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美國華裔公民聯盟（C.A.C.A.）的西雅圖小屋（The Seattle Lodge）吸引創紀錄的240名與會者參加其年度宴會，為學生獎學金籌集1500多美元。該活動包括美國軍團國泰郵政186號（American Legion Cathay Post No. 186）的色彩展示，以及2026年C.A.C.A.全國作文大賽的獲獎者的表彰。
紐波特高中的Michelle Huang獲得了第一名和500美元的獎金。 Inglemoor高中的Janet Leong獲得了第二名和300美元。北溪高中的Hu Beikun和Interlake高中的Cady Wu被評為亞軍，每人獲得100美元。天際線高中的Isabelle Charernruengkit也因在全國排名第三並獲得700美元的獎項而獲得認可。
該組織向Michael Chen、Amy Chen Lozano、Tanya Woo和佛教慈志基金會頒發了Fred Yee公民獎。演講者包括Assunta Ng、Mary Knell和Alan Lai。該活動還宣佈將於2027年9月在西雅圖舉辦全國C.A.C.A.大會。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一項專門幫助移民家庭學生邁入高等教育的聯邦項目，近日因川普政府的政策調整被突然取消。該項目自2010年起實施，曾為成千上萬移民家庭的學生提供了教育機會與心理支持。
這項由美國教育部資助的「移民學生教育項目」自2010年啓動以來，一直是移民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重要橋梁。項目的招生人員每年都會深入華盛頓州中部和東部的農業社區，例如Pasco北部的Connell高中，為移民家庭的孩子提供升學咨詢、語言支持和經濟援助。
然而，今年秋季開學前，川普政府宣佈全面撤銷項目資助，理由是「成本高昂且成效有限」。教育部的這一決定，直接導致包括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州立大學以及西部多所高校的項目被迫中止。華大教育顧問表示，這項政策將「讓那些最需要幫助的學生失去通往大學的門票」。
對於許多移民家庭學生而言，這個項目不僅僅是一項經濟援助，更是人生的轉折點。來自墨西哥移民家庭的學生Xitlaly Mendoza便是其中的受益者。她的父母在華州中部的農場打工，從未上過大學，卻一心希望女兒能有更好的未來。
「如果沒有這個項目，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申請大學。」Xitlaly回憶說。項目的顧問幫助她完成了FAFSA助學金申請、撰寫個人陳述，並讓她第一次走進大學校園參觀。如今，她已是一名華大的高年級學生，並獲得了校長獎學金。她說：「這個項目讓我感受到，學校歡迎像我這樣的學生。」
East Wenatchee地區的大學顧問Paula Ortiz指出，這個項目的真正價值在於「陪伴與信任」。許多移民家庭的家長不熟悉美國高等教育體系，甚至擔心孩子讀大學會負債或被歧視。顧問團隊通過舉辦雙語講座、家庭咨詢以及校園體驗活動，幫助家長理解「教育投資」的意義。
「我們不僅提供獎學金，更是告訴這些孩子：他們屬於這裡。」Paula說。她指出，這些項目為學生提供了社交圈、導師指導與文化支持，讓他們在大學中不再孤立無援。數據顯示，參與該項目的學生在校留存率顯著高於普通移民學生。
根據美國教育部的數據，華盛頓大學每年有超過50名新生通過該項目獲得支持。項目不僅提供資金，還提供住宿指導、心理輔導和社區服務機會。取消資助後，許多學生面臨生活和學業的雙重壓力。
華大學生Michael Perez坦言：「如果沒有這筆資助，我可能無法完成學業。」他表示，得知項目被終止的那一刻，整個移民學生群體都陷入震驚與失落。
儘管如此，川普政府仍堅持認為該項目「財政效率低下」，並建議各州自行承擔這類教育支出。然而，教育專家警告稱，這將進一步擴大移民家庭與主流社會之間的教育鴻溝。
儘管項目失去了資金支持，一些學生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延續這份使命。Xitlaly Mendoza如今擔任志願翻譯員，為西班牙語家庭提供華大校園參觀解說。她說：「我想讓他們知道，華盛頓大學也是屬於他們的地方。」
她計劃未來攻讀公共政策碩士，希望有朝一日能進入教育政策領域，推動更公平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取消這個項目是一項糟糕的公共政策，但它讓我更確定自己要做什麼——為下一代移民家庭爭取機會。」
(From KU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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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永遠不會忘記全球200萬人的死亡，以及美國超過50萬人的死亡。但作為一名記者，我我們必需具有大局觀，看到問題的兩面性。新冠大流行所帶來的也不全是負面的影響。
COVID暴露了川普的弱點——如果沒有COVID，前總統川普本可以輕鬆贏得第二個任期。COVID暴露了他在處理國家危機方面的無能和無所作為。
疫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研發出了三種而不僅僅是一種新冠病毒疫苗，這是多麼了不起的成就！
處處有溫情——盡管COVID期間發生了許多悲劇和痛苦。無論是對提供幫助的人，還是接受幫助的人，新冠大流行都在改變我們的生活。我們很多人都想做點什麼來表達關心和愛，讓別人的生活更輕鬆容易一點。盡管在封鎖期間，我們可能做不了太多，但至少我們能在這場新冠大流行中分享一點人道主義。我們是命運共同體，不是嗎!
增強生命的韌性——如果我們能預知自己在2020年COVID期間所經歷的損失和犧牲，我知道我一定無法接受。然而，在經歷了這可怕的一年後，我想告訴大家，我既不生氣也不沮喪，甚至不會將我所經歷的一切稱之為犧牲。我的心中只有感激。疫情中的每一天，我們的堅韌和適應力都在成長，同時驚嘆發現我們無限的耐心和忍耐力。新冠大流行使我重新去定義成功和失敗。它給我時間去做那些我拖延了很久的事情。我可以專心致力的去做那些我喜歡的小事。生活中突然的小驚喜會讓我振作起來。面對COVID，我們必需通過創造力和積極的心態，來幫助自己和他人在生活中繼續向前。我們不可能靠抱怨失去的或無法擁有的東西來生存。
學習如何在暴風雨中跳舞和玩耍——COVID週年挑戰我們思考和學習力。逆境是偉大的老師。我們要學會如何面對逆境，如何在逆境中前進。We just have to learn how to dance and play in a storm. COVID週年紀念挑戰我們思考和學習。逆境是一位偉大的老師。我們只需要學習如何在暴風雨中跳舞和玩耍。
接連兩個週六，在西雅圖的華埠都舉行了抗議發生在喬治亞州(Georgia)的襲擊亞裔的集會，但這兩場集會的反差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樣強烈，充滿了戲劇性。
3月13日的集會有很多知名人士參加，包括前州長駱家輝和金郡郡長Dow Constantine。同時這次集會中的一些組織者，大多數是過去在組織抗議活動和行動方面有著資深經驗的民選官員和社區領袖。參與集會的民眾大多是亞裔美國人。
但一週後，也就是3月20日的集會，卻是由一位五年級的小學生Seneca Nguyen組織起來的。這場集會沒有「推動者和有影響力的人」等候排隊作為發言人。人群也要少得多。它甚至連一個像樣一點的大橫幅或其他道具都沒有。這場集會的組織者顯然沒有那麼老道，但這並不會降低它的影響力，它依然贏得了來往車輛的鳴笛聲作為支持。
在這場新冠大流行中，學生們和家長們一直在抱怨孩子們沒有在以往正常學年時學的那麼多。然而，當Seneca和他的同學們參加這次集會時，他們實際上學到了更加重要的一堂真實生活教育，而這是不可能在教室裏學到的。
已退休的Gei Chan表示:「這麽多家庭帶著支持亞裔美國人的標語前來參加集會，讓我印象深刻。」 她還說：「很高興看到……許多家庭留下來支持華埠社區的生意。」 一些餐館反應，那天的午餐生意不錯。集會是在中午前後開始的。
對這些孩子們來說，這天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是：他們知道了自己也可以改變這個世界。就在這個三月春天的午後，這粒改變的種子已經播
下，生根發芽，指日可待！
