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

本週西華報剛好刊印整整滿三十八載，以人的生命計算，三十八歲應該正值盛年，前景黃金美好。平面印刷報業卻已到夕陽，是鐵一般的事實，特別是在海外華裔社區，能長期支撐生存兼具素質的社區報紙已不多見。

社區報業存活越來越見不可思義，因為個人投入與回報是不成正比，長長久久一期復一期的西華報，存活是結合著抱有一顆真正喜歡這門工作心思的領導，與一群即使計較也磨成不太斤斤計較而願意追隨的團隊，有一批有始有終的讀者與廣告客戶，這樣才不知不覺在社區內走過三十八個年頭。

西華報的生命力就好像火鳯湼磐，向死而生，每次走到像盡頭，又見新開頭，都是大家給的力再配合自己的奮鬥，這就是報紙每次輪迴重生的機遇。

媒體事業不好幹活， 小型媒體事業更不好賺錢，雖然經營社區報紙的成本，總體上較其他新創事業成本低，電腦網絡適時幫手省了一大把，但這是長期處於作戰狀態的行業，管他是平面或是數碼，都要不斷更生保持素質，投入最新的新聞與各種生活情報，這並不是一般光求兩頓安樂茶飯工作者能吃得消的。

經常聽到社區人士說西華報真好運，在社區報紙中還能保持一定位置，其實這份堅持、力量與地位，都來源自社區的支持，西華報以回饋方式服務大眾所需的精神食糧。時值新歲，謹此向各界感恩致謝。感謝大家為西華報創造了火鳯凰傳奇。祝願各位新年萬事如意，安康愉快。

靜雯博客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與其它媒體或企業相比，西華報面臨的危機不僅不尋常而且很滑稽。我們的許多挑戰不能用傳統的智慧來解決。有次，一瓶酒似乎使激蘯的水面化為平靜無波。

一瓶酒

酒是解決危機的好策略嗎？如果被你冒犯的人喜歡喝酒，那可能是個好幫手。

華美大屠殺嫌疑犯的名字，與本地華人社區的一些傑出成員名字相當雷同。自1983年事件發生以來，我們已經完成了數十篇相關的報導，我們的作者和校對員特別警惕，以確保名字打印正確無誤。

曾經，我們準確地打印了犯罪者的名字，但一個敏感的社區領袖，選擇了不同的閱讀方式。他的名字和犯罪者的姓名是相同的漢字，除了第二和第三個字是不同的順序。我們不得不和他一起閱讀報紙，然後他意識到他的視力造成了錯覺。

但是，校對者確實失敗了一次。由於她讀了幾千次這個報導，並沒有察覺到需要再次確證這個名字。這是我們在2010年對其中一名涉嫌假釋的華美囚犯伍偉超（與我無關）的系列報導。其中一名兇手名字我們打錯成為本地某位功夫大師的名字。他親自上門追究，發火的大師向我們做了很多威脅。之後我們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很大的更正道歉啟事。

我的副刊編輯感到狀況很遭糕害怕，她向我拿錢買了一瓶酒，希望藉此安撫這位大師。她在華埠國際區的某家餐廳與大師會面，送上了葡萄酒且表示道歉。這位大師拿起了這瓶酒，將酒倒進酒杯後很快的把酒給喝了。在喝完每一滴葡萄酒後，他有了更多的要求，要我們請他和他的朋友吃晚餐以表道歉，我答應了嗎？

一位不滿意我們因無心造成這個錯誤的員工，建議更正啟事內容是副刊部門造成的錯誤，而不是整個西華報。我犯了同意的錯誤，後來相當後悔。作為一個團隊我們必需站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地共同分擔責任及信譽。

我拒絕請吃飯表歉意。為了滿足他不合理要求，我決定甩手不理了，也不在乎他決定要做什麼。如果有人認為女人可以被欺負，那就錯了，不滿的噪音很快就消失了。

責難片面報導

幾年前，一個男人走進我們的辦公室，表現得像一隻瘋狗似地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有偏見。他的弟弟在妻子和孩子面前犯了謀殺自殺罪。我們的報導只引用了妻子這方家人的陳述，因為我們不知道那位丈夫的親友是誰。

我們緊張的接待員打電話給我說：「有個男人，像想要打人一樣，瘋狂的進到辦公室，我們應該做什麼？」「我馬上就到了」我回答。那是我看到那個男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抱怨說我們只是做了一方片面的報導。

