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波士頓首位台裔兼首位女性市長吳弭（Michelle Wu）日前籌劃只邀請當選有色人種市議員參加的聖誕派對，但幕僚 12日誤向包括白人在內的全體市議員發送邀請電郵，然後急急收回。籌辦此類派對一事惹來種族歧視爭議，而吳弭則僅就發錯電郵一事致歉，解釋這是無心之失，已和所有白人市議員單獨交談。
據報道，市議會公關主任Denise DosSantos週二代表吳弭向全體13名市議員發出該派對的邀請電郵，然而15分鐘後，多斯桑托斯致歉並澄清，派對本應只邀請6名有色人種市議員參加，7名白人不在受邀之列。白人市議員Frank Baker表示，雖然自己沒有受到冒犯，但事件確實引起了分歧，更反映人們「不再互相了解，而是開始互相攻擊」，並且這種分歧會持續加劇。
在13日傍晚進入派對會場前，吳弭也就發錯邀請電郵道歉，稱這是無心之失，她自己是應有色人種當選者團體的要求舉辦派對，又指活動已不是第一年舉辦，而且市議會並不只有一個派對，也會和其他市議員慶祝節日，又指另一場由所有民選官員和內閣成員共同參與的聚會，將在其他日子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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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是警察服務的受益者，也是受到警察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首先，是令人不安的事件。2001年，一名警察在第四大道南和Main大街南（4th Ave. S and Main St. S，也就是現在的Hirabayashi Place）攔下了一群學生，讓他們靠墻排好隊並對他們進行搜身，指控他們亂穿馬路。這20多名高中生並不是普通人。他們是參加由西華報基金會（Northwest Asian Weekly Foundation）組織的暑期青年領袖計劃活動的學生。
有的學生被嚇哭了。排隊時，警察問學生：「你們是日本人嗎?」「會說英語嗎?」勇敢的學生攝影師David Ka偷偷地拍下了警察和學生們靠墻排隊的照片。Ka現在在華埠為Vulcan工作。
這些青少年中的大多數是在美國出生的。活動協調員Andrew Cho也是，已是博士的Andrew Cho目前擔任的是塔科馬社區學院社會學項目的主席（ program chair of sociology at Tacoma Community College）。道路的一側被封住了，所以沒有往來的交通活動。事故發生在鐵路和房屋建造之前。除了我們的學生，幾乎沒有行人。由於找不出錯處，於是警察給了這些學生一張涉嫌亂穿馬路的傳票。當一群超過20個成員屬於同一個組織的人，在一起過馬路時，他們往往不會走得那麼快，而是走在彼此的後面。
警察挑不出學生的毛病，所以他不得不找些辦法來懲罰學生。結果，就是一張亂穿馬路的罰單。我不打算讓步。我想就這張罰單據理力爭。Yvonne Konoshita Ward是這一計劃的發言人之一。我不知道學生們覺得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對待，於是他們聯繫了律師Ward。他曾向學生們談及社會上的不公正對待。
事件發展得沸沸揚揚，以至於日裔美國公民聯盟（Japanese American Citizens League）和華裔美國人組織（Orga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都趕來幫助我們。學生們和兩個組織在網絡和主流報紙上都報導了這一事件。由Ward和公設辯護律師（public defender）Leo Hamaji義工代理，我們最終去了市法院（Municipal Court），對罰單進行了抗辯。法官把罰單扔了出去，他很清楚這張罰單帶有種族歧視的意味。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一名懷有種族歧視的警察不能代表整個警察隊伍。這是一宗個別事件。
最近，我遭遇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不是那個警察停下車跑出來幫我，這對我和我丈夫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事情發生在1月27日，那是一個寒冷的傍晚。我在魚躍門餐廳（Joyale Restaurant）開了個會。為了確保安全，丈夫陪我走到Jackson南大街（S. Jackson St.）上的餐館，因為那附近有一些無家可歸者的帳篷。在經過第七大道南（7th Avenue S）後，他感覺不太舒服。