Toshiko Hasegawa和我有一些共同之處，盡管我們是完全不同的兩代人。但也許我們都是「瘋狂的媽媽」!Hasegawa生下小女兒幾個月後，隨即宣佈要競選公職。Hasegawa是華盛頓州亞太美國事務委員會執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 of Washington State Commission for Asian American Affairs)，正在競選西雅圖港專員(the Port of Seattle Commissioner)。如果當選，她將成為歷史上首位擔任該職位的亞裔美國女性。但她不是第一個有孩子的女性專員。前專員Courtney Gregoire在競選獲勝時也有年幼的小孩。而她的媽媽是前華州州長。
雖然有些人認為Hasegawa很大膽，但沒有人有資格評判任何一位想要為自己創造一條與眾不同的、有意義的人生道路的女性。事實上，Hasegawa並沒有把她的小女兒看作自己事業上的負擔或是挑戰。「我認為孩子正是我競選的理由，」她說。「孕育著她，讓我的內心充滿了力量。」
我沒有競選公職。但我做過的事也絕對會讓大多數媽媽目瞪口呆。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出版人。然而，我更自豪的是成為了一個母親，而不僅僅是位報業出版人。當我有了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的父母和公婆都希望我辭掉教書的工作，留在家裏照顧孩子。我母親認為做家庭主婦是對一個女人來說最好的生活。我試過，但很不幸失敗了。在我的事業取得成功後，我已故的母親和公婆都為我感到非常驕傲。
我一直覺得我能在兼顧家庭與事業上做得更好。然而這種負罪感對女性的影響要大於男性，這是不公平的。只有說服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我才能在生活中做出對自己來說最好的選擇。不用太過在乎別人的想法。單顧家庭或只顧事業對我來說都是不夠圓滿的。我們並不是「瘋狂的媽媽」，而是充滿激情的職場媽媽，在照顧家庭的同時，我們也試圖為社會帶來改變。Hasegawa有一長串想要為西雅圖港實現更好未來的清單。
為人父母既是挑戰也是獎勵。我不會為任何事改變我的孩子。此文獻給那些堅持夢想的職場媽媽們，是家庭與事業的兼顧，才成就了我們作為現代女性的驕傲和自豪。
雖然我對6月30日華盛頓州重新開放感到興奮，但我有一些保留意見。
我禁不住想知道我們是否準備好了。一個月前，我迫不急待的希望立即重新開放。現在，我卻有第二個想法，因為有些人拒絕接種疫苗。我懷疑我們是否能像拜登總統所希望的那樣，實現並達到讓70%的人口接種疫苗的群體免疫目標。如果重新開放，應該注意哪些事項？
疫苗問題——每當想和非家庭成員共進午餐時，你應該在聚餐前問：「你接種了疫苗嗎？」這在當時很重要，但現在更為重要了。因為你花了一年多的時間來保護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付出了無數的犧牲和難以言喻的艱辛。不要因一項魯莽的行為毀了這個結果，那就太不值得和遺憾了。
暫停擁抱——當通過肢體語言表達我們的熱情，當擁抱我們喜歡的人時，身體會釋放內啡肽（endorphins） 這正是Covid通過人際接觸傳播的方式。被封鎖15個月後，我們渴望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和接觸。但為了大家健康和安全的緣故，不要這樣做。請再等幾個月，即使對方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請大家暫時用碰肘和碰鞋的方式來代替擁抱和握手。我有時會忘記並伸出我的手。如果你也這樣做了，請事後洗手。做正確的事總比事後後悔好。
穿什麼？——我的衣櫥裡塞滿了一些漂亮的衣服。但我現在不在乎去穿它們了。疫情改變了我。我寧願把時間花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現在，為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穿衣，對我而言已毫無意義。我已經不會去任何地方或是去會見大人物。
在過去的幾個月裡，我喜歡穿牛仔褲。而且我不擔心人們會說我是一個躐踏不修邊幅的人。穿得漂亮是需要花上很多時間，因為除了衣服還需要有搭件配飾，例如珠寶、鞋子和錢包。目前，時間太寶貴了，不能花在選擇衣服上。
回去工作——遠程工作是 COVID的優點之一。它不僅使員工受益，也使僱主受益。大多數像亞馬遜、谷歌和微軟這樣的大公司都知道遠程工作會讓員工更快樂，尤其是那些需要照顧年幼兒女和家人的員工。亞馬遜起初對遠程工作並不感興趣，並試圖推動員工回來。但之後公司重新考慮其政策，要求員工每週只在辦公室工作兩天而不是五天。谷歌要求員工每週在辦公室工作三天。
由於缺乏對員工的協作和監督，一些小公司可能不希望遠程工作。疫情大流行促使公司負責人更加靈活地滿足員工的特定需求。在過去的15個月裡，《西華報》就是這樣做的。
回到學校——通過Zoom聽演講是不一樣的感受，課堂裡的能量和對話充滿了力量。在過去的一年裡，無論演講者多麼出色，我都對Zoom演講不感興趣。我承認我討厭Zoom會議。會議上過於緊張和過於僵硬的坐姿，我從來沒有覺得是好的會議環境。
所以作為學生的你，如果接種了疫苗，請在你的學校推動面對面（face to face）的課室教學。這是一種學生永遠無法從書本和在線上課中獲得的教育。
不要操之過急——我想念所有的朋友、生意夥伴、企業員工、社區人士和親密的朋友。但我們需要記住，大流行還沒有結束。只有68%（
45.3%至少接種1劑）的美國人口和70% 的西雅圖人接種了疫苗。這真是個好消息。已接種疫苗的人仍有機會感染COVID-19，只是無症狀或症狀較輕。然而我們也必需小心保護自己和朋友。
不要超額預訂開放節奏——要慢慢逐步的去做。7月份每週只嘗試一次和一小群朋友一起，然後在8月份增加進度和人數。不必急於回到大流行前的社交日曆行程。要安全並健康的享受我們的夏天！
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於2021年6月訪問了中美洲，意在阻止非法移民越過美墨邊境。但這是不可能的。今年3月，多達15萬非法移民越過美墨邊境。於此同時，平均每天有5000人被捕。
你覺得這些拉丁美洲人會如何告訴他們家鄉那些缺吃少喝、沒有工作的親戚朋友？他們會對那些因為幫派暴力、貪污受賄以及氣候變化導致農產品減產，而擔心自己和孩子的生命安全的拉丁美洲同胞說些什麼呢？在新冠疫情期間，他們無一不渴望與自己的同胞分享他們在美國所看到的一切。
「來美國吧！這樣你就能活下去，」拉丁裔工人肯定會說。「美國有很多工作機會。連亞洲餐館都請不到亞裔工作人員。」「來美國吧！你不用苦苦乞求就可以得到免費的疫苗。」
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國國內更多的矛盾和衝突，這是我，甚至是外國人都難以理解的。但其中隱藏的信息對這些移民來說非常清晰：只要他們合法或非法的進入美國，他們現在生活中的大多數挑戰和基本需求將得到解決。他們冒的任何風險和犧牲都是值得的。對於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人來說，來到美國就像是得到了通往天堂的通行證。這片自由的土地當然也值得他們冒著所有的危險、付出所有的代價讓他們的孩子獨自去闖關越界。
美國大約有930萬個就業機會，隨著疫苗的注射和政策的開放，經濟的復甦還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成千上萬的地方在僱用美國人不願做的低下工作。對於移民來說，卑微的工作聽起來沒什不好的。這些工作總比留在自己的國家沒有工作好。這些工作也比每天工作15個小時卻沒有多少報酬要好，而且他們的家人還經常挨餓。努力工作對移民來說從來不是問題，他們只是需要一個機會。
想像一下那些在洪都拉斯（Honduras）每天工作12個小時，一週工作7天，收入微薄的可憐婦女，她們為了在美國擁有更光明的未來下定決心面對危險的旅程，即使前兩次都失敗了。她們的理由很簡單：待在家裡對她們和後代來說都意味著死路一條。既然如此，何不為了希望拼搏一次。而美國人沒有從這些絕望的移民所遭受的苦難中感受到他們自己是多麼的幸運。
東京夏季奧運會已經結束了，許多人都在慶祝美國獲得最多的金牌和獎牌數。其中，亞裔美國運動員的表現也很出色，獲得了兩枚金牌，幾枚銀牌和銅牌。然而，有個令人不安的趨勢一直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美國隊裏的亞裔美國人很少？在622名運動員中，亞裔美國人只有不到15名，這大約相當於2%。並且，在這些人中只有一個人參加的是團體運動，其餘都是個人項目，如體操、羽毛球、空手道（badminton, karate）、高爾夫和游泳。