「那你這方面的說詞是什麼呢？」我邀請他進了辦公室。

這位長兄說出了關於弟弟的一切，他說弟弟是個好人，我把他說的話寫下來，在整個談話中，他從來沒有提高聲音。他想要的只是有個人聽他的故事。聆聽對方說話，可以消除人憤怒的情緒。這意味著這位兄長釋放了他的懣氣及悲傷。想像一下，哥哥在悲劇之後遇到的壓力，以及家人需承受的社會羞愧和內疚——他們的兒子或兄弟剛剛在孩子面前殺死了妻子，這樣的悲劇對一個家庭來說是十分難以忍受的痛苦。

接下來的一週，我們報導了對這位哥哥的採訪。我猜他很高興我們給了他一個說話的機會。之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我應該留下他的電話號碼，然後跟他核實看看家人的反應是什麼。

西華報歡迎各方面的討論。我很高興他直接來到我們身邊。我們的工作是提供一個交流意見和深化對話的平台。

我的武器

我沒有專門面對危機的武器。然而，我有一個人來支持我，在每一個挑戰中都能讓我看到彩虹。

我第一次開始經營西華報時，兒子問：「爸爸說了些什麼話來鼓勵你的？」

其實不是那回事，在我一開始準備要辦一家報紙時，嚇壞了丈夫，因為他知道這將是一場危險，而且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旅程。即使有懷疑和恐懼，他卻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或表現出消極的情緒，他知道我會動用家裡的儲蓄來支持報社業務。他立即表態支持，我根本不需要說什麼去說服他。他甚至給了我如何招聘朋友作為作者的想法。

他所做的犧牲超出了言語所能形容，更不用說為了我放棄了他的職業生涯。一開始，他傳統思維的父母悄然否認我們的決定，因為他在物理學方面有博士學位，但卻要不得不追隨妻子的道路。不久之後，當他們從香港來西雅圖來，人們在華埠國際區的大街上向我們打招呼寒暄，公婆們感到很自豪。我去世的婆婆總是看西華報的廣告，去決定要到哪家餐廳吃飯。

我無法計數在邀請函上尊稱我丈夫是George吳先生。（我先生本姓廖，我姓吳）只是十年前，我們停止接受George吳這樣的邀請郵件。但最近我的好友的兒子又把我家先生當作George吳先生了。人們有根深蒂固的假設，即婦人結婚後應該冠丈夫的姓，他們從不關心他真實的姓或去糾正自己的錯誤。

當人口普查表寄來時，我那個小學畢業的大兒子說：「媽媽的名字應該是戶長。」我的丈夫從來不會對這些細節小事做過不滿的威脅。

因為我不得不工作得很晚，他一直是從日間照看園接孩子回家的人，且從來沒有半句抱怨，我感謝他給我的一切支持。對他來說，男性化意味著去體現夥伴關係和婦女的平等。

在他和小兒子的支持下，我們的許多危機化險為夷。先生總是處理我討厭處理的一切事，小兒子總是在處理父母不想碰的一切事。家人一直是我最大的安慰之源。

經營報社的挑戰是因為它是個勞動密集的工作，需要無數人力來照顧許多細節。有時候，這些東西似乎微不足道，但如果不小心，一點點事件就會變成很大的後果。

這些年來，我了解到在處理危機方面是沒有一個固定的魔法。無論多麼有挑戰性，我從來不感孤單，這是我現在和童年之間知覺上的差異。小時候在家庭離析時我感到孤獨，現在知道自己不需要是那個唯一找出整個難題的人，對任何人來說，要一肩挑起所有責任的壓力是太大了。

這個認知的清晰度，對於發展心理健康和控制後顧之憂至關重要。《如何贏得朋友和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的作者 Dale Carnegie說：「你擔心的的事情99%永遠不會發生。」

中國文化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怕丟面子。我一直以來認為對人對事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們生活中的某個時刻都會需要別人的幫助。犯錯是人的本性。說「我不知道」是個合情合理的答案。動員不同的專家來幫助你，不要害怕要求幫助。如果你不問，沒有人知道什麼事情正在困擾著你。

自我是建立關係的障礙。如果能達到一項更重要的事業，需明白失敗是成功的墊腳石，以長遠的思維看待發生的事情，會得到更長更廣闊的視野。

我準備意想不到危機和遇到不確定狀況的工具，是讓自己每天都有一個美好足夠的睡眠和有紀律的生活。如果我能睡得很好，將有充沛的精力來處理任何事情。夜生活不是我的生活，健康才是我的首要選項。

如果在一天結束時，我可以大笑或微笑，或著給自己一個擁抱，這表示我已經完成了工作。雖然日子總是忙碌辛苦和遇到許多讓我頭痛的事，然而到目前為止，我的生活可以說是不錯的！

靜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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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華報的危機永遠不會結束。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5日，也就是將有300多位來賓共慶35週年晚宴慶典的前一天。

