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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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在美國上大學，是件令我難以置信的禮物，那些課程至今仍引起我的共鳴。如果我還呆在香港，還留在那裡長大成人，我很可能會是個短視和無膽的順從者。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以下六項是能夠突出著我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形象和表現：
6. 我吸了嗎？
在處理毒品問題時，我比克靈頓總統更誠實。他從不承認自己是否在年輕時吸過毒。「我有吸，但是沒有吞下去。」是他的回答。
當我第一次作為國際學生來美國時，我對毒品一無所知。在大四時，我在偶然間發現了毒品。那是在一群《華大日報－UW Daily》記者和編輯們組織的一場15還是17個人的聚會。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談話、吃喝，然後大家圍坐成一圈。之後，有個人在中間點燃了一支半尺寸的香煙，慢慢地深深地吸這支煙，這個人看起來很滿意，情緒也很高亢，然後立即將香煙遞給他旁邊的人。我承認我當時很傻，想知道它是什麼！很好奇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讓一個人吸了一口後，就看起來如此的被著迷？
但我的好奇心快速轉向機警，我在想輪到我拿香煙時那該怎麼辦？我是吸呢？還是不吸？如果我不吸，同伴會覺得我不屬於他們這一夥人？我是否想成為這種不衛生儀式的一部份，因為每個人都通過微小的「聯合參與」行為，正傳播著細菌，我的思緒在決擇中陷入了困惑。
最後，大麻輪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間，我把它傳給旁邊的人，它那可怕的氣味讓我感到厭惡，同圈中像我這樣的還有另外一位同學。當聚會結束後，我發現它是什麼東西了，我很高興這輩子沒吸大麻，而我們聚會小組的同學們仍然接受了我。
從這件事，我意識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必要得到旁人的認可，同伴的壓力是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做我自己，就像已逝的南非總統民主鬥士曼德拉（Nelson Mandel）所言：「我是我自己這條航船的船長，也是我靈魂的主宰者。」我很自豪我抵抗住了大麻的誘惑。
5. 要求教授改成績
你曾經要求過你的教授改你的成績嗎？我曾經做過一次。
當從華盛頓大學的第一季度拿到我的GPA成績時，我被嚇倒了。在GPA中我得了3.25分，在我註冊登記的18個學分中，獲得了3個B和1個A。（15學分以上，才能被認為是全日制學生）。
這個成績看來是不錯的，但要申請到獎學金，那是不會讓主事者印象深刻的。我拿到的一個B，是一堂英語課，我當初指望的是得到A，因為這B會削弱我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我決定去和教授談談。
也許情緒太過不堪重負，我沒有事先準備一個計劃，讓教授相信我應該得到A，我沒作預約就去了Padelford Hall的辦公室。你可以說我很大膽，但坦白地說。我當時心情是挺絕望的，也不在乎自己的英語不夠好，因為我在美國待了還不到一年，也沒在乎我的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校園很安靜，因為大多數學生已離開校園，去享受12月份的各種假期。
「我怎麼會得到一個B？」我直言不諱地發問。
教授本可以說：「滾出去。」或「你怎麼敢來質問我？」相反地，他解釋說，我在英文科的領域已經進步了很多，「這個B非常接近A，這是一個B+」他回答道。當時，華大的成績沒有所謂的+ 或- 的十進制系統。
「但是B+不是A」我推論著說。「沒有人知道我得的是B+」我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A？」他問道。
「如果我沒有獲得A，就沒有資格獲得學費獎學金。」我回答，包括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州外學費所帶來的所有財務困境。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 令我驚訝的是，教授居然說：「我會把你的成績改為A。」我驚呆的竟說不出話來。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說服的能力上是很不行的，但我堅持不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教授同意改我的成績。
是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時候都獲得了全額學費獎學金。來自華大的財政支持，改變了我在教育上的經歷。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支持，使我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充滿希望、幸福和成功的決心上。
每當任何人成績不好時，我都不會建議你去見教授要求改成績。但是當時我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也並非所有教授都願意去傾聽學生的需要。現在你讀我的故事，或許能制定一個比我更好的策略和方式。