「我的腳沒有力氣」他說。他服用了一些他當時不太了解的新藥，有一些負面的副作用。
我說：「你回辦公室吧！我可以自己去。」
我在第八大道南（8th Ave. S）的十字路口等交通燈變綠，這樣我就可以沿路走向餐廳。在綠燈亮起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發現有人躺在地上。我看見兩個路過的人盯著躺在地上的人，什麽也沒做，然後飛快地走開了。假如當時我沒有回頭看一眼，那後果真是會不堪設想的。
這讓我想起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的恐怖車禍。當她奄奄一息時，狗仔隊沒有去救她，而是摸了摸她的手，並拍下了她的照片。另一個例子是2018年好萊塢明星George Clooney在義大利的一次摩托車事故中受傷。他在一家英國報紙上說，旁觀者只是拍下了這一事件，而不是衝過去幫忙。雖然Clooney已經康復了，但在那一刻，他覺得自己再也見不到家人了。
我跑回去看那個躺在地上的人，震驚地發現那竟然是我的丈夫，在暮色中，血從他的臉上流下來，就在第七大道汽車商店（7th Ave. Auto Shop）原來所在的地方。在恐懼和絕望中，我擡起頭看到一輛警車正在第七大道南（7th Ave. S）等紅燈轉彎。
「救命！救命！救命！」我聲嘶力竭地喊了好幾遍。
當警察下車朝我們走來時，我感覺自己不那麽害怕了。事實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正如中國的一句諺語所說的，「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我無法冷靜下來，因為他的臉上有那麽多的血。當然，我可以自己打911。一位友人說在通常情況下，接線員會問很多問題，這樣一來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幫助。
警察問了幾個問題，包括發生了什麽，我們住在哪裏，以及我們想如何處理我丈夫的情況。但首先，他檢查了我丈夫的傷口。「他的眼睛周圍受傷嚴重，血流不止，要不要我給他包紮一下?」
「好的,」我回答說。他告訴我，我丈夫眼睛上方有傷口。他叫來了醫護人員。幾分鐘後就到了。
他和醫護人員認為我丈夫需要縫針。
「你要我送你回家還是叫救護車?」他問道。
當他說我丈夫需要縫針時，我說，「救護車。」
「你想去哪家醫院?」 醫護人員問道。
「瑞典醫院（Swedish），」我回答說，因為它離華埠最近。
幾分鐘後，救護車來了。但不允許我和我丈夫一起去。
「疫情期間，不允許任何訪客進入醫院，」救護人員說。
當時丈夫意識清晰，告訴我他自己可以應付，並告訴我會打電話和我聯絡。
從我發現丈夫倒在地上到他在救護車裡，整個事件花了十多分鐘。如果我撥打911並解釋整個情況，那麼在我丈夫得到幫助之前可能要花雙倍的時間。我過去有幾次因為員工流血而撥打911的經歷，還有其他因為出於安全考慮的事故，通常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後來，丈夫告訴我，他當時感到頭暈並失去了意識。他不知道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弄傷了自己。幸運的是，在醫院掃描後，他沒有骨折或腦震蕩。除了臉上、腳上和眼睛上的擦傷受傷外，他還縫了8針，眼睛上面縫了4針，膝蓋縫了4針。他現在已經痊癒了。
真希望我當時在慌亂中能冷靜下來，我謝謝那位警察，但沒有問他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誰，盡管我請求西雅圖警察局長（Seattle Police Chief）Adrian Diaz幫忙確認他的身份。我想對他表示感謝，謝謝他的服務，也謝謝他做了一名優秀的警察。
我在加州的最好的朋友說:「你知道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身邊有一個警察是多麼幸運嗎？」是的，尤其是在缺乏警力巡邏和維安的西雅圖華埠，可以說更是個大幸運。
