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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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警察服務的受益者,也是受到警察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首先,是令人不安的事件。2001年,一名警察在第四大道南和Main大街南(4th Ave. S and Main St. S,也就是現在的Hirabayashi Place)攔下了一群學生,讓他們靠墻排好隊並對他們進行搜身,指控他們亂穿馬路。這20多名高中生並不是普通人。他們是參加由西華報基金會(Northwest Asian Weekly Foundation)組織的暑期青年領袖計劃活動的學生。
有的學生被嚇哭了。排隊時,警察問學生:「你們是日本人嗎?」「會說英語嗎?」勇敢的學生攝影師David Ka偷偷地拍下了警察和學生們靠墻排隊的照片。Ka現在在華埠為Vulcan工作。
這些青少年中的大多數是在美國出生的。活動協調員Andrew Cho也是,已是博士的Andrew Cho目前擔任的是塔科馬社區學院社會學項目的主席( program chair of sociology at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道路的一側被封住了,所以沒有往來的交通活動。事故發生在鐵路和房屋建造之前。除了我們的學生,幾乎沒有行人。由於找不出錯處,於是警察給了這些學生一張涉嫌亂穿馬路的傳票。當一群超過20個成員屬於同一個組織的人,在一起過馬路時,他們往往不會走得那麼快,而是走在彼此的後面。
警察挑不出學生的毛病,所以他不得不找些辦法來懲罰學生。結果,就是一張亂穿馬路的罰單。我不打算讓步。我想就這張罰單據理力爭。Yvonne Konoshita Ward是這一計劃的發言人之一。我不知道學生們覺得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對待,於是他們聯繫了律師Ward。他曾向學生們談及社會上的不公正對待。
事件發展得沸沸揚揚,以至於日裔美國公民聯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和華裔美國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都趕來幫助我們。學生們和兩個組織在網絡和主流報紙上都報導了這一事件。由Ward和公設辯護律師(public defender)Leo Hamaji義工代理,我們最終去了市法院(Municipal Court),對罰單進行了抗辯。法官把罰單扔了出去,他很清楚這張罰單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一名懷有種族歧視的警察不能代表整個警察隊伍。這是一宗個別事件。
最近,我遭遇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那個警察停下車跑出來幫我,這對我和我丈夫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事情發生在1月27日,那是一個寒冷的傍晚。我在魚躍門餐廳(Joyale Restaurant)開了個會。為了確保安全,丈夫陪我走到Jackson南大街(S. Jackson St.)上的餐館,因為那附近有一些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在經過第七大道南(7th Avenue S)後,他感覺不太舒服。
「我的腳沒有力氣」他說。他服用了一些他當時不太了解的新藥,有一些負面的副作用。
我說:「你回辦公室吧!我可以自己去。」
我在第八大道南(8th Ave. S)的十字路口等交通燈變綠,這樣我就可以沿路走向餐廳。在綠燈亮起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發現有人躺在地上。我看見兩個路過的人盯著躺在地上的人,什麽也沒做,然後飛快地走開了。假如當時我沒有回頭看一眼,那後果真是會不堪設想的。
這讓我想起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恐怖車禍。當她奄奄一息時,狗仔隊沒有去救她,而是摸了摸她的手,並拍下了她的照片。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好萊塢明星George Clooney在義大利的一次摩托車事故中受傷。他在一家英國報紙上說,旁觀者只是拍下了這一事件,而不是衝過去幫忙。雖然Clooney已經康復了,但在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再也見不到家人了。
我跑回去看那個躺在地上的人,震驚地發現那竟然是我的丈夫,在暮色中,血從他的臉上流下來,就在第七大道汽車商店(7th Ave. Auto Shop)原來所在的地方。在恐懼和絕望中,我擡起頭看到一輛警車正在第七大道南(7th Ave. S)等紅燈轉彎。
「救命!救命!救命!」我聲嘶力竭地喊了好幾遍。
當警察下車朝我們走來時,我感覺自己不那麽害怕了。事實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正如中國的一句諺語所說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我無法冷靜下來,因為他的臉上有那麽多的血。當然,我可以自己打911。一位友人說在通常情況下,接線員會問很多問題,這樣一來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幫助。
警察問了幾個問題,包括發生了什麽,我們住在哪裏,以及我們想如何處理我丈夫的情況。但首先,他檢查了我丈夫的傷口。「他的眼睛周圍受傷嚴重,血流不止,要不要我給他包紮一下?」
「好的,」我回答說。他告訴我,我丈夫眼睛上方有傷口。他叫來了醫護人員。幾分鐘後就到了。
他和醫護人員認為我丈夫需要縫針。
「你要我送你回家還是叫救護車?」他問道。
當他說我丈夫需要縫針時,我說,「救護車。」
「你想去哪家醫院?」 醫護人員問道。
「瑞典醫院(Swedish),」我回答說,因為它離華埠最近。
幾分鐘後,救護車來了。但不允許我和我丈夫一起去。
「疫情期間,不允許任何訪客進入醫院,」救護人員說。
當時丈夫意識清晰,告訴我他自己可以應付,並告訴我會打電話和我聯絡。
從我發現丈夫倒在地上到他在救護車裡,整個事件花了十多分鐘。如果我撥打911並解釋整個情況,那麼在我丈夫得到幫助之前可能要花雙倍的時間。我過去有幾次因為員工流血而撥打911的經歷,還有其他因為出於安全考慮的事故,通常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後來,丈夫告訴我,他當時感到頭暈並失去了意識。他不知道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弄傷了自己。幸運的是,在醫院掃描後,他沒有骨折或腦震蕩。除了臉上、腳上和眼睛上的擦傷受傷外,他還縫了8針,眼睛上面縫了4針,膝蓋縫了4針。他現在已經痊癒了。
真希望我當時在慌亂中能冷靜下來,我謝謝那位警察,但沒有問他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誰,盡管我請求西雅圖警察局長(Seattle Police Chief)Adrian Diaz幫忙確認他的身份。我想對他表示感謝,謝謝他的服務,也謝謝他做了一名優秀的警察。
我在加州的最好的朋友說:「你知道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身邊有一個警察是多麼幸運嗎?」是的,尤其是在缺乏警力巡邏和維安的西雅圖華埠,可以說更是個大幸運。
「我知道,」我說。「我一擡起頭,感到無助的那一刻,想知道有誰能幫助我?那個警察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天使及時派來伸出援手的守護者。」
跌倒時如何避免受傷?
當感到頭暈時,深呼吸以增加腦部的氧氣。
找點東西靠著身體,如果找不到,就坐在地上,以免頭部受傷。
如果快要跌倒了,請集中雙眼看著你的腰,這樣你的頭部不會直接撞在地上在潮濕或結冰的道路上行走時要小心。如果體力不濟,就拿根枴杖或助步器。
平常多作些運動,尤其是平衡的運動。多走路鍛練腳力和持續力。
穿防滑鞋或平底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