不僅是奧運會，也包括在一般的體育項目上，亞裔美國人被接受的障礙是什麼？美國代表隊中有很多黑人運動員，他們在各個運動項目中贏得了獎牌，我為他們感到驕傲。我希望亞裔美國人在體育領域有更多的機會。
但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很多亞裔美國孩子不去參加團體運動？我想其中一個很明顯的原因就是缺乏榜樣。刻板的印象是，亞裔美國人不夠高大，因此不適合美國這些主要的體育項目。但根本原因是種族主義（racism）。我敢打賭，如果給亞裔美國年輕人提供機會、鼓勵和訓練，那他們也會和其他運動員一樣前途無量。
在某種程度上，問題出在亞裔父母身上。他們往往會影響自己的孩子去追求高薪職業，而不是去追求自己的熱情和愛好。如果你是那種不鼓勵孩子參與體育運動的家長之一，請再想一想。我們需要改變對教育的看法，重新定義優秀的職業。學習不僅僅侷限於書本和成績。書本中學不到的，在體育運動中可以學到。就像它教會了運動員要自信，要敢於冒險，並且不要害怕犯錯。
對我來說，現在去撫養教育孩子已經太晚了。然而，對於年輕一代來說，重新思考什麼對於他們的兒女是最好的永遠都不會太晚。
去年夏天，我曾預測生活將在今年9月恢復正常。但我錯了。新冠病毒不僅沒有被打敗，而且各種變異病毒還十分活躍。最近死亡和感染人數都在上升。醫院住滿了使用呼吸機的患者和疲憊不堪的醫護人員。他們懇求人們戴上口罩，接種疫苗，因為醫院已經人滿為患。
而我最近領悟到的人生哲學是：我們必需教會自己暫時忍受在不確定狀況下仍然要繼續前行、如何接受內心的矛盾而不感到失落。盡管我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經驗和做法。
接受無法避免的事情——很明顯即使在Covid結束後，口罩也會繼續留在我們的生活中一段時間。所以即使你討厭戴口罩，也盡量習慣，並遠離那些不戴口罩的人。還有另外一些讓人不得不接受的事情，比如社交距離。如果周圍人很多，你應該戴上口罩。在新冠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相信戴口罩有什麼用。但現在它成了救命的工具，是生死關鍵的護身符。口罩現在已經是我的好夥伴了。
疫苗和回辦公室工作——我們可能每年都需要接種疫苗。我並不介意。我很高興我的家人沒有人反對接種疫苗。但疫苗在有些家庭、朋友和同事之間仍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對於一些企業來說，員工們到辦公室上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重塑我們的觀點——正視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許多危機，與那些遭受病毒和新冠相關悲劇的人們，以及那些受到近期災難影響的人們相比，我的困難不值一提。
停止責備——偶而吐槽一下也無妨。但不要在可恨和無用的想法上浪費太多時間，因為它只會讓你感到沮喪。把時間花在建設性的思想和行動上才是有益身心的做法。思考你能為他人做些什麼是建設性思想和行動的開始。我們甚至不需要付出太多就能點亮別人的一天。
提高生活質量——我以前寫過關於自我保健的文章。提醒每個人明智地利用你的時間獲得更好的健康是很有用的。通過遠程工作，我們得到了更多的時間，可以用來鍛練、休息、有規律地吃飯和好好地睡覺。在辦公室的時候，我總是不記得喝水。但在家裏，我每工作半小時就起來喝口水，伸展一下身體，吃點零食，或者聽聽音樂。這些天我的身體不再那麽緊繃繃的了。
創意生活——受到有關創意生活的文章的啟發，我改變了我的購物方式和購買的產品。在Covid之前，我用Nordstrom的護膚品，因為我喜歡銷售人員給我的樣品。現在，我已經改用專櫃化妝品並嘗試各種品牌。做實驗更有樂趣。
每天做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朋友剛剛跟我分享了泡吧的樂趣。她和她的親戚一晚上去了三個酒吧。這不是我喜歡的樂趣。但你每天都可以走出家門創造令自己興奮的體驗，尤其是如果你已經接種了疫苗的話。
你可以組織自己的遠足、卡拉ok時間、電影之夜、午餐以及和朋友或鄰居的象棋之夜。甚至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超市或農貿市場尋找最健康的食物。開發自己的樂趣清單。
我的侄孫剛剛成為了華盛頓大學（華大）的一名新生。孩子！你選對地方了！然而，你仍然會有無數個影響你未來的決定要做。幾十年前，我也曾是華大的學子。回想起來，在我的大學經歷中，我本可以做與當時完全不同的選擇。就像你一樣，我剛到華大時，也希望自己能盡快畢業。你說：「學費太貴了，我想在三年內完成學業。」
親愛的侄孫我給你的建議是：別著急，好好享受你在校園的生活。大學之旅是你人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我不會用任何東西與之交換。我每個學季修滿了18個學分，然而代價是什麼呢？到大三結束時，我的學分已經足以讓我畢業了。但是突然間，我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現實世界。我需要時間來思考人生接下來的道路。
幸運的是我已經獲得了兩年的獎學金，所以我可以自由地選修我喜歡的課程，包括新聞、戲劇和保齡球。是的，保齡球。我減少了上課的次數。雖然我在華大的最後一個學季只修了7個學分，但還是比畢業要求的180個學分多了18個學分。我大學生活的最後兩年是豐富多彩的，也是有趣的，更是令人興奮的。
我建議學生們去參加一些自己不太擅長的活動。學會對華大這所傑出的學府保持好奇和關心。去認識校長和更多的傑出教授。他們為什麼如此傑出，又是如何傑出的？他們是我們的榜樣。考慮一下競選學生會代表，你可以更多地了解校園及其系統，同時認識許多有相同價值觀的朋友。或是出國留學當交換學生，去你的專業查看一下這些機會。華大是一所很大的學校，可以提供很多東西。除非你去主動發現，否則你永遠不知道那裡會有什麼等著你。
拒絕毒品和酒精。毒品不應該成為你大學生活的一部份。至於酒精，這也不是個好主意。我知道在同齡人的壓力下很難抗拒。盡管我有幾次機會，但我在大學的時候從來沒有吸過毒。大麻的氣味使我煩躁，酒精刺激我的胃。我當時做出了正確的決定，不喝酒不抽煙，這對我一生很有好處。當思想被毒品或酒精扭曲掌控時，會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讓自己未來後悔莫及。只要看看因過度吸煙和酗酒給大學生造成的悲劇數量，你就會明白。現在是時候練習對酒精和毒品說「不」了。
成績是最重要的嗎？是很重要，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麼想的。但我現在想說的是大學成績是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這取決於你在大學的哪個階段。
發展多元的友誼。我的朋友圈是我在解決重大問題的參謀團。如果沒有多元化的觀點和支持，我無法經營西華報和姐妹報Northwest Asian Weekly。我為你樹立了榜樣，希望你能像我一樣欣賞多元化。最近，我看到一張你和很多不同族裔的華大的朋友們的合照。我很喜歡這張照片。年輕人，再給你豎個拇指稱個讚。
11月2日的普選（General Election） 反映了年輕人和老年人、企業和工人、激進派和溫和派之間的分歧。戲劇性的選舉結果顯示了溫和派的勝利和激進派的誤判。
選前民意調查顯示，三位擁有商界背景的候選人會獲勝，果不出其然。他/她們分別是競選市長（mayor）的Bruce Harrell、競選市檢察官（city attorney）的Ann Davison和競選市議會議員（City Council）的SaraNelson。但沒有人預料到Harrell會贏得高達59%的選票。幾乎更沒有人能想像到，盡管對手大肆虛張聲勢，但Davision和Nelson還是以絕對優勢同時贏得了選舉。
盡管民主黨人曾指責Davison從民主黨人轉變為共和黨人，但候選人們在競選中討論的問題主要是圍繞著公共安全和反對撤除警方資金等，很少涉及意識形態。即使在上次選舉中，全國很多選民有轉投共和黨的趨勢，但對亞裔選民來說可能並非如此。
Gonzalez糟糕的表現暴露了她作為候選人的弱點。她將性侵和其他問題混為一談，使選民對西雅圖面臨的真正挑戰感到困惑。她的做法激怒了企業和整個社區。這也暴露了工會對候選人的實力和選擇以及獲勝策略的誤判。
激進派在幾個方面都有誤判。首先，大多數選民沒有被針對Harrell的誤導性和種族主義廣告所愚弄。這些廣告被認為是「種族主義」，結果適得其反，迫使Gonzalez撤下了廣告。她低估了選民的智慧，因為選民們更關心的事情是如何扭轉這個城市，選民們相信領導力很重要，分裂的政治沒有立足之地。
