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據一家為亞裔專業人士提供培訓和教育的非營利組織稱，在美國，亞裔是所有族裔中最不可能晉升到高級管理職位的族裔。

耐克（Nike）高管Iris Yen在Ascend基金會(Ascend Foundation)贊助的一個論壇上說，盡管亞裔佔美國總人口的6%和專業勞動力的12%，但只有1.5%的亞裔能夠晉升到高管級別。

5月11日的網上論壇是系列論壇中的第一場，亞裔企業領導人匯聚一堂，他們認為，過去兩年公開的種族主義也使亞裔社區對其所面臨的鬥爭有了賦權和理解。高管們表示，盡管美國對亞裔的種族主義已經存在了兩個世紀，但新的數據和理解為應對這種歧視提供了新的思路。

根據PEW 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的數據，76%的亞裔認為自己受到了歧視，Yen說，看到這樣的統計數據證實了她自己的觀察。她說：「你認為可能發生的事情正在發生，這讓我鬆了一口氣，讓我覺得自己沒瘋。」她說，從專業角度來講，了解這些數據對企業至關重要。「任何擁有亞裔員工的公司都需要了解這一點，」她說。

文化差異

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PGA Tour）的高管Rob Ohno說，除了公然的歧視和侵犯外，亞裔被提升到高層職位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原因有兩個，即截然不同的工作文化和對他們的無意識偏見。他承認自己指的是一個包含不同文化的多元化群體，並引用了Joyce Chen的一篇名為《巨大的文化鴻溝 — The Massive Culture Gap》的論文。

「我希望這是我一開始的時候就知道的事情，」Ohno說。他說，亞裔人重視社會秩序與和諧，他們不想破壞現狀。此外在工作場所強調任務，而不是情感聯繫，尤其是下屬和老闆之間。「要謙虛，讓老闆高興，」提到在一家典型的亞裔公司取得成功的關鍵時，他如此說到。

然而，在西方或英美世界，權力來自「影響力」。雖然取得成果很重要，但晉升更加取決於與其他所有級別的員工建立情感聯繫，甚至是與自己老闆之上的人。對亞洲人來說，這樣的要求似乎不合適。「你的職位愈高，這就愈重要，」他說。

Chen在她的論文中描述了許多亞洲移民家庭的謬論，他們認為「哈佛加努力」就意味著成功。她的父親從台灣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的全額獎學金，但卻避開了公司的聖誕派對，因為他「害怕與白人交談」，他的晉升因此受到了影響。她還對「財富500強公司 – top Fortune 500 companies」的領導人進行了調查，發現其中很少有人上過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 school）。

「在美國，常青藤盟校的學位在你30歲之前，也就是在你大學或研究生畢業後找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對你最有幫助。在那個時候，這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優勢。一些最負盛名的法律、銀行和管理諮詢公司幾乎只從最精英的學校裡招聘，」她寫到。

但是，她補充說，許多亞裔父母教導孩子們努力學習，不要貪玩，而這阻礙了他們的孩子發展必要的人際關係和社交技能，而這些技能最終決定了誰能在美國公司裡成為頂尖人物。她寫道：「在成長過程中，當其他孩子在玩耍、學著成為朋友、交朋友時，我們卻是獨自一人，努力學習，為了獲得優異的成績，贏得數學競賽，為了進入哈佛。」

她補充說，「現在我們明白了為什麼『哈佛加努力』的信條對我們的社區來說是如此危險的謬論。它不僅會誘使家庭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去爭取常春藤盟校的學位，更糟糕的是，它會阻礙我們發展用來利用和引導所受教育所需要的人際關係技能。」

無意識的偏見

對亞裔的無意識偏見是阻礙他們在企業晉升的另一個因素。Blue Buffalo的高管 David Wurm在五年前參加了Ancestry.com的測試後才意識到自己基本上是菲律賓人。

正是在他發覺並選擇接受自己的亞裔血統之後，他才完全意識到，在幾乎每次關於領導力提升的談話中都對亞裔進行了分類，包括他之前在General Mills擔任高管時。「我當時在房間裡，」他說。

諸如「不適合」、「安靜」或「缺乏領導能力，無法領導多元化的團隊」等語句，都表明了對亞裔的無意識偏見。和其他人一樣，他的現任和前任僱主現在都有強制性的領導力培訓。他說，公司層面愈來愈了解無意識偏見的本質。

如何提升

與此同時，高管們鼓勵亞裔從自己的背景和文化中汲取力量和靈感。來自移民家庭的Yen說，她在面對挑戰時想到的是「特立獨行」的移民精神。她說：「我每天都在思考能為我的團隊帶來一些什麼，並想到我的前輩為我和我的家人所做的事情而產生的巨大的責任感。」