「我知道，」我說。「我一擡起頭，感到無助的那一刻，想知道有誰能幫助我？那個警察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就像是天使及時派來伸出援手的守護者。」
當感到頭暈時，深呼吸以增加腦部的氧氣。
找點東西靠著身體，如果找不到，就坐在地上，以免頭部受傷。
如果快要跌倒了，請集中雙眼看著你的腰，這樣你的頭部不會直接撞在地上在潮濕或結冰的道路上行走時要小心。如果體力不濟，就拿根枴杖或助步器。
平常多作些運動，尤其是平衡的運動。多走路鍛練腳力和持續力。
穿防滑鞋或平底鞋。
（本報訊）日前， 西雅圖兒童醫院（ Seattle Children’s Hospital）公佈了前美國司法部長埃里克．霍爾德（Eric Holder）對其系統性種族主義的調查結果和建議，此前該醫院面臨著公眾強烈的抗議和缺乏透明度的指控。醫院的首席執行官傑夫．斯佩林（Jeff Sperring）表示，在董事會投票後決定公佈調查結果。
調查始於去年自本．丹尼爾森（Ben Danielson）離職後，其表示醫院的制度性種族主義是他選擇離開的原因之一。面對這位受公眾愛戴的兒科醫生辭職的壓力，醫院於今年1 月聘請了霍爾德和他在華盛頓特區的律師事務所Covington & Burling 進行調查。之後的幾個月裡，該公司收到了過千人的來信。在對11項調查的結果中發現，儘管該醫院提高了種族和民族的多樣性，但「在領導職位、晉升和自願離職方面，種族差異依然存在。」根據總結，自2015年至2020 年，員工敬業度下降顯示出一些明顯的差異，尤其是西班牙裔和拉丁裔以及位於西雅圖中心區的奧德薩布朗兒童診所（Odessa Brown Children’s Clinic）的員工。
調查還發現，該醫院沒有達到其口譯和翻譯服務的目標，缺乏問責制、基礎設施和文化，無法解決患者在治療中所遇到的種族差異問題。此外，醫院員工「普遍認為」患者會因種族或民族而受到不同的待遇，醫院報告和反饋機制不充份更使這種情況加劇。
霍爾德的律師事務所敦促該醫院組織的領導人作出「明確」的承諾，如反對種族歧視、增加招聘的多樣性、在工作場所建立包容文化及增加透明度等。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主要原因是該醫院所使用的「紫色代碼」(Code Purple)，即當員工感到有人身安全威脅時，將呼叫保安人員和心理專家。根據《西雅圖時報》對醫院住院部和觀察部數據的分析，自2014年底以來， 醫院要求對黑人病人實施安全措施的比例是白人病人的兩倍。
前華州州長及醫院評估委員會成員駱家輝（Gary Locke）週一（9日）表示，現時醫院在調查結果公佈後可以「開啟新的篇章」，解決當前缺失及成為健康公平的領導者。
（本報訊）據報導，至少6名來自不同地區的女性起訴電商巨頭亞馬遜（Amazon）涉種族及性別歧視，其中包括來自華州西部埃弗雷特（Everett）的Diana Cuervo。
Diana Cuervo為工作從布魯克林（Brooklyn）搬到了埃弗雷特。但她表示，在亞馬遜埃弗雷特分銷工廠工作幾乎每天都受到來自主管的種族主義和侮辱性評論，而當她抱怨此事時就被解僱了。
在對亞馬遜發起的聯邦訴訟中，Cuervo稱她的上司「公開對她進行種族性的騷擾和歧視」。她聲稱，數月來被以「在哥倫比亞出生的女性」進行侮辱，比如「拉丁人太遜了」及「像你這樣的拉丁人怎麼會在這里工作？」Cuervo聲稱，她被告知被僱傭來為了「展示公司的多元化」。Cuervo表示，她最終向她的主管反映了這一情況，並考慮向人力資源部報告，但被勸阻，並被告知如果說出來就會被解僱。
Cuervo曾是亞馬遜的一名區域經理，她說自己經常比要求的工作時間還要長，因為她「不想給他們一個解僱她的理由」。最終，她去了人力資源部，被迫在上司面前陳述自己的不滿，她認為這是一種「恐嚇」行為。Cuervo在正式提出投訴幾天後，就被沒有明確的理由而遭解僱了。
亞馬遜表示，調查確定Cuervo違反了亞馬遜的工作場所安全政策，她允許兩名非員工進入一個安全設施，但Cuervo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公司還表示，Cuervo、她的經理和亞馬遜人力資源部之間的會議是績效管理會議，原因是持續存在的績效問題。
Cuervo的律師Lawrence Pearson代表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六名現任和前任亞馬遜員工，她們正以性別或種族歧視為由起訴該公司。她們均是女性，其中三名是非裔。Pearson說，這不是一些糟糕的管理層例子，而是一種有毒的文化。他表示：「這似乎是一個組織問題，他們面臨著同樣咄咄逼人的人力資源策略，一旦他們提出真誠的意見，就會成為敵人。」