Harrell的支持者、企業家Tony Au和其他華裔美國人一起，為八位候選人組織了八場以上的籌款活動，從表爾威(Bellevue)到西雅圖、從連頓
(Renton) 到布里恩(Burien)，他們都是溫和派，最重要的是不反對警察。
「我學會了支持政策正確的候選人。參與政治進程有助於社區為自己的權利和發言權而鬥爭。所有的政治參與都創造了一個機會來統一華人社區，無論他們來自香港、臺灣還是中國大陸，然後連接整個亞裔社區和我們的家庭。我們一起要為城市選出正確的領導人。民主意味著我們選擇的權利。」
這次的普選是一場關於候選人如何獲勝的全民公投。選舉結果表明，沒有一位候選人能夠憑借一邊倒的議程贏得選舉。這也反映出現任市議會成員對反對意見充耳不聞。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市政廳內部人士將市議會描述為「孤立的」。「他們只願意聽他們想聽的一小部份人、工人和年輕人的意見。他們就是這樣做決定的，他們不會讓步。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而且他們不去調查，也不去分析選民對他們所提政見的反應。這就是他們的垮臺因素。」 不要等到2023年一些市議會成員的連任。是時候招募新鮮血液來對抗那些不聽取選民意見的人了。
兩年的COVID-19疫惰，給我們帶來了兩個不同的感恩節。即便是2021年這個delta變種比上個病毒來的更致命，但在打完疫苗後我寬心了不少，加上最近也接種了加強劑，我對今年比去年更有希望。前後兩個感恩節有什麼不同！
去年的感恩節很孤單，只有我和老伴相依相守，沒和其他人與我們共度佳節，四天的週末假期是零活動，像烏雲滿天籠罩著我們，承受著的是死亡、疾病和停工的威脅。當天我們去了西雅圖中心但它是關閉的，幾乎沒有人在那裡。即使沒有太多過節的興奮之情，但對我的家人在大流行中倖存下來，對我們的報紙也仍按期付梓發行，心存感激。
儘管事實上我們目前還沒有完全消除或從COVID中恢復過來，但2021年的感恩節是一股清新的空氣。去年12月我錯了……我以為今年的現在COVID會消失。但是不，我們有比上一個更糟糕的COVID變體。我以為我們會恢復正常。然而相反的是，我們有了新常態。我的辦公室重開了嗎？還沒有。但我的員工都不想回來，包括我自己在內……。
感謝上帝，社會隔離（social isolation）不是今年COVID禁令要求的一部份。我們決定謹慎地在感恩節期間與朋友和家人聚在一起。沒有大聚會，只有親密的事情。只需稍作調整即可在餐廳用餐，例如在進入之前出示疫苗接種卡並戴上口罩，真是太好了。如果你忘記帶口罩，因為我經常把它留在車裡，不要驚慌。餐廳總是可以給顧客一個。所以我們出去吃了三頓美餐來慶祝，兩次在華埠吃的是港式飲茶和晚餐，一次是在表爾咸。
我們也可以旅行。即使有COVID限制，我們也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做更多計劃。與去年相比，這簡直是天堂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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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瑪麗大法官的肖像（畫像）詮釋並蘊含著千言和萬語。她的肖像說明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系統近一個世紀以來一直由白人和男性主導的趨勢正在改變。
今天我們華州的最高法院已走向多元化、計有7名女性和兩名男性大法官，女性佔了顯然的多數。這幅肖像最近於11月3日在西雅圖大學（SU）法學院揭幕，反映了虞大法官在法律宦途的旅程，不僅體現在正義方面，還體現在多元化、家族歷史和服務等各方面。
具有華人和墨西哥血統的虞法官說：「看著這幅自己的畫像感覺很奇怪——有點尷尬，但每次看到它，都會讓我看到我的先人。我看到了帶領他們來到這個國家的夢想。儘管在這幅肖像中看到自己的感覺很奇怪，但我強迫自己要超越這幅畫像，因為它代表的是超出我本人更大的東西，是一個代表移民的故事。」
虞於2014年被任命為華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並於2016年再次當選，她是華盛頓州最高法院許多第一的集大成者，包括成為第一位亞裔大法官、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第一位有色族裔女性大法官和第一位同性戀（LGBTQ）大法官。
虞在法律界的服務廣泛、強大且有影響力。她在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蓋茨公共服務項目（Gates Public Service Program）服務了4年，並在過去的14年裡致力於成為西雅圖女子學校（Seattle Girls’ School）的模擬審判法官（Mock Trial judge）。不論是在席（bench）上和席下，她指導年輕的律師、法律助理和學生。在21年的時間裡，她指導了250名法律畢業生，其中包括為她自己需要和最高法院其他法官需要的幾名法律助理。一些律師現在是民選官員、檢察官和著名律師。
虞瑪麗說：「[肖像] 代表所有人的機會，它代表了師徒關係的重要性。我的導師傾全心力，投資在作為一個人、一名律師和一名法官的我。如果沒有導師們的指引，我不可能走上這條路。」
「像 Norm Maleng、Ruth Woo、Bobbe Bridge 這樣的導師，以及像Anne Levinson、Lisa Brodoff、Sharon Sakamoto 這樣的朋友……他們教會我要有信心和勇氣，並大膽斷言像我這樣的人必需要在這個世界上有發言權和一席之地 。」
虞還承認她得到了法律助理和實習生以及「沒有意識到教會了我許多法律、人際關係和世界的這些學生」的支持。
西雅圖大學法學院院長Annette Clark分享了虞作為傑出常駐該校法學家（the Distinguished Jurist in Residence.）的故事。在法學院學生的迎新活動中，Clark說她和許多演講者都可以被替換，但虞瑪麗不行。她會不遺餘力地與學生交談。有一次，虞法官中斷了她的假期，在朋友的浴室裡發表演講，相關工作人員必需在那裡設置適當的照明和背景作為她演講的場景。
除了虞的肖像，西雅圖大學還以她的名義設立獎學金並「向那些從未夢想過像他們這樣的人，竟能夠成為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承認她所代表的一切。」Clark表示該獎學金是對虞大法官鼓勵下一代正義倡導者的貢獻。「虞法官致力於在我們華州建立一個更好、更多樣化的司法系統是堅定不移的。」Clark說。
以虞瑪麗之名設立的100,000美元捐贈獎學金是西雅圖大學支持者慷慨解囊的結果。
亞裔Erin Lewis是虞大法官獎學金的第一位獲得者。她說：「我很榮幸能獲得虞瑪麗大法官獎學金，虞法官對社區的服務讓我充滿樂觀，並激勵我繼續努力創造一個更公正的未來。作為一名非傳統、同性伴侶、第一代有色族裔的高級學位尋求者，虞法官代表著對那些真正生活的人的承諾。」
虞瑪麗說：「有色族裔女性只能豐富我們的社區和我們的思想，因為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仍然存在，我們每個人都必需盡我們所能支持有色族裔女性，因為她們選擇進入法學院並進入我們法界的職業。對這些女性的支持始於法學院的指導。我怎麼都說不盡的是——指導意味著在另一個人走向偉大的旅程中培養並與他/她們同行。」
首席大法官Stephen Gonzalez是虞瑪麗肖像背後心血結晶的推手。Gonzalez和虞是老朋友，他們的友誼始於在金郡高等法院為同事。
Gonzalez稱讚他的小兒子激勵他推動有色族裔的正義。2011年Gonzalez宣誓就任大法官時，他帶著家人參觀了9位大法官的官方辦公室——正義殿堂（the Temple of Justice）。兒子看到了白人男法官的畫像，問道：「怎麼沒有人長的像我們？」Gonzlez在接受電台採訪時告訴 KNKX：「對我來說，我想，嗯！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沒有一個長得像我們的法官，但這個現象它正在改變。」
兒子的洞察力激發了Gonzalez的改變。8年前他將已故的大法官 Charles Z. Smith與受人尊敬的藝術家 Alfredo Arreguin聯繫起來為Smith創作肖像。通過在牆上添加最近法官們的肖像，正義殿堂的畫廊開始了一個新的傳統。
