些表格,然後醫生會打電話給你。」
凱莉說,相對於本人親自就診,電話就診讓她覺得更放鬆。「我感覺有更大的權力」她說,「通常,我在醫生診所會覺得緊張。但是在電話上醫生很耐心,不斷問我想談些什麼。她很高興我講出了我對自己健康的關切。我覺得我們真是像一個團隊一樣在合作。」
就診包括精神健康篩查,對於在ICHS 接受基本護理的患者來說這是例行做法,而在新冠疫情期間尤其重要,因為人們要面對更多額外的壓力。
Ana Short,一位在Seattle World School 和Shoreline ICHS診所幫助患者和學生的行為健康專家說,遠程就診可以讓她關注很多不同的需要,尤其是,她說,當學生們受到遠方多種問題的打擊而不能到校園診所來的時候。不論是學生還是家庭,都正在面對新的環境和挑戰。
「很多父母都很焦慮。」她說,「他們根本不想讓孩子出去,所以年輕人要處理喪失自由的問題。有時候他們需要資源幫助,有時候他們只是需要跟人傾訴一下。」
Short指出跟她談話的一些人需要持續的治療,而另外一些人只需要一次性的「即時」幫助。遠程健康服務讓人們可以立即找到她,不會因為她是診所護理組的成員覺得羞恥或難為情,同時又緩解了一些患者關於保持社交距離的的擔心。「知道他們可以得到幫助,意義是深遠的。」她說,「患者說知道他們有專業人士的幫助讓他們感到很安心。我想讓人知道他們在當時的環境中有某種感受和思想是正常的,尤其是當他們不確定要不要跟諮詢師談話的時候。」
Short和Lee都說遠程健康服務在患者中很受歡迎。「顯然這是患者的選擇,他們喜歡知道自己有選擇,」Lee說,「即使在保持距離的規定放鬆之後,患者們還會認為電話和視頻就診是個很吸引人的選擇。」凱莉迅速地總結了這樣做的優勢:「我的預約只花了30分鐘,」她說:「我服了!」
*為保護隱私只用了凱莉的名。可以上網站www.ichs.com了解更多有關遠程健康服務和ICHS的信息。
嬰兒多還是離婚多? 中美間在冠狀病毒上的文化差異
靜雯博客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在電視直播上發表講話,命令我們待在家裡與冠狀病毒作抗爭。他沒有提高嗓音,聲音也不刺耳難聽。就像父母懇求孩子一樣,耐心傳達他信息的緊迫性,並沒有提及違抗的懲罰條款。但是在中國,中國人在病毒爆發期間,若不遵守規令仍任意進出公共場所,或不戴口罩等,被公安人員拉走,毆打和拷鎖的畫面,至今仍歷歷清晰的在我腦海中。
但是,中國對冠狀病毒鬥爭的強硬手段似乎奏效。暫時新病例數目並未增加太多。但是,對婚姻的影響卻是驚人的。西安是個位於中國西北部人口為1200萬的城市。根據中國多個網站的數據(包括西華報),自從政府解除疫警,該市重新恢復運轉以來,西安市的離婚率已飆升至3.2%,而這僅僅是今年年初的現象而已。
由於現在正為因應防疫而勸導推行的 距離社交(social distancing)生活方式,被認為夫婦有更多在家裡相處的時間,應該比以前更能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怎麼反而有更多的夫妻要離婚呢?上週,喜劇演員Stephen Colbert在他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目中預測,由於病毒大家居家留守,可能在美國造成許多嬰兒。這和西安的高離婚率是多麼大的對比啊!
美國人認為,夫妻在一起的時間更多,他們的性行為也會增加。至於是否如此?結果如何?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Colbert的預測就能見分曉了!
