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來自西雅圖的華裔禹道瑞（Mason Yu）， 於二O二O年八月被委任為美國在台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高雄分處處長。
禹道瑞於二OO一年進入美國國務院，最近的職務為美國國務院行政局助理國務卿特別助理。他曾任職於美國國務院駐外使領館運作局局長室特別助理及遠期規劃處行政官，以及東亞太平洋事務局執行辦公室行政官。在外派資歷中，禹道瑞曾於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及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達蘭總領事館擔任行政官，並於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及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擔任領事暨經濟官。他的第一份駐外工作是美國駐新加坡大使館的總務官。
禹道瑞在華盛頓大學取得政治學與大眾傳播學士學位，並於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參謀學院取得軍事研究碩士學位。他已婚，並育有一名年幼小孩。
禹道瑞雙親均來自台灣，早期移居美國後由加州再定居於西雅圖。父親是著名國際華裔環保專家暨京劇票友禹如斌博士，退休前活躍於城市規劃建設與環保推動與教育工作。其母親卜惠玲女士是前任西雅圖中華婦女會會長及西雅圖台灣同鄉聯誼會幹事。
在疫情當下，由女性領袖領導的國家，在政策和溝通上，與男性領袖有著相當驚人的差異。據《福布斯》的文章指出，女性向世界展示了如何處理人類大家庭目前的這一亂局。這些女性領袖在處理全球衛生危機的態度和手法受到了媒體的表揚。雖然女性只佔全球政府首腦的7%，但評論人士強調，出色完成新冠疫情考卷者絕大多數為女性領導人。她們透過「真相」、「果斷」、「科技」、「愛」等方式來因應疫情。
領導人的作法，直接關係到自己國內抗疫的成功或失敗，一個國家能選出一位女性領導，就很能說明這個國家的情況。聯合國基金會婦女和女童3D項目的執行董事Geeta Rao Gupta博士認為，並不是因為女性領導人與男性領導人的風格有什麼不同。但她表示，女性當政可以讓決策更加多樣化。有女性參與的決策層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因為它體現了男女兩種觀點。
這與那種否定科學、虛張聲勢的男性領導風格形成鮮明對比，男女領導人風格並非與生俱來的，由於社交方式不同，人們更容易接受女性成為更具同理心和合作型的領導者。而不幸的是，更多男性領導人更容易落入那種自戀和過度競爭領導者的範疇。而政治民粹主義更加劇了某些男性領導者的這一特點。
以下我們介紹幾位女性領導者，在此疫情下的作風和措施：
德國抗擊新冠疫情的表現優於美、英等國家，據3名接近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的人士透露，很重要一個原因在於Angela Merkel去年9月曾訪問大陸武漢，從一開始就對新冠病毒擴散的嚴重性有充分認識。許多西方人士對武漢相當陌生，但Angela Merkel親眼見識了這個體現中國大陸工業實力的重要樞紐城市，而病毒迫使這座1100萬人口的大城市陷入暫停及自我隔離，她因而意識到「情況一定很嚴重」。
曾陪同Angela Merkel訪問武漢的西門子公司首席執行官Joe Kaeser說，正是由於這趟武漢之行，德國在1月12日就已經在商業及政治領袖中討論到疫情的話題，「我們與中國的交往比美國或許多歐洲夥伴更密切，所以我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她很快就意識到新冠會帶來「非常嚴重」的威脅。
現實中，Angela Merkel也採取了不同於英國首相強生、美國總統川普的做法，而是支持儘快封城與大範圍檢測。成立了歐洲最大的測試、追蹤和隔離計劃。流行病學家廣泛認為，這是促成德國新冠死亡率遠低於亞洲以外許多國家的關鍵。
截至6月11日的數據顯示，德國通報新冠肺炎死亡病例8768例，同期美國死亡112924例，英國死亡41213例。按比例計，德國的死亡率是美國的1/3、英國的1/6。Angela Merkel政府的抗疫表現也獲得了民眾認可，民調顯示她屬的基民黨支持率從3月初的26%回升至如今的40%。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疫情開始之際曾說：「現在的執政團隊，包括我、陳建仁副總統、蘇貞昌院長，都是在17年前抗SARS的行政團隊中。17年前我們一起挺過SARS風暴；17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有足夠的經驗、足夠的準備、足夠的信心面對挑戰。請大家無需驚慌，維持正常生活，隨時注意政府提供的各項疫情資訊。」