虞瑪麗的肖像也是居住在西雅圖、現年86歲Arreguin的作品。他贏得了包括墨西哥、法國和西班牙在內的許多地方、國家和國際獎項。肖像的資金由少數族裔律師協會提供，例如亞洲律師協會、Q-Law、拉丁裔/拉丁裔律師協會和Loren Miller Bar。
正義殿堂要經過3年改建完成後，虞瑪麗的畫像將會被掛在殿堂內。法院還委託製作Gonzalez的肖像。每次法官退休時，他們的照片都會被掛在法庭旁邊書記員辦公室外的牆上。但由於殿堂的某些部份不對公眾開放，因此公眾可能無法看到所有的肖像。
當被問及Gonzalez的兒子對父親的工作有何看法時，Gonzalez說：「兒子說我信守事情會變得更好的承諾。我認為有了新的肖像，最高法院就像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地方，所有孩子都可以在這裡夢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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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晨起床，即使父親節不是慶祝我的節日，心中仍感到幸福。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在對未來不確定性，和每天壞消息都籠罩著好消息的情況下，我該如何高興？為什麼我不僅在今天，而是在前一天，甚至是前一週我都感到安寧平和？
有些人為擔心疫情哭了很多次。儘管《西華報》前途未卜且在掙扎困頓下，但我從未哭過。沒去感嘆，也沒去怨怪，令人驚奇的是，竟連我的骨頭也沒有恐懼感。讀者可能會說我很勇敢。其實不全然如此。長年來我已訓練自己去欣賞並感激我所擁有的，而不是抱怨我沒有的。我的家人很健康，我有豐沛活力的頭腦和強健的身體。我實在沒有什麼好再要求的了！
根據健康專家的說法，疫情最壞的時刻還沒有到，他們已經預言9月份有第二次大流行。然而目前連第一波都還沒結束！就像我在思考為什麼我在此時此刻，卻能如此積極的時候一樣……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讓我以正確的角度看待未來。
Jane Nishita向我發送了一封諾貝爾獎得主達賴喇嘛的引言「記住！ 有時候沒有得到你想要的才是好事—not getting what you want is sometimes a stroke of luck」。珍惜我的朋友，他們總是適時的鼓勵著我。
類似的中國諺語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它使我想起了我在1998年至2001年間做出的一些決定，這是我為自己和家人做出的最好的決定。然而是在疫情大流行期間我才意識到這一點。
因此，無論對我個人還是《西華報》發生什麼事情，我都可能要等到很久以後才能發現影響。實際上，我很好奇每個星期，我們是如何把報紙拼在一起，就像一個艱難的拼圖遊戲。這種不知道自己種下的種子會變成什麼樣時，這個過程是令人激動和期待的。
人們問我是怎麼做到的。事實上要問的是我們該怎麼做？我說，我們就是這樣做。我的團隊以承諾，熱情和使命來維護我們擔當社區喉舌的責任。因此，《西華報》及其英文版姊妹報《the Asian Weekly》可以每週付梓，同時也在網上發行，毫無錯失延宕。通過每週一次的發刊，我們回饋社區並為社區提供支持。
我們每週都有一個目標。這個目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激勵點燃我的動力。每週都有太多人依賴我們向他們提供重要信息。根據我們政府的規範， 報紙被視為「必需品—essential」。在這場危機中，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我們對社區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是必不可少的信息交換所。我們是亞裔社區與其他社區之間的重要橋樑。
COVID-19和「黑人的生命至關重要— BLM」運動如何對我說話？現在不是我們為自己感到難過或無所事事的時候。現在該採取行動了。我們每天都可以通過一些小小的同情心就能有所作為。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對其他人而言可能意味著世界。
我從來沒有對別人在父親節發出過問候之詞。但是我今年做了。現在的父親更傾向於與妻子成為平等的伴侶。現代父親不僅是養家糊口的人，還需要為他們的家庭，孩子和社區做很多事，而不單是他們面前看到的父親。現在是感謝我多樣化的男性朋友們，他們作為父親所做出貢獻的最佳時機。
當我發送問候給這些父親時，我什麼也沒期待。結果卻讓我很驚訝。一位父親給我發回他孩子的照片，我很高興。另一位告訴我，他正在兒子的畢業典禮上。我很高興分享他的喜悅。一位給我發了一份有關日裔美國人律師的有趣研究。弟弟發短信給我，告訴我不要忘記已故的父親。瞬間，我很感激我有兩個父親，我的親生父親和繼父，與我分享了許多人生經歷。
兒子皓君和媳婦Tracy在父親節這天，遵循社交距離的規定，即使他們不能親自與我們共渡節日，但卻是盡最大努力，使我們感受到這個特別日子的喜悅。鑑於COVID-19的死亡和感染數量激增，他和我的工作人員Nancy於3月初將我們的辦公室推向了「在家工作」的方式。
媳婦Tracy特別為我們做了令人垂涎的海南雞肉，米飯和綠芥蘭菜湯。兒子皓君堅持要請我們外賣的晚餐。他爸爸要了牛排，皓君買來一頓全套的晚餐外賣，包括帶骨牛排，烤土豆和有生菜、小蕃茄、洋葱、碎奶酪、培根等的wedge沙拉。巧克力蛋糕是我要的。牛排骨讓我開心，因為我可以像狗一樣咀嚼和吮吸它。我想知道我前世是否是條狗？ 所有的東西都很好吃。
之後，我給兒子和媳婦發短信說：「接下來的三天不用給我們準備午餐了，」因為冰箱裡有很多剩菜。
有人暗示，將COVID-19和BLM放在一起就像是一場大流行。是時候改變了。我們需要徹底改變或成為變革推動者。擁抱新想法和新關係。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對於那些帶有偏見和對其他種族有偏見的人來說，現在是時候承認這一點，並改變我們的態度和行為了。
首先要多與其他族裔人士交朋友。為鄰居送去你烤的餅乾是個方式，大家邁出第一步。接受他們作為人類並向他們學習。觀看並支持黑人藝人。大家可以通過觀看他們的節目和電影來多方面學習另一種文化。我最喜歡的喜劇演員是Dave Chappelle。最喜歡的黑人演員不勝枚舉。最喜歡的電影有BlacKkKlansman，Harriett，Marshall，Malcom X，Hidden Figures，Selma，The Color Purple，Akeelah和Bee。我也喜歡由Queen Latifah主演或Tyler Perry執導的電影。
通過西華報基金會（ 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 Foundation），我們為有色學生的多元化工作提供了多項獎學金。
多年前，有人在街上從我身後叫我。
「吳女士。」我轉身看到一位很有潛力年輕黑人女孩。
「當我還是雷尼爾海灘高中（Rainier Beach High School）的學生時，您給了我獎學金，您還記得嗎？」她問我。
「你現在在哪裡？」我問。
「我現在在西雅圖大學攻讀數學。」
當她說數學時，我隨後想起了她獲得獎學金的原因，是因為她在高中時成立了一個俱樂部，為數學和科學領域的學生提供輔導。她不知道那天她給我帶來了多少滿足，希望和快樂感。
更進一步與其他族裔交流的方法是，對不管喜歡或是不喜歡你的人，加入他們的團隊支持他們，或向對自己社區有益的其他族裔組織捐款。
我感謝與各個種族和背景的人的友誼。
在警惕我成為一個對他們社區當前和即將的推動者來說，我的黑人朋友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因此西華報非營利的「加強有色族裔婦女力量—-Women of Color Empowered」活動中，得以在我們的英文報紙上推薦他們，並在我們舉辦的活動中向他們表達敬意。我一直認為他們是我生命中的一項祝福。謝謝我的朋友，你知道你是誰，就是因為你，才能造就了今天的我。
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人們聚集在加州和佛州( (California and Florida)擁擠的酒吧和海灘時，我感到非常緊張。 那些拒絕戴口罩或出於任何原因而忽視社交距離的人，請為自己和他人戴上口罩。 請記住，該病毒一視同仁。 被感染的後果是可怕的。 即使活下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只需問問得病才初癒的Michael Flor，他在醫院呆了60多天後，才從這種病毒中康復。 他會告訴你，你的身體永遠不會再跟以前一樣。 一些康復患者的呼吸系統因病毒肆虐遭到永久性損害，還有其他副作用。 Flor的腎臟已經受損。現在， 他每週要進行三次透析洗腎。