比較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有趣的是,中國離婚率甚至在病毒爆發前就在上升,而美國人的離婚率卻在下降。根據2018-19年的統計,這兩個國家的比率相似,每千人約3.2%。該病毒是否會影響美國人的離婚率,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但是,如果大家考慮到經濟原因以及美國人今年因COVID-19造成的所有其他挑戰,這個問題就不會是那麼簡單有答案了。
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24/7)你會想和誰在一起
在疫情危機時期,大多數人都希望與家人在一起,這是一個選項。但是,由於封鎖和距離社交的限制,有些人可能就沒有太多的選擇能與某個人同住。這個某人可能出於必需基本生活的需求,而被迫不得不與他人在一起,而不是因為他或她是一個可以被忍受同住在一起的人。這個狀況有可能包括配偶,父母甚至孩子。一些父母很開明,他們寧願去工作也不願照顧孩子。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中,有父母角色互換的原因,有些男人更喜歡待在家裡,而不想到外面去打拼。
在一次網絡採訪中, 一位美國醫生被問到他每天被規定呆在家的感覺。他說,每晚能夠與妻子和兩個大學生的孩子共進晚餐,是一份很享受的禮物。如果你的孩子還小,精力充沛且在叛逆期,那該怎麼辦?我假設這位醫生有一棟大房子,家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臥室,加上家庭房和許多其他房間,而且沒有人要與其他人共用浴廁,所以互相被干擾的情況就少了很多。
但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居家環境不同。美國人從未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由於房地產價格昂貴,在中國通常有兩代甚至三代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今天中國的房價昂貴,面積更小,更緊湊。個人要擁有自己的空間是不可能的。冠狀病毒封鎖期間大家日復一日的在一起,對於住在同一家庭的人們來說,這將是一個挑戰,衝突和緊張情緖會迅速而頻繁地出現。許多人只會感到似乎跟被困在監獄中一樣,沒有太多的呼吸空間。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就是處在這種感覺中。你可能會說那是五十年前的狀況,但是這個狀況並沒有因時間而產生太大變化,許多亞洲城市仍然存在住房危機。
我在高中時期,和祖母及一個弟弟,是住在同一個房間並共用一張雙層床。房間的面積為250平方英尺。在此之前,我是住在一個沒有窗戶,只夠放一張雙層床的房間。我們的餐桌是多功能的,它是我的書桌,是媽媽縫衣服的工作桌,以及與朋友打牌的麻將桌。由於嘈雜擁擠不堪,我常常無法在家能夠安心學習。高三的時候,我不得不逃到天主教主辦的Caritas這個像扶輪社少年男孩與女孩俱樂部的天主教組織,大家在狹窄的房間裡讀書,這個房間到夏天考期近時,甚至有100多人共處一室。在寂靜無聲的房間裡大家埋首苦讀,但仍能聞到陣陣瀰漫在房子裡的汗水味。
來美國讀書前, 我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張桌子和自己的單人床。直到我住進美國華大學生宿舍我才擁有了它們, 這給了我一生最大的快樂, 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居住的自由。十年前, 當我訪問期間到訪北京大學時, 我看到了不怎麼大的學生宿舍, 每個房間可容納四個學生。一名學生說, 如果室友的女朋友在週末拜訪他, 其他室友就必需迴避。
各位想像一下, 一個三代五口之家擠在一間400平方英尺的屋中。房子是位在商店後面的居住單元。客廳和臥室間沒有隔板,只用一道簾幕隔開。這就是我在中國成都偷看一家人時看到的景況。
在封鎖期間,該疾病始發地武漢的居民被禁止外出。所有的食物都是宅送到家門口,並沒有太多考慮到食品是否足夠充裕的問題。而且,居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所有的消息都只能從國有電視台看到的報導而已。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新聞來源。在華盛頓州,我們的州長,金郡行政長官和西雅圖市長出現在電視上,並告訴我們COVID-19的嚴重程度,並敦促我們傾聽。我相信他們說的每句話。我相信本地電視網絡和本地報紙《西雅圖時報》對此病毒的報導。我不必擔心那會是假新聞。我們必需數一數我們竟是得到的這麼多的祝福和訊息。