我們的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已經從印刷廠送到報社的辦公室。但西華報在哪裡？那位負責送報員工的女兒，在我們辦公室的語音信箱裡留下了錄音：「先生。你們的派報員在醫院，他今天不能工作。」

這位員工不僅要負責從印刷廠將印好的報紙送到報社的工作外，還負責分發華埠國際區和連頓（Renton）市派報的工作。好在的是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是由另一家印刷廠負責。

他不能來上班，在我們辦公室裡發生了一連串的應急處理。去印刷廠拿回報紙不是很困難的部份，而是誰能分出手去華埠國際區分派中英文兩份報紙，因為辦公室裡的每個人，都忙碌地準備著第二天要舉辦活動的大小諸事。

我們當即做了些快速的決定。我和丈夫還有一名工作人員負責分發一些地區，包括宇和島屋和我們所有在華埠設置的報箱。有些人看到我感到驚訝的是，我這位報紙發行人正親自派發報紙。後來，這位進醫院的員工打電話來說他沒事，可以在第二天工作。我們向上星期四急於等待看到報紙的讀者致歉。

儘管遇到危機，但實際上我非常感謝，因為直到凌晨後才收到這位員工女兒的留言，所以至少我們能先安睡了一晚。

抗議

2004年，我們英文版的社論之文，引發了一場抗議。大約24名越裔美國人在我們大門前的對街舉行示威。原因是他們反對越南前總理阮晉基（Nguyen Cao Ky）決定結束對越共政權的敵對，並且是自從流亡在美國以來，第一位在戰後回到南越土地上的越南領導人的作法。

我們的社論指出，現在是越南社會繼續和政府調和的時候了。一名與越南人結婚的退伍軍人，在越南報紙上寫了關於我們的社論之後，組織了抗議活動。華埠社區領袖之一、已逝的譚錫麟和這些抗議者站在一邊。

這次抗議使我們的前編輯受傷，她恰好是越南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同胞抗議報紙和她寫的社論。當抗議者了解編輯的反應時，他們告訴她，這跟她沒關係，是「那個華人女人（意思是指我）的主張」。

從歷史上我們知道，一千多年來越南人一直在和中國人作戰。這是亞洲國家的問題。中國、日本、韓國，越南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相互間的敵意，已經拖累了好幾代人。為什麼我們必需要把父母的政治包袱，一直從我們的祖國背負到美國呢？作為美國移民，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沒有偏見的新知灼見？我們必需比我們的父母和祖先做得更好！諷刺意味的是，我不是純中國人，我的祖父生在越南，是半個越南人。

看到越南社區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是有趣的。年輕一代私下告訴我們，表示他們同意我們的看法。一些越南朋友甚至與我分享說，當天其中的一些抗議者，早先自己都曾返回過越南，真是虛偽的行為啊！

老一輩的越南人，一直對共產黨政權感到失望，因為30年來，他們的祖國、財產和親人的生命遭到迫害和損失。不知何故，在美國的越裔，沒有把握他們在美國的自由環境，了解言論自由的做法是媒體的權利。他們仍在期望亞裔社區的每一個人，都能與他們站在同一邊，去抗議這個和平的願景。

仇恨和過去的敵對只會消耗社區的正量，為未來而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一個月後，我的憤怒融化了。出於同情，我邀請抗議者在我們的辦公室見面。但我們的善意被誤解為膽怯和懊悔，而不是作為促進對話和建立橋樑的姿態。老一輩的期望我們道歉。他們寫了一份書面協議給我，表示我們會同意發表道歉。當然，他們空手而歸，但這是通過一個建設性和友好商討的過程。

目前，越南媒體和我們的英文版the Asian Weekly有著良好的互動關係，我們相互支持，甚至不時共同合作。

訴訟

我們在2016年夏末收到一封由討債公司寄出的信函，指出我們欠債需還。這是在35年的業務中，我們第一次被起訴。

一個男人指責我們歧視。他聲稱，我們拒絕在西華報的分類廣告上刊登他的出租廣告， 導致他$25,000美元的收入損失。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如何算出來的，但有收款機構律師的簽署。他敲詐勒索的意圖昭然若揭，這份文件也確實是真的。

我們之所以拒絕他的廣告，是因為他的租客向我們投訴，當他們雙方決定不進行租房交易時，這個登廣告的男人並沒有退還房屋的押金給租客。我們告訴這位客戶，如果能把押金歸還給房客，沒有再多的投訴，我們很樂意接受他的廣告。但經過幾個月的等待，我們從來沒聽到他已把錢還給了租客。