在父親節，徒步健行彼此相鄰的三個公園 Judkins, Jimi Hendrix, Sam Smith 是我們這一天的亮點。我說，我們不要什麼地方都去，仍然要理智的作出選擇。
過去，我們到處健行。在疫情大流行時，最好走些近家的路線。我們通常的景點是Seward公園和奧林匹克雕塑公園 (Olympic Sculpture Park)。 這些地方現在對我們來說，相對的很危險。 因為我們屬於該病毒的高危年齡組。 那裡到處都很擁擠，遊客沒有戴口罩，也從來沒有保持6英尺的距離。 我認為這與北邊擁擠的綠湖 (Green Lake) 一樣，會讓我們感到不舒服。
「好事就在你面前，」丈夫說。你只需要看看Judkins公園，Jefferson公園，Jimi Hendrix公園，Sam Smith公園，Montlake公園，Elliott Bay碼頭和Tukwila的Fort Dent公園是我們的一些最愛去處。讀者可能已經聽說，我提到的前三個公園，近來周圍發生了BLM抗議活動。但是其他日子，這些公園的人流量很少，並且靠近華埠。在公園漫步是免費的，是一種絕佳的運動方式。這是一個享受新鮮空氣的機會，也是我們城市公園部門保持空氣清新的出色成果。在公園裡轉一圈使我頭腦清晰。每週幾次步行或繞圈慢跑2至3個公園，比治療焦慮和抑鬱的任何藥物都要好。
當我大部份的員工在家中工作時，在大流行期間出版社區報紙對我來說更具挑戰性。過去，我們非常依賴個人互動來進行所有更正和更改。從初稿到成品，我們每輪至少進行30次更改。從標題到內容，從間距到顏色，從圖片到圖形，將故事切換到不同頁面，我們不斷修改每一個細微的信息，力求報紙的外觀和內容更臻完善。
大家可以想像我現在需要用多少工作和時間來通過電子郵件，短信和電話來回傳達更改。但是，與我在大流行期間損失的業務量相比，所做的犧牲微不足道。與那些無家可歸，失業或感染了COVID-19的人相比，失去業務的影響可能不算是災難。
一個月前，《紐約時報》發表了一個故事，講述了成千上萬義大利城市人，在零售，娛樂和時裝領域失去了光鮮的工作，他們被迫得在農場工作以求溫飽。其實在哪裡工作都不是重點，即使是去農場 採摘水果或去收穫農稼都沒有關係，只要努力工作誠實賺錢，只要能適應並為社會做出貢獻，並在不增加政府負擔的情況下謀生，就不該感到羞恥和無奈。因為外勞被禁不能入境義大利，農民迫切需要幫助。我發現這個故事鼓舞人心。人們了解在困難時期犧牲的意義。盡一切努力生存並保護自己和家人。這就是生命能屈能伸的精神。
疫情大流行教會了我如何生存，更明智和更好的生活。多虧了Edith Eva Eger博士寫的《選擇：擁抱可能—The Choice: Embrace the Possible》，我了解到「我們可以選擇成為我們自己的獄卒，也可以選擇讓自己海闊天空。」Eger猶太人，是遭受二戰時德國大屠殺的倖存者，她的經歷是如此難以言表，令人痛苦且令人恐懼，以至於她在幾十年後，寫下了回憶錄才得到了治癒和解脫。與在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裡的Eger相比，我的艱辛就像吃一頓豐盛的點心，充滿了選擇，樂趣和可能性。我哪有權利去投訴抱怨我的處境。
我選擇不僅要自由，而且要對自己所擁有的東西充滿創造力，從而樂觀以對。兩個月前，我分三部份開始撰寫有關新冠狀病毒的議題。關於這些經歷，我還有更多要說的。本文可以說是我寫的一系列《新冠狀病毒的經驗教訓》的第四部份。或是以單文看待，讀者自行決定。謝謝閱讀。
2018年《亞裔社區傑出貢獻者晚宴》已於12月7日在華埠國際區的康樂酒家圓滿舉行。會中表揚9位人士及華盛頓領導學院(Washington Leadership Institute)，以彰顯他們對亞裔社區的傑出貢獻。此外在晚宴中將從去年到今年特別由西華報及基金會募得的20萬元獎學金贈予華盛頓大學。獎學金的設置是提供給以下3類學生，鼓勵他們努力向學的精神；
1. 家中第一位大學生。
2. 獎勵成績優秀的族裔學生尤其是亞裔學生。
3. 家境清寒的亞裔學生。
兩個活動在同一場晚宴舉行，讓2018年度舉辦的《亞裔社區傑出貢獻者晚宴》更見豐富也更具意義。這是基金會每年舉辦的定例活動，希望能拋磚引玉，讓更多的亞裔社區傑出貢獻者獲得肯定，並鼓勵和推動更多的亞裔社區人士努力造福社區作出更大的貢獻和更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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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在美國上大學，是件令我難以置信的禮物，那些課程至今仍引起我的共鳴。如果我還呆在香港，還留在那裡長大成人，我很可能會是個短視和無膽的順從者。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以下六項是能夠突出著我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形象和表現：
在處理毒品問題時，我比克靈頓總統更誠實。他從不承認自己是否在年輕時吸過毒。「我有吸，但是沒有吞下去。」是他的回答。
當我第一次作為國際學生來美國時，我對毒品一無所知。在大四時，我在偶然間發現了毒品。那是在一群《華大日報－UW Daily》記者和編輯們組織的一場15還是17個人的聚會。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談話、吃喝，然後大家圍坐成一圈。之後，有個人在中間點燃了一支半尺寸的香煙，慢慢地深深地吸這支煙，這個人看起來很滿意，情緒也很高亢，然後立即將香煙遞給他旁邊的人。我承認我當時很傻，想知道它是什麼！很好奇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讓一個人吸了一口後，就看起來如此的被著迷？
但我的好奇心快速轉向機警，我在想輪到我拿香煙時那該怎麼辦？我是吸呢？還是不吸？如果我不吸，同伴會覺得我不屬於他們這一夥人？我是否想成為這種不衛生儀式的一部份，因為每個人都通過微小的「聯合參與」行為，正傳播著細菌，我的思緒在決擇中陷入了困惑。
最後，大麻輪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間，我把它傳給旁邊的人，它那可怕的氣味讓我感到厭惡，同圈中像我這樣的還有另外一位同學。當聚會結束後，我發現它是什麼東西了，我很高興這輩子沒吸大麻，而我們聚會小組的同學們仍然接受了我。
從這件事，我意識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必要得到旁人的認可，同伴的壓力是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做我自己，就像已逝的南非總統民主鬥士曼德拉（Nelson Mandel）所言：「我是我自己這條航船的船長，也是我靈魂的主宰者。」我很自豪我抵抗住了大麻的誘惑。
你曾經要求過你的教授改你的成績嗎？我曾經做過一次。
當從華盛頓大學的第一季度拿到我的GPA成績時，我被嚇倒了。在GPA中我得了3.25分，在我註冊登記的18個學分中，獲得了3個B和1個A。（15學分以上，才能被認為是全日制學生）。
這個成績看來是不錯的，但要申請到獎學金，那是不會讓主事者印象深刻的。我拿到的一個B，是一堂英語課，我當初指望的是得到A，因為這B會削弱我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我決定去和教授談談。
也許情緒太過不堪重負，我沒有事先準備一個計劃，讓教授相信我應該得到A，我沒作預約就去了Padelford Hall的辦公室。你可以說我很大膽，但坦白地說。我當時心情是挺絕望的，也不在乎自己的英語不夠好，因為我在美國待了還不到一年，也沒在乎我的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校園很安靜，因為大多數學生已離開校園，去享受12月份的各種假期。
「我怎麼會得到一個B？」我直言不諱地發問。
教授本可以說：「滾出去。」或「你怎麼敢來質問我？」相反地，他解釋說，我在英文科的領域已經進步了很多，「這個B非常接近A，這是一個B+」他回答道。當時，華大的成績沒有所謂的+ 或- 的十進制系統。
「但是B+不是A」我推論著說。「沒有人知道我得的是B+」我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A？」他問道。