我只在歷史書上讀到過大規模流行病的記載，然而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在有生之年，也親身經歷一次。現在，我們正生活在一場新冠大流行中，我們的生活將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為了讓自己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我經常去詢問大家過的是否安好，無論那些人以前和我有沒有聯繫。能收到他們的回覆都是一種安慰。而得知他們安好，更是一種鼓勵。從他們那得到鼓舞人心的經驗之談，激勵著我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也要努力活著。以下是我們的社區成員在新冠大流行中的一些體會和見解:
「生命是脆弱的。因為Covid，我們失去了很多，變得恐懼和孤獨。我們要為更美好的未來鼓勵自己， 盡己所能，把每一天都過得最好。」
–Alyce Arai
「我們以前從未意識到這些事情，在我們的生活中是如此重要如：:能夠和親朋好友自由地見面，無所顧忌地擁抱他們；能夠去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安全地旅行。」
–Ruoxi Zhang
「因新冠大流行而針對亞裔社區和企業的仇恨犯罪數量激增令人震驚。一年過去了，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對亞太裔（AAPI）社區的仇恨和暴力犯罪也仍然在以驚人的速度繼續進行。建立提升和克服這些暴行的組織，團結在一起支持我們的亞太社區和鄰里是至關重要的。」
–團結一致，Midori Hobbs
「在新冠大流行期間，貧富差異和種族歧視問題暴露無遺，幾乎影響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醫療、教育、就業和住房。它成了呼籲改革的號角。」
–Betti Fujikado，Copacino和Fujikado LLC 的聯合創始人（Co-founderI Copacino + Fujikado LLC）
「政府沒有為大規模的健康和經濟損失做好準備，這將不成比例地影響有色族裔社區，特別是移民和難民社區。這些事情需要盡早和經常提倡。」
–Janice Deguchi, Neighborhouse執行董事（executivedirectorof Neighborhouse）
「新冠疫情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安全第一，互相照顧，團結一致。我們鼓勵每個人都去接種疫苗。」
–Larry Gossett，前金郡議員（former King County Councilman）
「戴上口罩！請保持勤洗手，常消毒，戴口罩，保證安全的社交距離，如果感到不舒服，一定要自我隔離，去接種疫苗，注意社交安全，向食品銀行進行捐贈，一起努力幫助所有的人活下去！」
— Rhonda Gossett
「因為擔心的人太多， 包括我9 0 歲的母親，讓我不斷閱讀有關疫苗研發的信息。我驚嘆於科學和醫學的迅速發展，但也了解到疫苗供應鏈和物流方面面臨的挑戰。」
— Betti Fujikado
「商業行為將永遠被改變，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方式。我們不必每天去辦公室完成工作，這將為我們的生活提供更多的靈活性。我們可以在網上有效地建立聯繫，盡管我仍然相信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聯絡很重要。我喜歡在工作日穿睡褲和拖鞋。
從醫學界到雜貨店員工，從郵局到快遞員，必要工作人員都是這場新冠疫情中的英雄。我心存感激，而且認為這當中絕對應該包括老師和學齡兒童的家長。」
–Betti Fujikado
「這場新冠大流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生命是短暫的，而且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性。我不能控制我能活多久，但我可以控制我對上帝、對家庭、對社區和對學術追求的承諾的深度。我無法回到新冠大流行之前的世界，也不會回到那個世界。