但教授教給我的這個經驗是強大的，那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年輕人。也許，也就是因為他的啟發，讓我後來通過西華報基金會，開創了支持並贊助青少年的許多活動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或許，他意識到成績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學習才是高於一切。
4. 李小龍和我
1973年夏天，李小龍在香港去世後，我與這位傳奇人物的過往，曾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我在《華大日報》工作時，編輯對我說：「李小龍剛過世，你去寫篇報導。」他沒問我是否可以勝任，因為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命令。他給我的唯一指示是：「李小龍是一名華大的學生。」
我當時對李小龍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是個電影明星。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是誰，更糟糕的是，我對他在西雅圖的關係是毫無頭緒。
在我要說「不」之前，編輯說他已期待截止日期就在幾天後的下期《華大日報》，要去看看我寫的這個故事。他的假設是，我是華裔應該了解華人社區的事。真是錯了！我只是一個社區局外人，只是個住在華大宿舍裡的學生，只在必要時才去校園外活動。
當時沒有互聯網。因此，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李小龍是如何死的。我的阿姨是李小龍的粉絲，對他的演員女朋友是十分不滿意的。他是死在女朋友家裡，阿姨對她頗有微詞。
與此同時，我在華埠國際區周圍挖掘材料。有人說，李小龍曾經在已故的西雅圖前市議員周馬雙金（Ruby Chow）的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很容易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周馬雙金的電話號碼。
我打電話給周馬雙金，當我告訴她打電話的目的時，她立即掛斷了電話。多年後，我遇到了的周馬雙金，但從未向她提起這件事。她一直支持我在西華報中英文版的職業生涯。
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李小龍有位叫九哥的功夫兄弟雞尾酒，在Everett擁有一家中餐館。
是的，丈夫（當時我的男朋友）一路開車送我到Everett。由於害怕九哥會掛我電話，我沒有冒險事先打電話給他，我們一直等到餐廳週日下午他和妻子來開門時，我趕緊自我介紹。他給了我很多關於對李小龍的故事。
亞洲和美國媒體都沒有關於李小龍在西雅圖生活的故事。我在《華大日報》的這篇報導，是當時唯一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故事，文章中我詳細介紹了他在西雅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的故事是第一個證實李小龍從未從華大畢業，而其他媒體則報導他是華大畢業生。事實上，他只是在華盛頓大學就讀了幾個季度而已。
就在那時，我對新聞業的熱情愈來愈高。當編輯發配我寫報導時，我是很害怕的，但現在，我很感激他的激勵和要求。我們的信心不會隨處發芽，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建立能力。我很高興沒有讓他或我自己失望，真要感謝編輯Mike給我這個獨挑大樑的機會。
3. 隱瞞年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餐廳服務員。沒錯，為了賺更多的小費，必需在不錯的餐廳工作，不僅要提供食物，還會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為任何人提供酒品必需要年滿21歲，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有關年齡有限制的規定。
我的第一份侍應生工作是在俄勒岡州（Oregon），我撒謊說我曾在香港做過侍應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父母從不讓我在香港當服務員，因為害怕丟他們的面子。在那個時代，當服務員不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我通過「經驗」問題考核時，因為年齡關係我知道我仍然沒有資格。一家河船餐廳（riverboat restaurant）僱用了我，但告訴我因為我的年齡，不要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特別是在餐廳客滿的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因此這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三星期後，我被迫離職了。但那時，我已擁有了成為一名服務員的所有技能，包括拿著一個裝有8個晚餐大小盤子的大托盤，當時還沒有發明推著的餐車。
一週內，我找到了另一個服務員的工作。老闆是華人和白人。他們讓我提供雞尾酒，即使依我的年齡這樣做是非法的。記著所有雞尾酒的名字很有趣，但最讓我感到甜蜜開心的時刻是在我提供食物後，我會向顧客要求或推薦酒品：「請問要再續杯？還是要喝點什麼酒？」如果他們說「好」的話，這意味著我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費，因為食客通常會以開銷的比例給小費，同時客人的高銷費額，也會贏得老闆對我的稱讚。
有次，一位顧客說：「你看起來不像是21歲。」我笑了起來。「你太好了，謝謝！」我回答。事實是，當他意識到我年齡不足時，我很緊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覺得客人是未成年人買酒時，我居然是那個檢查他們身份證的人。