蔡英文政府為了因應新冠病毒疫情，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指示開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建立整體的通報體系，組成相關部會因應小組也已經組成。對機場的防疫非常嚴格地把關，一有疑似的情況，就會啟動後送檢驗機制。並要求衛福部繼續強化篩檢量能，在最短時間內確認。所有境外人士，都需入住疫情旅店，接受14天的隔離禁閉，觀察和篩檢措施。
蔡英文同時指示相關部會加強疫情說明與衛教宣導。政府會與各媒體平台、包括民間通用的社群軟體協調合作，做正確防疫訊息的傳遞。衛福部發動整個醫療體系，規劃應變醫院以及收治流程，並盤點隔離病床等醫療量能。加強醫療資源，以在第一時間、在第一線阻絕疫情。
蔡政府密切掌握口罩等防疫物資存量，會視需求隨時釋出，不需要搶購口罩。並要求民眾，自己有咳嗽現象，或是慢性疾病患者，或前往醫院就醫或探病者，或是公共場所需配戴口罩。民眾要保持良好衛生習慣，常注意自己體溫。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就可以避免疫情的威脅。她對政府團隊進行指示：對於防疫，「超前部署、料敵從寬」，就是工作的原則。
Katrin在疫情早期就實施了大規模的檢測。冰島生技公司deCODE負責該國所有新冠病毒篩檢工作，該公司將病毒基因定序，發現數十種變異，這些資料傳送到衛生機關，供政府利用來追蹤感染源，找出接觸過感染者的民眾。
冰島是一個人口只有36000人的小國。但冰島從1月底就禁止20人或以上的聚會，儘管當時冰島還未出現一例新冠死亡病例。人口稀疏的島國，在疫情爆發之初也傳出不少人感染。但多虧厲行疫情追蹤及嚴格的隔離措施，冰島疫情控制得宜，被譽為防疫模範生。
冰島的國門防疫滴水不漏。旅客入境冰島之前，在機上與Keflavik機場入境大廳內都需佩戴口罩。旅客抵達冰島國門後，還得排隊接受檢疫人員以棉棒從口鼻採集檢體，篩檢旅客是否感染新冠病毒。在數小時後，便會收到簡訊得知檢測結果，一旦呈陽性反應需強制隔離14天，也可選擇不接受檢測直接隔離。若是結果呈陰性，旅客便能無拘無束享受冰島之旅。
挪威和丹麥也是女性當政。丹麥應對疫情採取社交隔離措施動作很快，在確診病例只有少數幾個的時候，丹麥在3月11日就宣佈關閉學校，3月14日就關閉邊界。在哥本哈根旅遊社工作的Rasmus Aarup Christiansen表示，一開始他也很懷疑丹麥政府的應變措施，後來很多國家也都跟進，他才感覺丹麥政府的決定是對的。
丹麥人願意相信政府，團結一致，這種民族文化也有助於提高政府抗擊疫情措施的效果。Christiansen說，丹麥語「samfundssind」（指的是公民意識或公民責任，現在成了媒體熱詞，大多數人都感覺到，要有為整體社會公共衛生犧牲個人的道德責任。
為了防止疫情蔓延，挪威首相於3月12日宣佈為期兩週的限制型防疫措施，其中包括全國各級學校關閉；所有藝文、體育活動賽事取消；健身中心、游泳場館、美容美髮、身體護理、刺青店等設施及場所暫停營業；餐廳、酒吧、夜店及戶外型休閒場所關閉，但部分餐飲業的外賣和外送服務可維持；醫療場所限制出入，醫護人員限制出境；自國外返國的民眾一律居家隔離兩週等等。
一般商店及超市維持正常營業，但政府呼籲民眾不需要過度囤積食物。大眾交通運輸維持運行，以確保特許人員正常上班通勤。此外就是不斷宣導勤洗手、咳嗽打噴嚏時適當遮掩、避免群聚和保持人與人之間距離。之後挪威政府又於24日接著宣佈，相關措施的執行將延長至復活節過後。
許多鄉間人口稀少的區域擔心人們由城市把病毒帶過來，造成疫情擴散，政府因此限制了往返度假屋之間的人口流動。在3月11日丹麥首相晚間召開記者會，毅然決然宣佈國家將進入抗疫的閉關狀態的次日，挪威政府也立馬跟進，
兩位女性領袖還專門為兒童舉辦新聞發佈會，解答孩子們的疑問和困惑。在國家閉關的相關措施宣佈之後，挪威首相偕同教育部長和兒童與家庭部部長連袂召開了一場兒童記者會，以兒童的角度發言，並回答孩子們的各式問題。「害怕是正常的，但這個新冠病毒對絕大部份的人沒有太大的危險。生病的人和年紀大的人比較容易受到危害，我們為了他們小心一些，盡量減少病毒的傳播。」「這段時間暫時不要去拜訪爺爺奶奶，但打電話給他們或用視訊問候沒有問題！」
「親愛的首相，請問妳怎麼加強妳自己的免疫力呢？」10歲的Rebecca問。「睡眠充足很重要，還有新鮮的空氣和運動。然後我個人的秘密是藍莓，我很喜歡吃藍莓，我想這應該也有助益。總之也要注意飲食多吃蔬菜。」首相認真地回答。
新西蘭（紐西蘭）很早就採取封城措施，在國內僅通報6起確診病例時，總理Jacinda Ardern就下令入境紐國的民眾需自我隔離，隨後也很快禁止外國人士入境，實行了全國封鎖，明確且果斷的決策使紐西蘭免於遭受風暴。她沒有像許多其他國家那樣採取暫緩傳染速度的方法，而是徹底阻斷一切傳染源。