我利用生活中突如其來的停頓來清理和重建我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我已經開始背誦聖經，比如哥林多前書第13章節 (1 Corinthians 13) 。我正在學習如何為我的岳母、成年子女和孫輩們烹製美味健康的菜餚，並且已經加強了在亞太文化中心的服務工作。
此外，我還深入研究了如何更好地為英語學習者服務。」
–Belinda Louie 博士（Ph.D.），華盛頓大學塔科馬分校教育學院教授（Professor of the UW School of Education,Tacoma）
「從這次疫情我學到了兩件最重要的事情：
1. 節儉和省錢至關重要，享受生活固然很棒，但必需為有可能發生最糟糕的事情做好計劃和準備。至少要有6個月的雨天基金（rainy-day fund），讓我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可以安心無慮。
2. 感激之情。學會對健康，家庭和安全的感激，取代抱怨自己所沒有的東西。」
–Kevin K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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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晚上，當「黑人的生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示威者，到西雅圖華裔副市長方威武（Mike Fong）家抗議時，萬萬沒料到的是副市長竟然已經在他的房子外面等著這些人，這對鬧事者而言，真不是他們預期會見到的狀況。
稱自己是「西雅圖天天遊行者—Seattle Everyday Marchers」的100多名抗議者，當看到副市長出現在他自家的門前時，這已足令他們驚訝，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還有30個人等著與他們見面。這些「與他站在一起— stand with him」的副市長支持者，想與遊行者討論並互相溝通。方威武事先知道抗議者要來嗎？ 其實不然。
在過去幾週，這群激進份子在夜裡到民選官員的住所抗議，因為他們不願撤西雅圖警察局50％的資金，儘管他們同意削減一些資金。這些出人意表的遊行，導致公共財產損失，人身糾紛不斷，他們還到處塗鴉，並口頭貶低攻擊民選官員。西雅圖時報8月2日的社論譴責這些遊行的行逕，不僅是對市議會成員本人，而且也是對他們家人的「欺凌」和「恐嚇」。
市長杜爾肯（Jenny Durkan）的房子，被抗議者破壞，這些人在她家的外牆，用噴漆寫下了「去死」，「母狗辭職」，「杜爾肯上斷頭」和「杜爾肯是母狗」。議員Debora Juarez和Alex Pedersen也有類似的遭遇。警察局長Carmen Best的家也遭到抗議者的塗鴉破壞。
隨著這些事件的發展，方威武決定積極行動，採取交談和傾聽的方式，即使他不同意抗議者撤銷警察局資金的做法。
當抗議者在附近尋找方副市長的房屋時， 一個聲音說： 「就在這裡……我是方威武。 讓我們談談。」
在談話中， 一名激進主義者高呼：「誰的生命重要？」方的同事和朋友回答：「黑人的生命很重要。」當晚Tony Au與一群華裔美國人在那裡支持方威武。Tony說：「我們的目標是互相交談，⋯⋯⋯⋯ 緩解緊張局勢。」 「抗議是好的，但不是暴力和破壞。」
方威武說：「我們的討論很熱烈，但很平和。」有時，激進份子向他大喊大叫。副市長說：「我們聽到他們對現行警政制度，以及對種族主義上持續存在的熱情，憤怒和深深的挫敗感。他們吸引了市政廳的注意，我們正在通過創建一個更加公正和公平的城市，來做出持久的改變。
「杜爾肯市長和她的政府致力於提高這些聲音的回應，並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儘管我們不會就所有事情達成共識，但我們確實有相同的願景來消除我們機構中存在的結構性種族主義。」
Tony本人是移民，竭盡全力與抗議者找到在種族主義上遭遇的共同點。他說：「我告訴黑人兄弟，華人社區遭受種族歧視。自1月以來，由於COVID-19而引起的反亞裔情緒在華埠傳開了。我們有很多困難。川普稱Covid-19是『中國病毒』，這給社區帶來了更大的傷害。」
Tony告訴這些活動家們，他們應該將怒氣指向川普總統。他的目標是「平息示威者。」他還與抗議者分享，他在15歲那年到美國時，從初中老師那，第一次就了解了黑人的歷史和奴隸制。