面對近年來針對亞裔的暴力和敵對情緒的增加，以及參與Ascend的活動所帶來的鼓舞，Yen說，她直面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代表著什麼？」部份答案可能會讓非亞裔感到驚訝。

人口來自20多個原國籍，「我們體現了多樣性，以及多樣性帶來的一切，」她說。她補充道，亞裔也代表著未來。目前2200萬的人口預計到2060年將達到4600萬。她說，除了作為購買力增長最快的消費群體之外，亞裔還特別擅長駕馭日益多元化的工作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新想法會從「混雜的文化」中產生。「作為一個社區，我們確實分享了很多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見解。」至於教育他人，她說，分享個人故事非常有效。

Ohno在電子郵件中寫道，這個系列虛擬論壇「旨在幫助亞裔專業人士在工作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他們的潛力，我們有幫助下一代亞裔領導人的宏偉願景，無論他們是剛剛開始職業生涯，還是職業生涯的中途，或介於兩者之間的任何階段。與會者不一定要從事銷售或創收工作。他們可以是從事任何學科的工作者，因為主題與所有亞裔專業人士有關。」

欲知更多ASCEND活動，請瀏覽RISE SERIES LinkedIn群組。

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 f Michigan）7/13任命Santa Ono為新的大學校長， 使他成為第一位擔任該大學職位的亞裔美國人。該校在新聞稿中表示， 其董事會在同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一致投票批准了小野的任命。小野，出生於日本移民，曾任辛辛那提大學校長，現任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兼副校長。他還曾擔任埃默里大學的高級副教務長和副教務長。（president o f t 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currently serves as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He also served as senior vice provost and deputy to the provost at Emory U niversity）這位59歲的生物醫學研究員和前教授說：「我期待著擁抱大學社區，支持他們的教育、學術、創新和服務。」

（本報訊）西雅圖時報7月22日報導，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和勞工統計局聯合進行的當前人口調查的新數據，2021年有近230萬華盛頓州居民是移民或者父母中至少有一個人是移民。佔華州人口的30%。

這份最新數據還顯示，在各州之間移民群體有著巨大的差異。美國有12個州的移民（包括一代移民以及二代移民）達到30%的比例，華州就是其中之一。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華盛頓州的移民人口比例已經大大增加了。

2000年的數據顯示，華州還只有18%的人口是一代移民或二代移民。華盛頓州的人口分類顯示，共有70%的人，大約是530萬居民，出生在美國並且其父母雙方也都出生在美國。

另外有16%的人口，大約120萬居民，是從其他國家移民到美國的。華盛頓州的外國移民中，佔比人數最多的是墨西哥出生的人，超過25萬人。其次是印度，約有12萬人。第三是中國，約有10萬人。像西雅圖這樣的大都市地區，一代或二代移民人數佔人口的39%，大約有160萬人。

每年5月，數百萬高中生在他們的大學申請網站上點擊「接受」按鈕，承諾他們將在那裡度過未來四年的生活。

他們已經正式完成了大學申請——這是一個令人生畏、難以承受、充滿壓力和精神挑戰的過程。過去兩年，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影響著2026屆學生，從他們高中二年級開始，申請大學只會變得更加困難。

「疫情開始時，我的日常生活被完全打亂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加州弗雷斯諾市布坎南高中（Buchanan High School in Fresno, California）的高三學生Emily Chen說。「突然變成遠程學習，不僅使我的成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保持，而且我的暑期實習被推遲了，辯論比賽也被取消了。」

這些課外活動，包括暑期夏令營、科學博覽會和社團活動正在變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學生們試圖在愈來愈多競爭激烈的申請者中脫穎而出。跟據大學招生網站「大學機密-College Confidential」的數據顯示，過去兩年申請人數激增，部份原因是可選考試政策。哈佛大學的錄取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為3.19%，斯坦福大學為3.95%、布朗大學為5%、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14%，全部都有所下降。而對學生來說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答案是壓力，很多壓力。

「我的心理健康受到了打擊，就像我的很多同學一樣，」加州弗雷斯諾大學高中（University High Schoolin Fresno , California ）的高三學生Emilea Okayasu說。

「我被孤立了，所以我高中的大部份時間都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對未來四年要做的事情感到困惑和壓力。」

「大學錄取過程非常困難，我幾乎是一個人在摸索。你不能把事情搞砸，忘記提交文件，尤其是像助學金這樣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我身邊沒有輔導員這樣的人來幫助我。」

事實上，由於大學在申請中要求多篇論文、助學金文件、成績單、考試成績和推薦信，因此錄取過程往往是模糊的。

由於無法親自接觸到學校的指導顧問，許多學生不得不自己應對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我應該參加SAT考試嗎?我要申請多少所大學?申請哪一所大學?助學金如何運作?我要參加什麼活動?

