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勇氣推動華盛頓大學研究員進行COVID研究
Helen Chu是華大（UW）醫學院的研究員，她與聯邦政府對抗確定了美國第一批COVID-19受害者。但鮮為人知的是，幾乎同時她開始對第一批因該病住院的患者進行研究。這很快提供了對mRNA疫苗和其他重要治療方法的開發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數據。
「我們在美國招募了第一個COVID-19患者，以及2020年2月和3月的許多早期病例，」她告訴《西華報》。「這些樣本隨後與美國的許多團體共享，包括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這些團體用這些資料幫助開發Moderna mRNA疫苗，並開發了一些首批單克隆抗體療法（monoclonal antibody therapies），包括禮來抗體（the Eli Lilly antibody）」她的研究涉及確定從早期倖存者那裡收集血液樣本的方法。包括了因呼吸道病毒感染（HAARVI）住院的成年人。
通過將從患者們的血液中提取的冠狀病毒樣本發送給政府和Moderna，疫苗的生產得以快速啟動，並最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完成。這與Helen之前參與的西雅圖流感研究無關，該研究使她首先在我們地區發現了冠狀病毒。儘管政府命令停止運作，但Helen仍將這項流感研究用於測試人們的冠狀病毒，這標誌著入侵病毒的猛烈攻擊人們。
Helen正在進行的HAARVI研究展示了如何結束疫情。「這項HAARVI研究還使醫療工作者能夠對大流行的早期發現抗體持續多長時間、預測嚴重感染髮展的因素、長期COVID的風險因素和流行率、來自自然感染的抗體能夠控制新變體的能力以及許多其他重要的問題進行重要觀察。」她說。
即使在開始近兩年後，HAARVI 研究及其在華盛頓大學的附屬機構仍在研發出更多的方法來對抗這種流行病。隨著病毒的轉移和變化，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逃避疫苗，Helen Chu團隊開始的工作再次提供了答案。最近的一項研究檢查了一些更具破壞性的變體中的刺突蛋白是如何發生突變的（the spike protein in some of the more devastating variants has mutated）。根據8月1 2日的新聞稿，該研究「確定了kappa和delta變體中降低中和作用的特定突變（a specific mutation）SARS-CoV-2.」。
另一項研究使人們更加關注長途COVID（long-haul C OVID）的重要性，其中症狀在感染後持續數月。Helen Chu的實驗室在對 HAARVI 參與者的後續研究中發現，1/3的感染者在六個月後報告生活質量下降。「這項工作表明，即使是相對年輕、健康的人，包括許多只有輕度COVID-19病例的人，也可能會出現一系列症狀，這些症狀可能會在感染後持續數月，並對生活質量產生不利影響，」來自2月19日報導稱說。「全球有數百萬病例，即使是很小的長期影響，也會對經濟和醫療保健系統產生巨大影響。」
有原則的勇氣
Helen Chu渴望應用研究來解決社會問題。她說：「我認為，我們在學術界所做的事情必需對社區的健康產生切實的影響，這一點至關重要。」這包括關注弱勢群體。她研究了孕婦、嬰兒和老年人的呼吸道病毒感染，並在國內外（包括尼泊爾和孟加拉國—Nepal and Bangladesh）進行了候選疫苗的臨床試驗。
她說：「我一直想與研究可以與公共服務交織在一起的人群一起工作，並在社區中工作。我們為西雅圖的無家可歸者做了很多工作，例如，進行測試和疫苗接種研究，我們還與華盛頓州的許多公立學區合作。」
Helen Chu將她的倫理學追溯到她的祖父母。她的祖父朱啓平（Chiping Chu）是一名記者，報導了二戰結束時日本帝國的投降。這一刻在家族民間傳說中，也可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它結束了1937年至1945年被許多中國人認為是記憶中最災難性的入侵和佔領時期。Chiping Chu以細緻入微的觀察力寫下了這件事，這一點後來在Helen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體現。
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她的祖父提出新聞自由的必要性，結果被派往中國與西伯利亞的邊境做苦工，在那裡他因寒冷和缺乏食物而差點喪命。1960年中蘇斷交後，祖父被派往偏遠大學教英語。「ABC救了我的命，」多年後他告訴記者。然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也就是接下來的十年他差點被活活打死。祖父的一生總共與家人分開了18年。
Helen的祖母是一名外交官的女兒，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英國文學碩士學位。她留在北京養家糊口。根據祖母的訃告，當Helen的祖父最終在移民美國三年後於1993年死於癌症時，祖母「走出了喪夫的悲痛，重新擁抱生活」並在77歲時第一次前往歐洲。Helen說，祖父母生前一直願意為正確的事情發聲，這讓他們遭受了許多的痛苦和迫害。然而，她一直追隨著祖父母的腳步。
當她於2020年1月首次在西雅圖地區發現冠狀病毒時，政府告訴她不能繼續檢測，因為這會侵犯患者的權利，因它超出了Helen最初流感研究的參數範圍。但無論如何的困難和障礙Helen還是努力不懈的研究。Helen說：「我受祖父母影響最大，他們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是知識份子和記者，並堅忍承受了他們所念所持的後果」。
本健康系列由華盛頓州衛生部提供資金支持，該部門沒有編輯意見或對這些內容進行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