一位也在現場不願透露姓名的華人移民說，一些抗議者要求徹底撤掉警方。抗議者有權表達自己的觀點。但是，在西雅圖不配備警察，這是不可能的。一個城市若沒有警察將如何生存！大家的安全那該由誰來維護呢？只會造成混亂。
8月6日凌晨7點，市長的手下通過社交媒體獲悉，BLM的組織者正在下午7點在Eckstein中學集會，但沒有透露他們的實際去向。
方威武當下從兩個方面考慮，一個方面是他本人可能會是抗議者的下一個目標，因為他就住在學校附近，而另外三名被抗議的民選官員也住在Eckstein附近。另一個方面，因為他不是民選官員，自己或可能會倖免。
到了清晨，副市長決定與積極份子面對面交談。他致電並發短信給杜爾肯市長辦公室的幾名高級職員與家人，朋友和鄰居，邀請大家一起加入他的行列。結果這些共襄盛舉者遊行到他家的前院，參加這場種族主義體制和警務小組（ systemic racism and policing）的對話。 另外兩名副市長也加入了他。
抗議者尊重方威武的房產，並提醒其他示威者不要踩進房產的所在範圍內，而是要走在人行道上。方副市長說：「他們沒有越界。」「他們什麼也沒做。 在表達了他們的重點後便回家了。」 Tony說，方副市長在與抗議者互動接觸方面做得很好。「他沒有報警，因為這將會在抗議者遊行期間加劇緊張局勢。他們離開時沒有碰他的房子，也沒有打擾到房子的前庭。」
激進份子在去方威武住所的前一個晚上，也去了同在西雅圖東北的市議員Pedersen的住家。在通過社交媒體知道這些人正來訪時，Pedersen決定與抗議者一起行進兩英里，從華大的Burke博物館一路到他的家。遊行結束時，他和活動人士坐下交談。他說，在他們交談後，這些激進份子表現的「更加寬容」。
他說：「抗議者第一次來時，他的女兒和配偶都害怕到發抖。」為了安全起見，Pedersen現在已搬家。激進份子造訪他家，包括在晚上和早晨計有4-5次之多。而另一位市議員Juarez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極大威脅，以至於遊行者到來時，Juarez邀請幾位印第安部落領袖與她站在一起。他們想聽聽激進份子要說些什麼話。
方威武說：「除了大喊大叫外，或是採取半夜到民選官員家抗議的手段外，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市議員Pedersen贊同方威武的話：「人民有權抗議，但必需和平。」他說：「抗議，侵入和威脅是徒勞的。要停止狙擊，開始合作。」副市長平易近人很容易與他共事。 已同意再次與激進份子會面。副市長表示，在這次抗議活動中，要感謝華人社區以及他的朋友和同事的支持和參與。一位支持者說：「當我聽到方威武需要我們這句話時，我就義不容辭的參加，沒有第二個想法。」也許，就因為感激大家的支持，因此第二天，方威武到華埠買了點心外賣請大家吃午餐。
然而離風暴結束還遠。一小群抗議者於8月8日去了市長的房宅，與過去造成的破壞相比，這次平和些，但部份外牆上仍被塗鴉。市議會於8月10日舉行會議，對警局撤資問題進行投票。因為更有效的方法是制定解決方案……在為社區安全和健康分配大量資金時，由人們做出「決定權」。
西雅圖警局從本年1-8月實際上已經用掉了大部份2020年的預算，如果再撤資50%，剩下的4個月，是根本無法運作和生存的。
（本報訊）5月12日，現年35歲的華裔男子林格（Kert Lin）在位於華埠國際區（2701 Utah Avenue South）的家得寶（Home Depot）家居建材店門外遭遇種族歧視攻擊。
當事人稱，自己當日在家得寶門外的停車場停車時，一名駕駛某土地護理公司皮卡的白人男子對其大 喊：「臭小子，睜開眼睛看看，滾回中國去吧！」林格當時用手機拍下該男子照片，並撥打911報警。說出歧視言論的男子在林報警過程中，仍對其進行挑釁，並表示聯繫警方也不會給當事人帶來任何好處。同時暗示林先生，由於自己就是土地護理公司的老闆，因此無法被解僱，警方對他也無可奈何。
林表示，此次事件是在家得寶店外一名安保人員眼皮下發生的，但安保人員卻勸說自己不要報警，同時允許說出歧視言論者繼續在店內購物並最終離去。家得寶方面的回應稱：「我們無法控制他人的行為。」
警方趕到現場後，林先生得到的回應與先前一致。警察表示在此事件中，並沒有出現任何違法犯罪行為，該白人男子僅僅是在行使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中的公民權利，因此並未對此事件提交警察報告。林先生一再追問，西雅圖警局上級部門是否對類似情況有相應的處理指令或協議，該警員重複聲明「沒有」。