Christie Saetang是加州奧蘭治市（Orange, California）奧蘭治高中（Orange high school）的一名高三學生，她發現自己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計劃好了大學生活。我要在大學取得好成績，在SAT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參與課外活動，與老師建立有意義的聯繫。但疫情打破了這一切。突然間，我覺得自己無處可去，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夠好，永遠都進不了大學。那是一段艱難的時期。」

她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是她焦慮的根源。「我害怕失敗。我也害怕讓我的父母和家人失望，因為我一直承受著考上名牌大學的壓力。家裡關於我上大學的氣氛讓我覺得如果我沒有被斯坦福大學、常春藤盟校或麻省理工學院錄取，我就會失去職業生涯的機會。」

Saetang的故事很普遍。文化和父母的期望是亞太裔高中生經常遇到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聲望的價值，比如成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而且許多有移民背景的亞太裔家庭，尤其是東亞家庭，將大學教育視為對小學、中學教育、音樂課以及學校導師多年投資的回報。

《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的Allison Singh表示:「來自嚴格的亞太裔家庭的學生總是被寄予厚望，就讀常春藤盟校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從本質上說，上一所「好學校」意味著在研究生或專業學校有更好的機會，意味著更高質量的職業選擇和未來的經濟保障。

這是一個很大程度上錯誤的假設。精英本科學校不是精英研究生院的「附屬」學校。例如，在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所代表的本科院校就像學生本身一樣多元化。通常，通往職業生涯的道路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死板。

Saetang、Chen和Okayasu分別計劃報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和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現在他們很高興大學申請流程結束了。

「當我進入伯克利時，我如釋重負，」Saetang說。「我很感激能被錄取，但是，回顧過去，我知道我在任何一所學校都會很開心。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擺脫那種以成就衡量價值的思維定式。現在看來，那種心態是多麽的不合理，但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真實的。」

她祝願即將升入高中的學生們都有好運和勇氣。不要去在意別人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你幾個月後就不會再見到的人。在學校之外，我想說，我希望亞裔美國父母和家庭能更加理解斯坦福或哈佛不是終點，但這需要一些時間。你知道，這是雙向的。父母只是真心希望兒女們能夠得到最好的。」

靜雯博客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備註：1. 此文內容為2013年5月的重印版，但照片是付梓的新版。

2. 有讀者來電稱04-09-2100期「化劣勢為優勢——靈活的工作時間安排，新冠帶來的革新」的博客一文為舊稿。此文中的現象曾在其他博文中提及，但2100期內容是採訪本報員工後撰寫的新作品。

當讀到這個標題時，讀者可能會想，「她瘋了嗎？ 她在想什麼？」

在我的身上，蘊含著五千年的中華文化和智慧。尤其適逢慶祝亞裔美國人傳統月的時候，我宣佈我不認可部份亞洲文化價值觀是毫無意義的。

但老實說，即使是亞洲文化也有其缺陷。那麼，我遠離中國傳統的陰暗面是什麼？

我最認同的中國文化價值觀是什麼？

我喜歡我們是辛勤工作的事實。忠誠是我們的名字，我們會犧牲一切來養家糊口。家庭是我們的基礎。謙卑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塑造品格。

亞裔社區不需要像Suze Orman這樣的金融大師，因為我們的座右銘是「儲蓄、儲蓄和儲蓄」。美國人喜歡消費和借貸，而我的許多亞洲朋友討厭負債。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與其族群相比，亞裔美國人的收入和教育水平最高。我們高度重視教育。我們可能不會在奢侈品上花太多錢，但我們非常願意為孩子在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 colleges）和私立學校支付昂貴的學費。

等級制度阻礙進步

亞洲文化教導我們要服從權威和長輩，尊重排名論輩的等級制度。

當長輩說話時，我們不僅要聽，還要接受他們所說的話，即使他們可能是錯的。 到了50多歲的時候，我才敢鼓起勇氣，多次告訴父母他們錯了。但是我的兒子們則會經常告訴我，「媽媽，你犯了一個錯誤。」

他們喜歡糾正我的英語發音，並指出我從來就對技術和流行文化的無知。我不介意孩子似乎比我聰明，他們有時是我最好的老師。他們成長得愈多，我就愈平等地對待他們。如果我對媽媽這麼說，她會覺得我很不尊重她。

「愛面子」毀人生

我們會過分在意別人對我們的看法。面子是亞裔移民的一大文化負擔。有多少次我們害怕做某事，是因為有人不贊成或有機會八卦，即使我們知道這是正確的做法。是取悅自己重要？還是取悅他人？