我們的雜貨店和藥房仍然營業。我們還可以見到人,並外出走走呼吸些新鮮空氣,這至少標誌著生活和活動沒有停止仍然流轉並不可怕。我們身處在像冠狀病毒,對我們而言是這麼陌生的狀況下,能在華埠國際區走動,感受到短暫陽光的照射,對我們來說都深具意義。
逆向趨勢
星期天,我收到了來自香港的前高中朋友的一封令人驚訝的短信。她也是畢業於華盛頓大學。她說,中國政府列出了6000多名經驗豐富的醫生,這些醫生在治療COVID-19患者方面有經驗。這些人現在可用於全球範圍內提供信息和服務。這些醫生中的許多人也是說英語的。
突然,美國和中國切換了角色。 我們美國人曾經是全球衛生領域的專家,而如今即使在疫情危機解除後,中國似乎居帶頭的角色。川普總統會接受中國的幫助嗎?如果全球兩個大國可以共同合作,世界將獲得更多利益。 遺憾的是,自去年的貿易戰以來,美中關係一直擱淺。
我們在電話上聊天。她說,目前出現了一些相反的趨勢。兩個月前,許多華裔美國人籌集資金將口罩郵寄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郵政局人們排隊等候將口罩郵寄到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因為現在大家可以在香港輕易買到口罩,因為疾病得到了控制,且價格也下降了很多。
為了節省口罩和金錢,我在香港的嫂子將自己關在家裡好幾天,這對許多中國家庭來說是很典型的作法。他們甚至都不記得有多少天沒從公寓裡走出來。他們忍住了對孫子孫女的想念。他們耐住了一個多月沒有玩自己喜歡的消遣麻將。每個家庭只能派一個人出去買菜,通常是丈夫。 他們對病毒的重視程度超過了西雅圖人,據我所知,在這個關鍵時期,某些西雅圖人還曾組織過私人聚會,聚會中的每個人都被感染,即使沒有人在聚會前出現症狀。這些人忽視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因為你沒有症狀,就不表示你有可能成為該病毒的攜帶者。
她接著又給我發了一條建議:「只要戴著口罩,勤洗手並且不觸摸臉,你就很安全。」我告訴她,許多美國人不理會COVID-19。他們甚至去海灘玩樂。他們也不戴口罩。她說:「據我在新聞中看到的消息,美國人對戴著口罩的人感到奇怪,對戴著口罩的亞洲人有所歧視。」
在香港,人們在2003年SARS爆發後汲取了深刻的教訓。戴口罩是擺脫疾病的保護措施之一。由於吸取了教訓,在香港如果你現在不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大家會鄙視地盯著你,因為他們認為你很討厭,是病毒的傳播者。她解釋說,美國衛生官員不希望公眾戴口罩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沒有足夠的口罩來滿足需求。如果政府要求每個人都戴口罩,那麼站在醫療前線的醫生和護士就會遠遠不夠有口罩可用了。」
請聽我們州長的懇求:為挽救大家的生命,請人人都留在家裡。
痛悉仁醫病逝 慎思疫情前景
至今由武漢散播並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尚無緩解迹象。據2月11日最新報導,迄今因病致死者已逾1千人,超過了2003年非典爆發時奪命的人數。中國境內有4萬多人確診,而世界20多個國家確診的患病者已超過3百人。這一場天災人禍交織的悲劇尚未見落幕時刻。
早於去年12月向醫護同事傳送信息,提醒他們有可疑病症發生,要另加留意的武漢眼科醫生李文亮,後來受到警察傳訊和訓誡,逼他承認是「散佈謠言」,罪名成立。隨後李醫生在治療眼科病患時感染了新冠肺炎,診治無效,於2月6日去世,年僅34歲。
他的事蹟和犧牲引發了國內廣大民眾的公憤,呼籲要言論自由,力陳要追究責任,聲勢浩大,前所未見,也掀起了國際的關注。美國《紐約時報》2月8日就此有長篇專論刊登,標題是:《醫生死亡在中國引發眾怒》。評論開頭便單刀直入地說:「由於一個人的死亡,死者是那位提醒別人要防範疫情的醫生。週五(2月7日)在中國網上爆發了近10年來對壓制言論最嚴重的指責⋯⋯」德國《法蘭西福滙報》刊出《他敲響了第一次警報》一文,文中說:「謝謝你曾嘗試拯救地球。」世界衛生組織公佈說:「我們沉痛悼念李文亮醫生的去世。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向他應對肺炎疫情的所作所為致敬。」
