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六次，每週七天，長途巴士將帶居民從唐人街-國際區的南第六大道和南巷街前往東25英里的斯諾誇米賭場（Snoqualmie Casino）。 過去，乘車的10美元可以支付遊戲積分和食品券的費用。 它經常擠滿年長的亞洲男人和女人一起打發時間。
西雅圖作家Jane Wong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多賭場巴士在美國各地的唐人街接賭徒——「這不可能是意外。」「這麼多賭場針對亞裔美國人社群，」Wong說，她2023年的回憶錄《今晚在大西洋城與我見面—Meet Me Tonight in Atlantic City》詳細介紹了她作為中國移民女兒的經歷。Wong的父親也是一個問題賭徒，她和父親的關係相當疏遠。 在寫這本書時，她得到了一些治癒：「我感到非常安慰。 它讓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單一的故事，它比我的家人還大。」
西雅圖地區的賭場正在慶祝農曆新年，這並不奇怪。 節日持續整月，有抽獎、促銷和娛樂活動。 Tulalip 賭場的門票活動已經售罄。拉斯維加斯的慶祝規模更大。 每年，Bellagio酒店都會將其花園和溫室改造成藝術裝置，幾家餐廳提供特別選單。 像沙漠中的中國新年這樣的組織旨在使拉斯維加斯成為「美國最大、最有活力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
Wong說：「運氣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份，尤其是在新的一年裡。我們圍繞運氣的紅包和儀式以複雜的方式與賭場的資本主義聯絡在一起。」西雅圖中心的越南新年慶祝活動中，亞洲諮詢和轉介中心（ACRS）設有公共資訊亭，提供有關問題賭博的外聯活動。 ACRS問題賭博專案的助理專案主管Aimme Zhang指出，到2025年，她的客戶中有16%是越南血統，8%是中國人，8%是韓國人，3%是夏威夷原住民。她去年至少有1/3的客戶是亞裔美國人太平洋島民（AAPI）。 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AAPI約佔西雅圖的18%。
她談到年齡、種族和遊戲型別時說：「反思我的客戶，我實際上不得不說，它非常分散。許多老年客戶玩老虎機，年輕玩家玩體育博彩、股市和紙牌遊戲。 年齡是圍繞種族分佈的。」Zhang還指出，她1/3的客戶也是白種人。 此外，1/3的人出生在外國，需要口譯服務，或者超過60歲。 其他研究也沒有明確支援AAPI賭徒的刻板印象。
她說：「關於為亞裔美國人服務，真正讓我大吃一驚的是，農曆新年是一個慶祝的時候，在西雅圖，與他們的祖國相比，沒有那麼多事情發生。在ACRS，我們提供門診服務。 我們提供個人諮詢、團體諮詢和案件管理，」。 ACRS是華盛頓州為數不多的致力於問題賭博的門診專案之一。她的許多客戶在經濟上掙扎，有被驅逐和失去工作的風險。她說：「我們提供服務來重建這些生活領域。我們提供的鮮為人知的服務之一是為親人提供個人諮詢。」
Wong 在9歲的時候，她父親的賭博達到了頂峰。她說：「我們從來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回來，他不是唯一的一個。 我爸爸的朋友為此而掙扎。 很多這些家庭都在這個邊緣空間裡。另一方面，我要承認一件事：這是一種社群聯絡的行為。這就是他對朋友所做的，我必需注意對他來說是什麼感覺。 直到我透過研討會與社會工作者交談，我才想到這一點。」
專案主管Aimme Zhang 在中國的一個會打麻將的家庭長大，她說：「從歷史上講，賭博一直與中國文化相當相關。」 她說，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一直禁止賭博，人們在沒有錢的情況下打麻將。「近年來，賭博廣告確實上升了，尤其是體育博彩，」 她說，老年客戶經常被促銷和文化活動的郵件擊中，如果他們收到這些傳單，他們更有可能去。移民和老年人口特別脆弱。 由於他們的英語有限，「賭博很有吸引力，因為你不需要說太多的英語。」
Aimme Zhang說：「他們中的許多人有空閒時間，而且有固定收入，這可能是個問題。如果他們遇到問題，就很難解決財務問題。」她說，心理健康也是一個大問題。 她近一半的客戶患有心理健康疾病、藥物使用障礙或兩者兼而有之的疾病。 許多看到她的人都有自殺念頭，賭博是精神疾病中自殺率最高的之一。
Aimme Zhang已經看到了挽回面子的現實：「心理健康相關服務在許多亞洲文化中並不常用。 一般來說，不瞭解行為健康的人是一個障礙。」 她的許多AAPI客戶不喜歡小組會議，因為他們不想被他們可能認識的其他人看到。她說：「這絕對是汙名化的標誌。我認為，如果沒有文化理解，人們就不會感到舒適地參與服務。
Wong說：「這是我們不喜歡談論的事情。 恥辱是如此強烈，以至於它不允許人們看到它，並且謹慎地看到它，」。 她說：「在寫這本書時，我想做的一件事是透過富有同情心的眼光看待我的父親，並看到他和他所處的系統。與問題賭博作鬥爭的人需要支援、理解和關心。 我知道我父親的賭博問題給我們的家庭生活帶來了很多問題。但我確實覺得，如果他有干預、資源，或者談論他周圍的感受，我們的整個人生故事可能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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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年輕的亞裔美國女性，我意識到前幾代人為我的權利而奮鬥，如果我沒有去保持和擴大他們的精神而繼續鬥爭，他們可能會失去後繼者。所有推動社會正義運動的人的勇氣、同情、犧牲和艱苦的勝利，激勵著我邁向激進主義的生活。隨著社區的發展，我們必需通過繼續抗議不公正的政策和立法，打破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並通過展示我們的力量和聲援其他的人，來推進正義力量從而激發這一變化。
1966年我聽說了一位在紐約Harlem鄰里一位叫Malcolm X的Vista志願者，這是我第一次被啟發要為革命性改變而工作。當我回到西雅圖時，我幫助組建了華盛頓大學黑人學生會（Black Student Union）。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一起，我們致力於解決各種社區問題。那時，有兩個黑人女孩被踢出Franklin高中，並被告知她們的頭髮要更像淑女。所以我們接管了Franklin高中。這些經歷繼續影響我的工作。我繼續教育人們關於種族主義和實施政策以創造更多的社會公平。
我是一個生有7個女兒的尼泊爾（Nepal）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父母通過給我們最好的教育讓我們成為兒子。母親說：「你可以成為一個女人，但男人不能做到女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離開了辦私立學校的家族企業，在尼泊爾開辦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女性鼓舞社區——Women’s Inspiration Community》，幫助弱勢婦女獲得信息和知識的權利從而改變她們的生活。我們移民到美國與女兒們在一起，在過去19年來，我一直在通過不同的領導角色，為正義平等、差距和邊緣化社區爭取勝利。之後我獲得了作為Interim執行董事的夢想工作。幾年前我在洛杉磯遇到了Bob Santos（Interim的創始人）。我是一名社會活動家。我會繼續他的工作和遺產，會一直為移民和難民說話和爭取他們的權益。
激勵我做工作的是我的32名工作人員。他們幫助那些處於較低位置的前線人員。他們的激情是驚人的，他們幫助那些出獄並想改變生活的人，聽取他們的成功故事激勵我。我喜歡打一場精彩的比賽，為無聲者發聲。我們不會休息，直到每個人都受到教育，頭頂上有一片屋頂的天空，並為他們的家人有一個安歇的家。我希望將能從業務中釋放出來，但不能。我們只能繼續前進，為達目標永不停止怠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