「如果我沒有獲得A，就沒有資格獲得學費獎學金。」我回答，包括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州外學費所帶來的所有財務困境。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 令我驚訝的是，教授居然說：「我會把你的成績改為A。」我驚呆的竟說不出話來。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說服的能力上是很不行的，但我堅持不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教授同意改我的成績。
是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時候都獲得了全額學費獎學金。來自華大的財政支持，改變了我在教育上的經歷。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支持，使我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充滿希望、幸福和成功的決心上。
每當任何人成績不好時，我都不會建議你去見教授要求改成績。但是當時我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也並非所有教授都願意去傾聽學生的需要。現在你讀我的故事，或許能制定一個比我更好的策略和方式。
但教授教給我的這個經驗是強大的，那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年輕人。也許，也就是因為他的啟發，讓我後來通過西華報基金會，開創了支持並贊助青少年的許多活動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或許，他意識到成績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學習才是高於一切。
1973年夏天，李小龍在香港去世後，我與這位傳奇人物的過往，曾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我在《華大日報》工作時，編輯對我說：「李小龍剛過世，你去寫篇報導。」他沒問我是否可以勝任，因為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命令。他給我的唯一指示是：「李小龍是一名華大的學生。」
我當時對李小龍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是個電影明星。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是誰，更糟糕的是，我對他在西雅圖的關係是毫無頭緒。
在我要說「不」之前，編輯說他已期待截止日期就在幾天後的下期《華大日報》，要去看看我寫的這個故事。他的假設是，我是華裔應該了解華人社區的事。真是錯了！我只是一個社區局外人，只是個住在華大宿舍裡的學生，只在必要時才去校園外活動。
當時沒有互聯網。因此，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李小龍是如何死的。我的阿姨是李小龍的粉絲，對他的演員女朋友是十分不滿意的。他是死在女朋友家裡，阿姨對她頗有微詞。
與此同時，我在華埠國際區周圍挖掘材料。有人說，李小龍曾經在已故的西雅圖前市議員周馬雙金（Ruby Chow）的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很容易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周馬雙金的電話號碼。
我打電話給周馬雙金，當我告訴她打電話的目的時，她立即掛斷了電話。多年後，我遇到了的周馬雙金，但從未向她提起這件事。她一直支持我在西華報中英文版的職業生涯。
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李小龍有位叫九哥的功夫兄弟雞尾酒，在Everett擁有一家中餐館。
是的，丈夫（當時我的男朋友）一路開車送我到Everett。由於害怕九哥會掛我電話，我沒有冒險事先打電話給他，我們一直等到餐廳週日下午他和妻子來開門時，我趕緊自我介紹。他給了我很多關於對李小龍的故事。
亞洲和美國媒體都沒有關於李小龍在西雅圖生活的故事。我在《華大日報》的這篇報導，是當時唯一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故事，文章中我詳細介紹了他在西雅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的故事是第一個證實李小龍從未從華大畢業，而其他媒體則報導他是華大畢業生。事實上，他只是在華盛頓大學就讀了幾個季度而已。
就在那時，我對新聞業的熱情愈來愈高。當編輯發配我寫報導時，我是很害怕的，但現在，我很感激他的激勵和要求。我們的信心不會隨處發芽，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建立能力。我很高興沒有讓他或我自己失望，真要感謝編輯Mike給我這個獨挑大樑的機會。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餐廳服務員。沒錯，為了賺更多的小費，必需在不錯的餐廳工作，不僅要提供食物，還會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為任何人提供酒品必需要年滿21歲，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有關年齡有限制的規定。
我的第一份侍應生工作是在俄勒岡州（Oregon），我撒謊說我曾在香港做過侍應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父母從不讓我在香港當服務員，因為害怕丟他們的面子。在那個時代，當服務員不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我通過「經驗」問題考核時，因為年齡關係我知道我仍然沒有資格。一家河船餐廳（riverboat restaurant）僱用了我，但告訴我因為我的年齡，不要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特別是在餐廳客滿的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因此這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三星期後，我被迫離職了。但那時，我已擁有了成為一名服務員的所有技能，包括拿著一個裝有8個晚餐大小盤子的大托盤，當時還沒有發明推著的餐車。
一週內，我找到了另一個服務員的工作。老闆是華人和白人。他們讓我提供雞尾酒，即使依我的年齡這樣做是非法的。記著所有雞尾酒的名字很有趣，但最讓我感到甜蜜開心的時刻是在我提供食物後，我會向顧客要求或推薦酒品：「請問要再續杯？還是要喝點什麼酒？」如果他們說「好」的話，這意味著我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費，因為食客通常會以開銷的比例給小費，同時客人的高銷費額，也會贏得老闆對我的稱讚。
有次，一位顧客說：「你看起來不像是21歲。」我笑了起來。「你太好了，謝謝！」我回答。事實是，當他意識到我年齡不足時，我很緊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覺得客人是未成年人買酒時，我居然是那個檢查他們身份證的人。
餐館老闆在我身上下賭注，如果因允許未成年服務員提供酒給客人而被捕，他們可能會遇到嚴重麻煩。我猜他們因為是非常喜歡我，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盡全力支持我這個大學生。在我的旅途中，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進入下一步和再下一步，讓我有能力去準備迎接更大的生活挑戰。
對許多華人移民學生來說，即使中文是他們的母語，也會選修200級的漢語課，不少教師和同學以及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都對那些移民學生感到憤慨和蔑視。
為了提高GPA，許多學生選修簡單的課程，這可以保證他們成績是A，這種情況時不時的會發生。