回味前情
許多重大災難或慘劇的發生都往往包容兩個因素:誤判實情在前、錯失良機在後。比照2003年非典在中國的爆發和當前武漢疫情的擴散,頗有雷同之處。
2003年春季,北京全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時,不少非典病例已在北京出現,解放軍301總醫院的普外科部主任蔣彥永大夫,看到官方報導不談此事,便於4月初函告國內和境外新聞媒體,據實以陳。世界衛生組織獲訊後和北京直接接觸,才展開了對非典的防治行動。當時衛生部門和北京領導知情不報,意在「避免公眾恐慌,打擾兩會順利召開」,但錯失了掌控疫情的最佳時機,造成嚴重後果。所幸蔣大夫有專業和社會地位,揭發非典沒有即時遭受沖擊。蔣大夫的義行也贏得了國際的讚美,他獲選為《亞洲週刊》的2003年風雲人物,和榮頒有亞洲的諾貝爾獎之譽的《麥格賽賽獎》。
但轉年他致函兩會,建議為89學運正名,就遭受了行政拘留的不平處分。後經中外學人和美國政要聯名致函北京,他才獲得釋放。但從此他便失去了自由自在之身,嚴格受禁不能離開大陸。十多年來他一再上書申訴請求解禁,都是有求無應,石沉大海。2009年3月他接受了香港電台的採訪,回看六四事件,其後他受到更嚴厲的懲罰,既不得邁出家門一步,也不得讓人登門拜訪。
我於2009年10月赴大陸一行,停留兩週,多次打電話給華二嫂(蔣夫人),欲登門拜訪,得到的回覆總是:「英年,你不要來,下面有人監守,你上不了樓。」11月初返美後我再和華二嫂通話,才得知我和她在北京通話的結果是戒備加強,蔣大夫已禁足在家,連下樓在幹修所大院內行走的自由也被剝奪了。我不知道這一狠招是上峰指令執行,還是下屬見色行事之舉。但無論如何,勤於走動,樂於助人,為非典吹哨子的英雄人物蔣彥永大夫已淪為「全國抗肺炎,斯人獨憔悴」的悲涼處境了。2009年12月底,武漢李文亮醫生提醒同事要留意疫情的同時,又正是湖北兩會召開的時刻,警局為了讓開會的大人先生們「耳根清靜」, 就轉而要李醫生「認罪閉嘴」。而處置的結果就導致了其後的疫情失控,延禍武漢、湖北、中國和全球。形成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和經營停頓、處處蕭條的不幸局面。
一位學識淵博,思路深入的老朋友對武漢疫情的看法是:「經濟上的貪巧、體制上的頑固、文化上的陋習、科學上的無知。四者交織互動導致了今天的局面。更為悲哀的是,從來沒有人承認存在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種。因此體制已經喪失了學習的能力,天天自信滿滿,年年期盼聖君明主。只會在無法收場的情況下,找幾個壞蛋頂罪。因此同樣的悲劇又不斷上演。中國兩千年的政治歷史就是這樣譜寫的。」我對他的回覆是:「說的深刻,講的徹底。」
應得教訓
1941年美國羅斯福總統在當年發表國情諮文時,提出了傳頌至今的《四大自由》的倡議。其中頭一項就是言論自由。在言論自由的保障下,人人可以據實發言,各成一說,言者無罪,聽者受益。有了這一自由發言的渠道和內涵,執政者可以聽到全民真實的心聲,對群眾提出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嘉勉。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前夕,《人民日報》老社長兼編輯胡續偉先生在《上海自由經濟導報》發表了《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社會安定》一文,坦率直言,擲地有聲。
當然,在平常和亂世裡歌功頌德,討頂峰之歡心易,據實以告,說「皇帝赤身裸體」難。但,古今中外就一再出現許多敢言之士,冒身家性命之危險,吐正義肺腑之真言。這種人愈多,其存在的社會和國家才更有動力和希望。
李文亮醫生在臥病接受採訪時說, 他傳遞信息給同事是說真話,這是醫生的本職。他認為世間不能只存在一種聲音即「一言堂是也」。李醫生為國捐軀,英年早逝, 留下老父、老母、愛妻、孤兒,而今年6月將再獲一遺腹子。今後其全家生計有無著落,其子女能否受教成人,都不容忽視,要取得保證。當然,諸多在救援一線奮戰救人的醫護人員,負擔重,險情大,都值得我們的讚揚和支持。
前景盼好