林姓男子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在該事件發生兩天後，西雅圖警察局局長貝斯特（Carmen Best）親自致電，向自己表達了個人的歉意。林先生對於警察局長的做法非常讚賞，同時也認為貝斯特態度真誠，但對於自己的遭遇來講並沒有任何意義。他指出，貝斯特局長曾在先前的一份重要摘要中提醒民眾，如果遭遇種族歧視需立刻撥打911報警，表示西雅圖警局對於針對美籍亞裔的仇恨犯罪採取零容忍政策。林先生稱，貝斯特向自己道歉僅僅是重申了她做為局長的態度，但這樣的重複毫無意義，因為她手下的警員並未按照規定執法。他同時也被告知，所有西雅圖警察局警員，在一週前都曾接受過培訓，任何與歧視相關的行為，無論是否涉及犯罪，警員在現場都有義務做完整報告。
林對此次事件提出了自己的態度，稱「我並不想報仇，也不是想解僱任何人。我需要有人對此負責，並不僅僅是讓警局領導或仇恨犯罪頭目做出道歉，而是要讓每一個執法人員都履行職責。如果被歧視的人不表現憤怒也不發聲，就代表了接受和默許。」事後，本報試圖聯繫駕駛公司車輛的白人男子，對方回應為「不予評論，請聯繫律師」。
此次受到歧視的林格先生由於不滿警方對案件的處理，將歧視者的照片發佈到臉書（Facebook），很快便引來巨大反響和議論。貝斯特對於此事件表示，希望社區不要就這一單一事件對警局方面做出片面評價，警局已與當地亞裔社區合作了數十年之久。
各位移民美國的主要原因是為了能過上更好的生活。即使在目前政經紛亂的狀態下，對於那些希望為自己和家人過上更好生活的人來說，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首選之國。
但是「更好的生活」並沒有在亞裔社會全面發生。美國的歷史從過去到現在，對於有色族裔來說，為獲得更好的生活仍然是一場艱苦的奮戰，有時甚至是暴力的鬥爭，對華人來說也不例外。華盛頓州在處理華人移民方面有著黑暗的歷史。華人曾被趕出塔科馬（1886年11月3日）和西雅圖（1886年2月7日）。因為本地「白人」公民認為這些外來的移民們正從他們手中奪走工作。這種言論在目前的政治氛圍下來似乎又是個耳熟的言論。可慶的是，過去這種反華情緒最終導致了1943年廢除了《排華法案》，使華人得以倖存下來，努力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並蔚然蓬勃發展。
當我的祖父母到達美國時，他們掙扎犧牲，但這不是一場單一的鬥爭。對大多數移民來說，無論是哪一個族裔，過去都面臨或多或少同樣的處境。更進一步的來說，我們的美國，是建立在奴隸雙手拼搏下的國家，這些人應該是有條件在美國平等以待。但遺憾的是，我們這些有色族裔卻從來沒有能與主流文化平起平坐的權利和對待。
今天，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過程與過去大致相同，但又有些不同。過去移民們為逃避生活困難和政治暴力前仆後繼地來美國，而現在有些人或是出於財政和政治原因，為尋求更大的經濟機會來美國。不論移民的目的為何，但一個不變的真理那就是新移民逃脫了過去移民遭受的困境和難處。他們現在所享有的優勢，是通過許多前輩的痛苦，犧牲和堅持而獲得的。前輩移民們不是帶著大把的錢財或受過高等教育的移民者，但他們知道夜以繼日努力工作，才能夠獲得像如今新移民的地位和經濟條件。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只要是源自移民的人士，都不應該反對I-1000。去推翻I-1000而以R-88全民公決案來取代。各位要知道美國一直存在種族歧視和對少數族裔在言行上歧視在。這就是為什麼有色族裔社區，總是形成在最不理想的大都會區域的原因。我們所在的華埠國際區，就是設定在歧視和系統性的紅線下，被處在西雅圖市區的邊緣地帶。儘管如此，我們的社區還是倖存下來，因為它的建立是在主張必需分享收益的原則下的產物。
在反對I-1000的華人部落客文章裡，最糟糕的言論是「我得到了所有其他人成就」的心態。文章中大言無慚地享受繁榮優勢，卻無感於這些是來自去世和犧牲前輩祖先的努力，這是最可悲的自私行為。享有的特權使他們陷入絕緣的泡沫中，使他們免受許多有色人種面臨現實窘境的影響。我知道這種思維，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規則，迫使他們有不同的世界觀念，一套不同於過去一代移民的規則。