餐館老闆在我身上下賭注，如果因允許未成年服務員提供酒給客人而被捕，他們可能會遇到嚴重麻煩。我猜他們因為是非常喜歡我，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盡全力支持我這個大學生。在我的旅途中，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進入下一步和再下一步，讓我有能力去準備迎接更大的生活挑戰。
2. 在華大上中文課
對許多華人移民學生來說，即使中文是他們的母語，也會選修200級的漢語課，不少教師和同學以及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都對那些移民學生感到憤慨和蔑視。
為了提高GPA，許多學生選修簡單的課程，這可以保證他們成績是A，這種情況時不時的會發生。
由於其它原因，我選讀了兩堂漢語課程（400級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閱讀上很讓我感到吃力。事實上，中文教授對華人學生的評價，要比非華人學生要求更高。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班級，是為了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其他中國學生會面，他們都是研究生和知識份子，我是班內唯一最低班的學生。令我興奮的是，當我提出好的答案時，總是受到挑戰和尊重。
我也非常想家，我渴望通過中國詩歌和故事，能與我的文化身份聯繫起來。我初來美國的時並不欣賞我的母語，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在學校說中文，非華人的同齡同學會嘲笑他們。那時中國也不強大，人們往往會輕視他的人民和文化。但是這堂課讓我欣賞到中國文化，並讓我認識到這個能力在過去和現在對身處在外國的華人都是個資產。奇怪的是，當我在香港時並沒有多想我來自哪裡。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身處在外國的陌生人，就會通過另一個多角度的鏡頭，來回顧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別是當想家時，會發現自己和祖國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豐富源頭，這是鏈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親密方式。
我當時也意識到我生活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並獲得最好的文化和經驗。它也點燃了我的精神，讓我能擁抱美國的價值觀，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建立並搭起了亞洲和美國間的橋樑。
1. 封殺「拒絕」
在我大學時代遭受了不少拒絕，甚至讓我失去了方向。我甚至看到「拒絕」二字被寫在我的報告上，或其他人在口頭上對我說「拒絕」。但「拒絕」擴大了我對事物的觀點。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特點，希望每天都仍有這個挑戰的狀況。
我想，這件事發生在我大一轉學到華大的時候。華大在錄取規則政策中寫明，只接受入讀三年級的轉學生。我看到了，但這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以各種方式申請。然後，在五月份收到拒絕信，告訴我需要再等一年。我心煩意亂地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來信。想著也許要再試試。看到了在信的最後有一小段註明：「你可以請願。」並提交最近的學習成績。哈！我對自己說，這封信實際上並沒有說「不。」
我在回信寫了很多正當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應該被錄取。我在上一學期從俄勒岡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學院獲得了三個A和一個B。
6月底，華大入學辦公室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對拒絕有什麼看法？「拒絕」並不總是代表「不。」它不是最終的結論。我們需要確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只需要向反對者證明那將會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為了要求改變他們的看法。你必需向拒絕者主動展示你的信念和熱情的渴望。要注意的，這都是書面往來的工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採取打電話的方式，但如果必需，我也願意去打電話。
我在大學裡為生存所做的，也就是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永不輕言放棄，永不輕作屈服－－，這些是蓬勃發展的必備品質。
這是許多母親心中的愚蠢處，認為兒子永遠是個孩子，沒有意識到兒子有一天會成為男人。男孩變為有氣概的男子，是男孩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抓住機會，他們從錯誤中學習成長。當我見證兒子在婚禮當天成為一個家庭男人時，沒有人能想像我的幸福。當他在婚禮台上說「我願意」時，我覺得我完成了養育他的工作和責任。
40多年前的夏天，我在西雅圖結婚了。我們的婚禮比兒子的婚禮簡單得多，他是東西方融合的婚禮。在午餐招待會期間，我們為許多亞裔美國人和非亞裔朋友舉辦了傳統的在婚禮上敬茶給長輩的奉茶儀式。晚上，中式宴會混合了如跳舞的西方傳統婚禮上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