美國慈善家比爾·蓋茨已向中國提供500萬美金援助,並另撥款美金1億從事抗疫情研究。美國國務院也採取了類似行動。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的抗疫衛生專家們已赴中國大陸和中國政府和專家們協手抗疫,共赴時艱,這是令人振奮的好消息。
抗疫三大任務
預防、測試和治療。預防包括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知識,以及社會醫療體系的存在。國人應盡量改換吃野味、熊掌、魚翅和燕窩的習慣,既愛護動物,又促進文明。勤於洗手,不隨地吐痰,打噴嚏和咳嗽要捂口,也都是必需形成的良好習慣。疫情流行期間需要有廉價、迅速、正確的醫療檢測方法,可以當機立斷確診疫情。針對確診的患者要有有效的治癒手段,可以讓患者康復有日,脫離險境。當然,開發疫苗接種,可以防止疫情上身,是最佳和最節省的預防措施,這也是衛生醫療界最要努力實現的任務。正所謂:「事在人為。有了這些目標,再全力以赴,應可撥雲見日,化險為夷。」
結語
面臨這次新冠肺炎重創中國和世界的事實,中國的領導層應吸取如何的經驗和教訓呢?首先是要逐步開放言論自由,讓民眾有一吐心聲的方便和園地,要重視網絡裡實話實說的信息,做為施政利民的參考和指南。要改善和加強人大、政協參政議政的能力和功效,使成為愛民護民的喉舌和依仗。執政黨要改變唯我獨尊的作風,不形成壓力和風氣,要求部屬不顧一切,唯命是從,報喜掩憂,但求自保。時至今日,信息渠道暢通,紙內包不住火,不再許可掩耳盜鈴和強加於人虐政的出現。治國施政必需要為民服務,責無旁貸。
正所謂:「關心病毒傳信息,迎頭棒喝受阻擊。粉飾太平時機誤,疫情擴散追莫及。」又云:「封城閉戶嚴律立, 市面冷清行人稀。風雨飄搖待重振,否極泰來萬民期。」
法律淺談:老弱人士受虐待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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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弱無助的老人或成年人遭人虐待的事件,時有所聞。華盛頓州在多年前才制訂了也有保護老弱的法例:《弱勢成人法例》,該法其實也保護脆弱的老年人。
弱勢老人的定義是那些60歲或以上,因生理或精神上的障礙而不能照顧自己的人。脆弱成人則是指那些18歲以上、或心智殘障、或住在長期護理機構(如療養院或精神病院)、或接受家居護理、或有法庭委託的監護人等成年人。由於有關法律大同小異,本文將用「弱勢成人」一詞代表這兩種法律保障的人士。
哪一類虐待為法律所不容?
●遺棄。這是指有責任照顧弱勢成人的個人或有關部門,明知這些弱者沒有能力在衣、食、住及健康方面照顧自己,而仍然置之不理。
●虐待:這是指弱勢成人受到別人在生理或精神上的非意外性的虐待或傷害。
●剝削:這是指有人為自己的利益而非法或不正當使用弱勢成人的收入或財產(如信託基金或銀行賬戶)。
●疏忽:這是指有責任照顧弱勢成人的個人或有關部門,多次沒有履行責任而使這些成人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合適的生理或精神上的護理。
由誰來舉報虐待事件?
任何人相信有弱勢成人被人虐待的話都應該向「成人保護服務處」(Adult Protective Service )舉報。這是隸屬於州社會及健康服務部的部門。你亦可打全州熱線電話1-866-3637-4276。但法律規定部份人士必需舉報有嫌疑的虐待事件。如警察、社會工作者、福利、精神或醫療部門的工作人員、長期護理機構、醫生、護士、心理家和藥劑師等。
舉報人需要提供什麼資料?
成人保護服務處需要知道弱勢成人的姓名、屬於哪一類虐待及虐待程度、舉報人的姓名地址等。除非是有訴訟或舉報人同意,否則舉報人的身份是保密的。此外,只要舉報是善意的,舉報人不需負責因舉報而產生的任何損害。
舉報虐待後又怎麼樣?
成人保護服務處必需回應每一項舉報,若發現有虐待的話,該服務處必需向脆弱弱勢成人提供諮詢及保護服務,以及向他們解釋有關拒絕這些服務的權利。但如果服務處認為這些弱勢成人沒有能力來表達同意或不同意接受上述服務的話,它可向法庭要求委託一名監護人,讓監護人代作決定。
可否申請保護令?
被虐待或受到虐待恐嚇的弱勢成人或其家人可向法庭申請保護令。保護令有如下作用:
*禁止被告虐待或剝削脆弱的受害人。
*禁止被告進入弱勢成人的住所,或與受害人有任何接觸。
*要求被告把受害人的收入或其他財產的使用交待清楚。
*禁止被告在最高90天內轉移受害人的財產。
*下令被告替受害人支付庭費、律師費和其它雜費。
可以控訴施虐者要求賠償嗎?