但這就是美國，即使在這個以政治決定國家走向性的時代，善良的人總是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這是我們美國之所以不同於其它國家的特別原因。
最重要的是，尋求推翻I-1000的華人，應該深入了解自己的心靈並嘗試了解真正的美國，思考所有在忍受掙扎壓迫下，為體制戰鬥，並為各位現在的機會獻出生命的人。各位有權在美國欣欣向榮並贏得自己的優勢，但這並不包括要去剝奪其他人同樣的機會。作為一個群體的亞裔美國人，是美國最多樣化和發展最快的群體之一。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然科學家、天才學生或聰明的企業家。很多人是普通生民百姓，應該有更好的生活機會。
各位的繁榮富足不應該以別人的機會為代價。各位的繁榮富足應該是提供給其他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讓大家都能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就是I-1000追求的目標。
（本報訊）本月15日，華州立法機關就意外致死受害人家屬索賠法規進行修改。原定法律要求意外死亡的死者家屬必須居住於美國，並可證明在死者生前經濟依附於死者，此條法律制定於1909年，在華州已有超過百年歷史。
新法案在15日接受眾議院投票，最終以61-37的結果通過，加之早前已在參議院通過表決，現已提交州長簽署，即將成為正式立法。新法廢除了要求受害者家屬必須身在美國才可索賠的條件。西雅圖民主黨眾議員Sharon Tomiko Santos表示：「此項法案不僅修改了華州從排外年代延續至今的殘餘，更加改變了人們認為子女18歲成年後，從父母對他們的愛應該減少的錯誤想法。」
由於鴨子船事件導致5名國際學生不幸身亡，在庭審過程中被告方提及1909年的這條律法，稱其旨在保護當地企業，免受外來移民控訴。對此，新法案的主要發起人——民主黨籍參議員長谷川（Bob Hasegawa）表示，這一規定是種族歧視。而在新法規定下，意外死亡的遇難者家屬只需證明自己在「感情及心理上」需要死者支持，即可提出索賠。
對於這一法規，多數共和黨立法者表示反對，他們認為家屬可因「失去摯愛」而起訴索賠，一些醫院及企業業主紛紛表示擔憂，認為這將大幅增加企業遭到控訴的概率，一些企業及醫院或許將因為需要作出賠償而關門大吉。
Sharon Tomiko Santos表示自己認同企業這一擔憂，但允許意外死亡家屬提出賠償要求是執行正義的最基本形式。
（本報訊）為華州提供獨立與非黨派民意分析的艾唯Elway Poll調查公司最新發報報告顯示，華民主黨與共和黨選民的意見分歧越見嚴重，部份已脫離了互相尊重的底線，進入仇視程度。艾唯民調樣本涵蓋市區與市郊的東西華州，總結雙方對政見分歧的敵對態度。
調查發現民主與共和黨最大的分歧是對禁槍的意見，無論是在社會或個人責任這兩黨都是背道而馳的。百分之八十三的民主黨員支持禁用槍火，藉此控制暴力；但共和黨卻有百鈼之七十七支持者相信使用槍械權利是最重要的；較大多數的獨立派人士傾向支持民主黨反對槍械的意見。
至於對種族歧視的意見，百分之七十七的民主黨贊同少數族裔一直都活在困難重重情況是因為種族歧視存在的影響。但百分之七十的共和黨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相信族裔生存全憑自己如何面對境況及解決問題的能力，這與歧視無關；獨立派人士意見平分，各自附和兩黨。在華州越來越貧富懸殊的情況下，一向以富裕見稱的共和黨人，逾半數都指責這是窮人自己奮鬥不得力或根本不願意去嘗試；民主黨人中有百分之七十八都認為是環境造就窮人，所以不能怪他們，獨立派人士與民主黨意見一致，英雄所見略同。
在接受政府資助的議題上，百分之七十的民主黨人士表示，有需要受助者根本上無法得到政府的援助；百分之七十八的共和黨受訪者卻指責，政府目前提供的支援都落在不值得受助者的身上。獨立派人士則有百分之四十九支持共和黨的意見，百分之四十二則附和民主黨。在華州，共和黨的據點還是在東華州、小鎮及投川普一票的選區；民主黨則仍然在全州各地大城市有重要據點，並且在鄉郊地區也增加了影響力。在剛進行的普選中，以第四十五區為例，民主黨又再一次戰勝共和黨，全權控令共和黨進入州議會無望。艾唯民調結果雖然對華州民主黨有利，但還有十二個月才到達明年十一月的期中選舉。在政治世界中十二個月是一段長時間，誰也難料將會發生的那些事情，故此華州民主黨要維護他們的實力不讓華州變天，還是小心謹慎加倍努力為華州增加民主黨的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