她還試圖消除孩子們對封城可能無法正常慶祝復活節的擔心。她告訴孩子們傳統的復活節兔子屬於「關鍵工作人員」，因此可以出去把巧克力蛋直接送到他們的家門口。
1月11日晚我從美國打電話給台灣友人，詢問台灣領導人大選的最新情況，答案是：未定之天，難以推斷。12日清晨看新聞報導才知道綠營在總統大選和立委選舉都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蔡英文獲817萬票，韓國瑜552萬票。綠營也爭得立法院委員115席中的61席（53%），逾半數，贏操縱權。
藍綠對比，落差極大，這也顯示了台灣主要民意的依歸。國民黨落敗不是「大意失荊州」，而是力不從心，力所難及。關心台灣大選的另外兩個重要實體是中國大陸和美國，此三者各有意圖，立場和行動，從而增加了台灣大選的變化和複雜性。綠營黨內初選時競爭激烈，賴清德出面挑戰蔡英文，來勢凶猛。但後來賴成為蔡代表民進黨爭逐大位時的副手，統一了矛盾，整合了力量。率先開始了和國民黨大選對決的準備和行動。藍營初選拖時太久，又出現郭台銘參選在先，退選在後的變數。他退選後不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韓國瑜，而為親民黨的宋楚瑜站台助選，這便也分散了藍營的團結力量和票源。國民黨黨內合作欠佳，黨內大佬立場不一，各有所圖，不能擰成一股繩，爆發全力。老大保守的國民黨對台灣年輕人號召力不足，黨產也被執政的民進黨加以清算，淪入財力困乏的窘境。
相對來說，民進黨針對香港亂局，全力從旁煽風點火，力陳「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已徹底失敗，此一設置更不能強加於台灣。台灣民眾要清醒認識到，「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灣」。這萬萬不可，要強加戒備，全力防範。在台灣出生的新生代和首投族鄉土情深，對大陸缺乏情感，牽掛和認同，這也是綠營前後兩次在台執政，「去中國化」宣傳的成效。至今大多數台灣年輕人認定要跟綠營走才有政治前途，他們樂於接受綠營對大陸敬而遠之和戒備森嚴的立場和行動。其結果也讓台灣的青年選民大多投票支持了蔡英文。
美國對華貿易戰出現緩解，但互鬥全局遠非落幕。美國當局為自身利益著想，希望綠營可以繼續執政，即可牽制大陸，也不會引發台海戰火。藍營上台會促進兩岸合作，非美國所樂見。以上多種力量和立場對台灣大選結果都產生了輕輕重重，或多或少的影響。如今是大局已定，綠營大獲全勝了。此時美國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的標題是：《蔡英文高票當選，台灣選民對北京說不。》意在其中矣！蔡英文在獲勝致詞時說：「和平、對等、民主、對話（作者註：馬英九在台執政時也有此說），這八個字是兩岸重啟良好互動，長久穩定發展的一個關鍵。」此言甚是！但要付諸實施，不可流為空談。
大陸針對蔡英文連任的事實要沉住氣，不要濫用威脅的言辭和行動，更不要倡言「武統」勢在必行。因為可以推論的是，中美紛爭和兩岸對峙都不會惡化到兵戎相見，一決勝負的極端地步。大家都要耐心穩重，自求多福。美中會渡過貿易戰的關卡，恢復良好互動。兩岸之間，不論何黨在台執政，也將逐漸回歸到理性相待，互通有無。大陸則要側重民生和民主建設，戒躁戒驕，去浮躁，免耀武。
現詩贈藍綠兩營和中美兩國，盼各得其所，各得其益。正所謂：
「藍營敗選穩住神，檢討成敗再動身，台灣福祉兩岸情，從長計議要認真。」
「綠營勝選獲連任，任重道遠莫狂奔。台獨走向是末路，兩岸修好要重申。」
「中國建設重萬分，民生民主注全神。韜光養晦是上策，真金火煉才顯真。」
「美國第一行過份，全球事務亂過問。改弦更張此其時，世界和樂多獻身。」
杨安泽(Andrew Yang)是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个宣布参与总统大选的华裔。
首位亚裔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杨安泽日前拜访纽约美国福建公所时，透露自己上大学前曾在中餐馆担任打杂小弟，他说：「我从一个在中餐馆的打杂小弟，到现在想要竞选美国总统，我希望证明亚裔美国人能在各个领域与其他人竞争。」因此能了解华人在海外打拼的艰辛，并认同华人为美国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希望藉由自己的参选，证明亚裔美国人能够在各个领域与其他人竞争，甚至是竞选总统。
杨安泽表示他参选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告诉美国主流社会，「移民并非美国的最大危机，而是美国自己本身的技术和发展，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最大危机。科技取代人力，让普遍就业机会消失，影响许多仰赖劳工的州和产业，但美国人不愿意承认，最后就把问题怪在移民身上。」