過了段時間，他到我們辦公室的櫃檯，要接待員處理他的廣告。我們的工作人員沒有認出他就是我們曾警告的拒絕客戶，但另一名負責分類廣告的工作人員卻認出了他的名字和照片，我們再次拒絕了他要在我們報紙上登廣告的要求。

兩年後，他起訴了我們。我們聘請了一名媒體律師來代表我們。法官駁回案件並對他作出裁決。但我們不得不花費$8,000多美元的律師費。原告向我們賠付了$4,500美元，即使我們要求更多的費用來支付律師費卻沒有結果。這件事不僅浪費了錢財，而且消耗了大家的時間和精力。之後他寄來了一封道歉信，想要做廣告。嗨！他早知如此又何必當初？

美國—中國—台灣

當中國和台灣的外交官，同時出現在的活動中，我該怎麼辦？

因為，瞬間就可能造成外交危機。

2009年，我忘記了曾在同個房間邀請中國和台灣外交官造成的影響。我竟然向包括了中國、日本、韓國和台灣的4位外交官發出了邀請函。

沒有人懷疑事件背後造成的戲劇化和緊張局面。作為組織者，我希望活動能成為完整的架構，讓這些亞洲國家同時感到非常驕傲。因為亞裔美國人駱家輝，被總統奧巴馬任命為第36任聯邦商務部長如此高的職位。

4位外交官員都表示要來。

問題是誰和駱家輝坐在主桌上。中國和台灣的官員都問，他們是否可以和駱家輝同桌。我們知道我們是無法同時接受這兩方的請求。我們也不知道誰合適，或誰不合適坐在那張桌子上，我們對協商這種局面沒有任何線索可比照遵循。台灣官員威脅說，如果我們不讓他坐主桌，就會指責我製造分裂。我別無選擇，只能向駱家輝辦公室報案，讓他與國務院協商進行指導。

國務院表示，中國和台灣的官員不能坐主桌，因為他們不是內閣官員。當國務院發言表態後，沒有人再起爭論了。

有趣的是，日本或韓國的外交官從一開始就不要求坐在主桌。我們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安排座位？解決的方案是同時要確保沒有人會丟面子，且每個人都能和顯要的社區領導人同桌。

於是主桌被安排在宴會的中間，台灣官員的桌子在前面，中國官員的桌子旁是主桌，韓國和日本的官員就在主桌正後方的左右位置。所有的混亂都在晚飯前解決了。在這次活動中，我們介紹了台灣和中國的官員，他們一起拍照。那天晚上，一切圓滿順利。

是的，他們也曾都同時出現參加了西華報十週年的慶典。有時候，許多人將郵寄的邀請函視為重要禮貌儀節。在我們十週年之際，向所有訂閱者寄發了一個由電腦標籤製作的邀請函。當我們寄出時根本沒想的太多。但中國駐舊金山總館的總領事和本地台北駐西雅圖辦事處的處長兩人都願意接受邀請出席。那天晚上，作為當晚活動主人的我，可不是一個漂亮的場面，因為當他們彼此發現對方居然也在同一個活動中出現時，兩人都走出來抗議。

在過去兩週中，我的博客專注於「向危機戰鬥的武器」。當編輯發現本週我會寫更多的危機時，她說：「你還有更多的危機？」

當然，還有更多。但是，我想停在這裡，因為許多都是不可打印出版的，它可能會影響社區。我最感激的是，這些危機可能傷害了我們，但他們並沒有殺死我們。我們仍然每週為讀者作報導，這才是最重要的一環。

我處理危機的武器究竟在哪？讀者們會在下週找到答案，請拭目以待！

（本報訊）本月11日，在市長伯格斯（Tim Burgess）簽署安妮皇后區（Queen Anne）土地升級法案儀式上，前市長墨瑞（Ed Murray）在引咎辭職後首度公開現身。

各大媒體就墨瑞現況做出訪問，墨瑞表示自己目前：「正在尋找工作，在市內到處走走」。

墨瑞因性醜聞事件辭職後一個月中都未出現在公眾視線中，此次現身，他對媒體稱：「我知道我的身份，我對於西雅圖市現任領導人十分看好」。當媒體問及墨瑞未來有何打算和期許時，他回答道：「我將過自己的生活」。

墨瑞十分堅定地回應媒體，稱自己絕不會離開西雅圖，他說：「這裡是我丈夫生活的地方，還有我93歲年邁的父親，我的朋友也都在這裡。」

當被問及性侵案件時，墨瑞便一語帶過：「我早已做出聲明，不想一再的重複自己所說過的話，所以謝謝大家，我現在已經是一個普通公民了。」

儘管墨瑞對於性侵指控始終保持否認態度，但原告方代表律師聲稱將在明年初，再度恢復性墨瑞侵案的起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