即使取得保護令,弱勢成人亦可同時以民事訢訟起訴施虐者(不管是個人或長期護理機構)索取賠償,或通過政府以刑事方式控訴施虐者,使其得到應有的報應。
人到晚年,不能再照顧自己的時候,或者身患殘障,不能照顧自己,是人生中最脆弱、最需要人同情和幫助的時候;若有人反而對他們加以虐待、剝削,那是天下間最殘酷、最可恥的行為。所以如果你發現有人欺凌老弱,千萬不要視若無睹,而要挺身而出,向有關當局舉報。
東華盛頓有所求機會多 吸引醫護畢業生往東移
(本報訊)自從三年前當位於東華盛頓州的茨坡坎Spokane民眾及社區領袖成功游說州立法會,容許華盛頓州立大學開設醫學院後,東華州開始吸引了本地學生前往報讀醫療服務,據華州大的最新數據發佈顯示,該大學醫學院一年級及二年級的學生數字已超前在西雅圖地區醫學院同級同期人數。
與此同時,在東華盛頓州的醫療服務就業機會將會吸納華州大的醫學院畢業生。由於當地為遠郊區,與其他全國郊區大城小鎮情況相若,醫療設備與人手總是供不應求非常短缺,另外適逢嬰兒潮年代的醫生剛好已屆退休年齡,所以華州大培育醫療人員成為當務之急,正好為東華州解決部份醫療問題。
華州大醫學院希望在校內就讀的學生都能留在當地安居樂業,為民眾提供初級醫療服務,因為設施有限,故此專科及更深切的治療還是要送回西雅圖。自二O一六年開始,目前已有二百四十名來自華州大一年級及二年級的學生正開始準備為投身學校醫學院或華大在茨坡坎的校園。華州大醫學院院長John Tomkowiak指稱,雖然可以暫時舒緩醫護人手短缺情況,但實際上,當地每年還是欠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醫生。
華州就業社安部門最近公佈的調查顯示,由於華州大醫學院及華大茨坡坎校園共兩所醫學院的存在,直接起了刺激作用,令當地的專業人士工資上升了接近百分之四。華大的茨坡坎校園校長更表示越來越多學生報名就讀,這證明學生們喜愛他們的選擇。一般到東華盛頓州修讀醫科的學生年齡都會較大,而且以女性居多。這也符合了全國進入醫學院就讀的性別狀況。
由於茨坡坎的生活指數比西雅圖低,這將成為畢業生留下來工作當初級醫療服務的吸引亮點。不過在John Tomkowiak強調,學校培訓的學生都是華州本地學生,他們都會為全州州民服務。在完成頭兩年課程後,學生會續派往華州不同城市如艾弗列,三城及溫哥華實習,他們祗會在茨坡坎逗留一個學期。
華州大還是期朌醫學院在未來會持續擴充。華州大醫學院在第一年收了八十名學生,第二年增收二十名新生。要培育一名醫學院學生,每年費用是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元。第一年的報讀學生學費是三萬七千元。不足之數由納稅人及慈善捐款或由校方補貼。
向醫者仁心致敬
匹茲堡猶太會所槍殺案令全國包括在西雅圖的猶太人震驚,同時也勾起了西雅圖猶太社區在二OO六年經歷槍殺事件的痛楚。但今次槍殺案中卻突顯了一段難能可貴源自猶太醫療人員醫者仁心的插曲。
槍手一直都喊著要滅絕所有猶太人,在與警方混亂槍戰中他身體多處受傷,但諷剌的是在被制服後第一時間負責給予醫療護理這名槍手的卻是一組猶太裔醫護人員。他入住的醫院院長也是猶太裔醫生。
話雖如此說專業人士要遵從職業道德與操守,不能存有個人恩怨,公報私仇。但實情就是剛剛突發的血腥現實環境中,自己同族被此槍手所殺。情感上要劃清界線全身抽離私人主觀因素真的是說易行難。連聯邦密探都讚賞那位猶太裔院長能人所不能,是一個處理大事的人。
那位院長在惡劣環境中完全成功履行職責, 更親自問候這個殺他同胞的殺人犯「你痛嗎?」。其實可能痛的是這位院長,他內心或會掙扎,但理智總是戰勝感情,幫助他解脫這種情感上的尬尷,以平常心面對被這槍手殺死或傷害的同胞與家人。
醫者仁心是行醫者的理想與目標,因為醫者眼中見到的應該祗是病患,自己就是醫生。兩者關係自然很清淅。醫生的責任頓時明確。醫者是不能回避醫患矛盾,祗有像那位猶太裔院長一樣,以仁慈仁愛去覆蓋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