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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我想講解一下華盛頓州的法院系統,以及每級法院的管轄權。和許多州一樣,我們有兩級的訴訟法院和兩級的上訴法院。
地區及市級法院
每個郡的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和市級法院(Municipal Court)都屬於初級法院,擁有有限的管轄權。主要處理交通和量刑較輕的刑事案件,以及不高於10萬元的民事案件(如人體傷害、財產損失,合約糾紛等)。
至於爭議額不超過1萬元的民事訴訟,地區法院均設有小額索賠法庭,以便當事人能夠快捷地解決糾紛。在這類法庭律師不能出席,法官聽証後馬上作出判決。此外,地區法院亦受理有關家庭暴力和禁制騷擾等法令,以及重罪案件中被告的首次提堂。
除了小額索賠、家庭暴力及禁制騷擾等案件外,其他案件一般由六位公民組成的陪審團作出判決。如果沒有當事人要求陪審團的話,則由法官作出判決。
高等法院
訴訟法院的第二層次便是華盛頓州的高等法院(Superior Court)。可以受理任何性質的民事案件,沒有金額數目的限制。對於刑事案子,高等法院可以給予超過初級法院權限的刑罰。目前全州大約有175個高等法院法官。據稱景郡高等法院為全國第十二大,共有51個法官及10個法院專員。
高等法院處理的重罪刑事案件包括販毒、爆竊、搶劫、強姦、兒童性侵犯及謀殺等罪案。一般均由十二位公民組成的陪審團聽証後做出判決。如果被告罪名成立的話,就由法官在較後時間,按照州法的準則來定刑。比較例外的是一些少數的極刑案件,如果陪審團判決被告罪名成立的話,仍由陪審團決定是否判以死刑,抑或終身監禁。
高等法院每年處理十萬宗以上的民事訴訟,主要包括離婚、人體傷害、合約糾紛、民權和職業歧視等索賠、房地產糾紛、遺囑檢驗等等,爭議額從數千元以至千萬元不等。
高等法院另設有少年法庭,專門處理少年罪犯及被虐兒童等案件。本州有不少高等法院設有毒品法庭,著重於治療那些患上毒癮以及犯了毒品罪的人士。
上訴法院
如果民事或刑事案的那一方對訴訟法院的判決不服,可直接投訴到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s)。本州共有三個上訴法院:第一院區負責景郡以及景郡以北的案子;第二院區受理Pierce County 以及郡以西和以南的案子;第三院區負責華盛頓州東部的案子。
上訴法院的目的是為了糾正訴訟法院所犯的錯誤。但上訴法院的職責有限,不能重審同一案子,而只能審閱訴訟法院的記錄,來決定訴訟法院是否在法律程序上犯錯或對法律解釋有誤。就民事法而言,訴訟法院的錯誤必須有案可查,如果在記錄上無法看出錯誤,上訴法院也不能推翻訴訟法院的判決。因此,有經驗的訴訟律師在案子受審時,特別注意保留上訴的權利,也就是在審理過程中,讓記錄上留下「反對」的字樣。
刑事法的上訴程序與民事法的截然不同。在民事案初審後,雙方都有上訴的權利,即使獲勝原告不滿意賠償數目也可上訴。
但在刑事案初審後,上訴的權利只歸於被告。因為刑事法是由州政府對被告人起訴。美國憲法規定,任何人只能在同級的法院系統中受審一次。所以,即使「錯判」刑事被告無罪,州政府也不得上訴請求重審。但這種「一案不二審」的權利,不適用於不同種類的法院系統。比如被告同時觸犯了州法和聯邦法,州政府和聯邦政府可在不同的法律系統,分別對被告進行審理。
最高法院或終審法院
每個州都有最高法院。華盛頓州的最高法院稱為Supreme Court ,共有九個大法官。他們對每案所發表的意見就是法律,以及成為以後每個州法院判案的案例。
如果上訴法院不能推翻訴訟法院的判決,當事人仍可向最高法院投訴。但最高法院與上訴法院不同。最高法院只受理有限的案子,往往這些案子一定要具有代表性。如果是民事案子,最高法院首先要考慮的是,此案對本州的法律現狀有否影響。如果各個上訴法院對此案的法律解釋不一,現狀混淆,最高法院則有很大的可能性出面。如果是刑事被告死罪的案子,均直接由最高法院出面過問,因為人命關天。
與上訴法院一樣,最高法院只能審閱下面法院的記錄,來決定上訴法院是否在法律程序上犯錯,當事人絕不能提出任何新的人証或物証。







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回憶錄《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將於大選後不久的11月出版,他的出版商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9月17日作此宣佈。此回憶錄11月17日將以25種語言在全球發行,包括西班牙語,中文,阿拉伯語,捷克語,芬蘭語和越南語。
奧巴馬表示,在書中,他還試圖讓讀者感受到他和夫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在那些年裡經歷的個人旅程,那些難以置信的高潮和低谷。此外他還指出,「在美國正在經歷如此巨大的動蕩之際,這本書提供了我的一些更廣泛的想法,關於我們如何在未來彌合我們國家的分歧,讓我們的民主為所有人服務——這項任務不會取決於任何一位總統,而是取決於我們所有參與其中的公民。」
預計對這本書的需求將非常大,而Penguin Random House的印記Crown則訂購了300萬冊的美國版的印刷品。為了應付如此巨大的訂單,Crown計劃在德國印刷大約一百萬本書籍,並安排了三艘配備112個集裝箱的船隻,將這些書籍運回美國。
奧巴馬總統回憶錄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奧巴馬不僅是一名政治人物,而且還是作家。他的第一本書《我父親的夢想》由Peter Osnos於1995年在《時代》雜誌上出版。Osnos說,在奧巴馬與Simon & Schuster的原始合同被取消後,他付了40,000美元的預付款,因為奧巴馬花了太長時間才交付這本書。Osnos在談到從4萬美元的交易到6500萬美元的收益時說:「那一定是出版歷史上最大的弧度。」
Ruth的突然去世,可能不僅僅是女權界失去了一位旗幟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對整個美國的長期走向產生微妙的影響。此前的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5:4,現在Ruth去世,川普在自己第一個任期僅僅只剩2個月不到的時候,又有了極為難得的提名機會,自然會再次提名自己心儀的人員,此消彼長,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很可能是壓倒性的6:3,這對於美國政治的長期走向可以說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1961到1963年,她作為研究員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國際程序法計劃的的副主任,1972到1980年,她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她成為第一個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並與人合作撰寫了第一本關於性別歧視的法學院案例書。1977年,她成為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1972年,Ruth合作創辦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女權計劃,並在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總法律顧問。作為女權計劃的首席訴訟律師,她在最高法院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辯護。這些案件支持檢驗基於性別的法律分類的平等保護標準的中度審查的最終發展和應用。她的倡導和工作促成了在法律的許多領域中性別歧視的結束,因此獲得了極高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