由於其它原因，我選讀了兩堂漢語課程（400級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閱讀上很讓我感到吃力。事實上，中文教授對華人學生的評價，要比非華人學生要求更高。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班級，是為了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其他中國學生會面，他們都是研究生和知識份子，我是班內唯一最低班的學生。令我興奮的是，當我提出好的答案時，總是受到挑戰和尊重。
我也非常想家，我渴望通過中國詩歌和故事，能與我的文化身份聯繫起來。我初來美國的時並不欣賞我的母語，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在學校說中文，非華人的同齡同學會嘲笑他們。那時中國也不強大，人們往往會輕視他的人民和文化。但是這堂課讓我欣賞到中國文化，並讓我認識到這個能力在過去和現在對身處在外國的華人都是個資產。奇怪的是，當我在香港時並沒有多想我來自哪裡。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身處在外國的陌生人，就會通過另一個多角度的鏡頭，來回顧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別是當想家時，會發現自己和祖國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豐富源頭，這是鏈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親密方式。
我當時也意識到我生活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並獲得最好的文化和經驗。它也點燃了我的精神，讓我能擁抱美國的價值觀，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建立並搭起了亞洲和美國間的橋樑。
在我大學時代遭受了不少拒絕，甚至讓我失去了方向。我甚至看到「拒絕」二字被寫在我的報告上，或其他人在口頭上對我說「拒絕」。但「拒絕」擴大了我對事物的觀點。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特點，希望每天都仍有這個挑戰的狀況。
我想，這件事發生在我大一轉學到華大的時候。華大在錄取規則政策中寫明，只接受入讀三年級的轉學生。我看到了，但這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以各種方式申請。然後，在五月份收到拒絕信，告訴我需要再等一年。我心煩意亂地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來信。想著也許要再試試。看到了在信的最後有一小段註明：「你可以請願。」並提交最近的學習成績。哈！我對自己說，這封信實際上並沒有說「不。」
我在回信寫了很多正當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應該被錄取。我在上一學期從俄勒岡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學院獲得了三個A和一個B。
6月底，華大入學辦公室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對拒絕有什麼看法？「拒絕」並不總是代表「不。」它不是最終的結論。我們需要確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只需要向反對者證明那將會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為了要求改變他們的看法。你必需向拒絕者主動展示你的信念和熱情的渴望。要注意的，這都是書面往來的工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採取打電話的方式，但如果必需，我也願意去打電話。
我在大學裡為生存所做的，也就是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永不輕言放棄，永不輕作屈服－－，這些是蓬勃發展的必備品質。
也許是穿衣服的方式？也許是髮型？或是行為舉止？或是體重？
華盛頓大學的一份新研究報告發現，超重的亞裔比體重正常的亞裔，更可能被認為是來自美國。研究人員還認為，超重的亞裔也被認為是合法在美國生活，這跟身高體重指數（BMI）正常的亞裔不同。超重的亞裔比體重正常的亞裔，明顯更被人認為是美國人，以及超重者也會被別人認為是已歸化美國的公民。但在白人、非洲裔或拉美裔群中卻沒有發現同樣的結果。
這項研究於7月26日發表在心理科學中。
研究人員分析了10項研究，有1,000多名大學生觀看了不同體重的男女比例，包括亞裔、黑人、拉丁裔和白人的照片，然後回答了有關照片主體國籍和其他特徵的問題。有些照片經過電腦修改，使照片中人看來超重或有健康的體重。
超重被定義為BMI大於25，正常體重為BMI小於25。
報告的撰寫人Caitlin Handron說：「在美國，有一種強烈偏見存在，認為美國人即是白人，這會對其他膚色的族裔造成負面影響。」共同撰寫人Sepna Cheryan補充說：「我們發現亞裔有一種反常的社會利益，那就是額外的體重讓他們更被視為美國人。」也就是說，研究人員認為，這種影響涉及到亞洲人瘦弱，而美國人壯健的常見刻板印象 ，所以如果亞洲人體重重，那麼他們似乎更看起來更是「美國人」。
在統計學上，超重是美國人常見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報告說，約70%的美國成年人超重或肥胖。當數據按族裔劃分時，亞裔美國人的肥胖患病率為11.7%，白人佔34.5%，拉美裔美國人佔42.5%，黑人佔48%。更具體地說，在美國，亞裔移民與本地出生的亞裔美國人相比可能超重。
同時這項研究指出了未來對定型觀念和身份認同的分析的潛力。例如，如果美國人被定型為外向型，亞洲人普遍被認為是保留的，那麼亞裔美國人如果是群眾性的話，似乎更像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也同樣如此，因為拉美裔人常常被定型為外向型？
這對於在團體內部或外部被認為是潛在的後果。研究人員在文中指出，已經被邊緣化的人往往最容易受到行為或身體特徵的排斥。
研究人員在研究報告中寫道，世界各地的肥胖人口趨勢以及關於誰是「外國人」的共同刻板印像有助於研究。挑戰了美國人通常是白人的刻板印象。
該研究由國家科學基金研究生研究獎學金，西華盛頓大學教授研究資助和SPSSI資助計劃資助。
（本報訊）近日，一名克利夫蘭高中（Cleveland High School）4年級學生Emily Huynh在推特上發佈一條消息。內容稱自己的父親在找工作時遭拒，並收到人力資源部門帶有歧視性的電子郵件。
Emily Huynh的父親是一名52歲的美籍越南華僑，母語為越南語及粵語。他先前曾在一家位於埃弗雷特（Everett）的送貨公司申請工作，遭拒後收到該公司人力資源部門經理的一封郵件，內容為「讓我現在就告訴你，如果你不會說英語，我就直接把你送回家。」不光內容透露出歧視意味，郵件撰寫者甚至還故意使用錯誤的英文語法進行嘲諷。
在收到歧視郵件後，該男子的女兒Emily在推特上發佈了這一信息，並迅速引發關注。這家名為Dash Delivery的送貨公司東主表示，該名發送歧視郵件的人力資源部門經理已被解僱，並親自向Huynh及其家人致歉。涉嫌歧視的前僱員也在事後致歉，但不願接受媒體採訪。
據Emily Huynh稱，自己在讀書和申請獎學金外，還同時幫助父親學習英文。父親所發出的每一條郵件和信息，她幾乎都要幫助檢查語法。唯獨這次由於自己十分忙碌，沒有時間檢查，父親便收到了歧視性郵件。她事後向父親解釋說對方回復的郵件是對他的譏諷和嘲笑。她表示父親不願通過自己接受採訪，他只是覺得十分尷尬，並非氣憤。
（本報訊）根據CNN報導，身價達到1,005.1千億美元的世界首富貝佐斯（Jeff Bezos）日前慷慨捐出3千3百萬美元，維護年幼時期便被帶入美國的無證移民，即DACA項目受益人，為他們提供大學獎學金。
貝佐斯的捐款將被用於幫助DACA受益人完成大學學業，每一位就讀大學的DACA項目受益人，在大學4年期間將獲得33,000美元資助，用以支付學費及其他日常費用。
由於受川普當局威脅，或將有70萬名學生在今年3月開始面臨被遣返的危險。貝佐斯身為古巴移民後代，他表示自己的父親當年隻身來到美國，對英文一竅不通。在一些組織的幫助下才成為了一名傑出的美國公民，此後便盡可能回饋給國家。自己也願盡力維護這些夢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