一些亞裔因為「愛面子」強迫自己買昂貴的房子或接受一份有聲望的工作。擺脫「愛面子」的包袱需要勇氣，只有解放自己才是回報。

謙虛不是最好的答案

一些亞洲文化強調謙虛。結果是即使在關鍵時刻我們也不願宣揚自己和說真話。在美國，你有義務分享你的知識，因為這樣做可以節省同事的時間和老闆的鈔票。

這樣做可能涉及推銷自己，甚至引起別人對自己的關注，但是，對我來說，分享技能和專業知識並不是吹捧自己。有時這對自己和公司來說是最好的事情。畢竟如果別人不知道你的能力和貢獻，你怎麼能得到星級的獎章呢？你想打破玻璃天花板嗎？

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推銷自己，是亞裔美國人成為領導者的關鍵。

讓氣氛更熱烈

我被培養成安靜和順從，不製造噪音或惹事。但是，不說出自己的想法是錯誤的。作為報社的出版商，我了解到，當權威和不公正出現時，我們必需挑戰它。

提問會改變生活。你有發言權，應該善用它。當你用得愈多，提問的功力就會變得愈強大。

多樣性是一份禮物如果我不來美國，我可能會成為種族主義者。我的家人向我灌輸了很多好的價值觀，但也灌輸了對黑人和其他亞洲民族的偏見，因為我的家人在甲午戰爭（Sino-Japanese War）期間所經歷的一切，在他們的心目中認為所有日本人都是一樣的沒有人性。

正如社區領袖李權忠（Jerry Lee）所說，「那是60年前的歷史事件，當年那些日本人已經死了。」

美國使我變得能夠接受新思想和新文化。我很感激我與日裔美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分享了一些美好的友誼。他們打開了我的思想和心靈。

為了表明我對多元化的承諾，我通過西華報基金會啟動了多元化機制。我們根據白人、黑人、西班牙裔、美洲原住民、亞洲人和其他學生在多樣性方面的工作，向他們提供獎學金。

另一個多元化項目是女性賦權午餐系列（Women of Color Empowered lunch series）活動。我們將最多元化的女性群體聚集在一起，互相學習、分享和支持。只有在美國我才能發起這樣的項目。

不要忘記，多樣性是一份禮物。

失敗推動我們前進

在亞洲文化中，失敗是難以被接受的。失敗會使當事人感到內疚和羞愧。

在中國，我見過離婚的女性被視為敝屐（破鞋），即使是她們丈夫的過錯。 在亞洲文化中，不能賺錢也被認為是一種失敗，不快樂的年輕人遭受的痛苦，比他們需要的要多，因為他們認為造成今天的結果完全是自己有錯。如果你犯了罪，那麼在亞洲你將永遠沒有第二次翻身的機會。

但美國相信救贖。已經花費了數百萬美元來幫助當上父母的青少年，重返學校獲得高中水平的學術技能 (GED)文憑。前吸毒者和幫派成員在社會獲得了第二次改變向上的機會。這些被感化的人會走出去與年輕人交談，幫助年輕人保持生活正常，避免誤入歧途。

回饋

我對亞洲文化價值觀最大的不認同是認為家庭應該是我們唯一要關心的人。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對我們的社區、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州和我們的國家負有責任。

我們應該向不同姓氏的人慷慨解囊。

這就是我欽佩美國人總是為陌生人提供幫助。2010年海地（Haiti）發生7級大地震後，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前往該島幫助重建。我認識許多美國白人，包括比爾．蓋茨（Bill Gates）通過他的基金會前往非洲開發清潔水，努力根除脊髓灰質炎、瘧疾（eradicate polio, malaria）和其他疾病，並利用自己的時間、金錢和才能改善農業系統。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週後，二戰以來最大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發生了，危機初期就引起美國人的注意，並激發了許多人捐款或參與其他支持行動。1/4的美國人以某種方式打開錢包以應對危機——包括向慈善機構捐款或其他形式對烏克蘭的援助。

美國文化宣揚慈善和慷慨。亞裔美國人在理解回饋和接受慈善事業的重要性方面進展緩慢。

同時身為亞洲人和美國人的我，給了我一點自由。那就是展示了我必需成為我自己、選擇我所相信的東西，並過上我想要的生活的自由，全然不虞恐懼。我慶祝自己拒絕傳承我原生文化中的缺點，保持並擁有東西兩個世界文化中更好部份的能力。

美國人口普查局將2030年定為美國「人口拐點」，屆時嬰兒潮一代的所有美國人（大約1/5的美國人）將達到退休年齡。根據AIC的報告到2030年美國人口普查局表示，預計移民將超過美國人口的自然增長。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2020年估計17%的美國文職勞動力是在外國出生的。報告稱到2030年美國可能會新增26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140萬個將是醫療支持崗位。在該領域，移民約佔從業人員的15.6%。此外，1/3的醫生、1/5的實驗室
技術人員和1/5以上的衛生保健人員都是移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