杨安泽说，大部份的美国政客不在乎华人社区，他此次的竞选能够让更多人看到华人力量，证明华人和其他移民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都是平等的。
杨安泽在本年1月19日出席洛杉矶台美商会创会39周年活动。他在会上表示，「尽管我是第一个（亚裔参选总统），但选总统本是台美人应该做的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而且够聪明，能提供多数美国人需要的观点；我父母亲来到这里的原因跟大家一样，为了给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我们从这个国家获得了很多，现在国家需要我们。」
在争取2020年美国总统提名时，杨安泽提出的主要竞选目标之一就是提高每个美国成年人的基本收入以应对自动化快速发展而对劳动力市场的挑战。
看到因自动化（automation）带来的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以「人性至上（Humanity First）」为竞选口号，宣布争取代表民主党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办公室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城。
为预防自动化带来的失业危机，杨安泽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政见，亦称「自由红利（Freedom Dividend）」，给每位美国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予以让市民有金钱负担进修及学习去解决被自动化取代的危机。若落实此计划，每年需要约2兆美元的预算支出；除调整现有的福利预算结构外，杨安泽计划利用征收增值税（value-added tax）等方式，补足资金缺口。
对于曾被评价为「川普的反面」，杨安泽表示，他跟川普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会试着找出问题所在，并想办法去解决，但他的解决方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不是像川普一样走回头路。此外，川普认为美国经济的一大挑战是移民问题，杨安泽对此持反对意见称，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正在取代人力，不只现在已经发生在制造业上，接下来包括零售业、速食业、电话客服、卡车司机等行业也将面临冲击，「科技才是冲击美国经济的一大挑战，而不是川普所责怪的移民问题。」大多数政治人物没有兴趣谈这些，他们不懂科技、不懂经济，他们不想谈那些他们没有解答的问题，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出来选总统。」
杨安泽表示若他能在今年6月得到2%至3%的支持率，并筹得400万元竞选经费，将可参加民主党辩论，让更多人听见亚裔的声音，希望获得民众支持。 （相关报导请看头版新闻)
● 出生日期：1975年1月13日－
● 出生地：美国纽约 Schenectad
● 代表的政党：民主党
●家庭背景
父母均是来自台湾到美国的移民，当二人都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研究院就读时相遇。父亲为物理学哲学博士，曾于IBM及通用电气的研究实验室工作，拥有69项专利权。母亲则以统计学硕士学位毕业，随后从事艺术。父母现在住台北，杨安泽几乎每年拜访台湾，并以身为台美人为荣。妻子是伊芙琳杨，他们有2个儿子，分别是6岁和3岁。
●教育过程
中学于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Phillips Exeter学院就读，于1992年毕业。其后考进Brown大学修读经济及政治学，于1996年成功取得学位。之后到哥伦比亚法学院进修，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于1999年毕业。
●职业生涯
1999年，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之后在纽约市的达维律师事务所开始他的律师职业生涯。
2000年，离开事务所创办Stargiving.com网站，这家网站是一个与名人相关联的慈善筹款网站。 Stargiving.com起初从投资者手中获得了一些投资，但在2001年关闭。
之后，加入了一家从事医疗保健软件的创业公司——MMF System。他在公司担任副总裁，这是他的第三次就业。在医疗保健软件行业工作4年之后，杨安泽离开了MMF System公司。
随后，他加入了由朋友Zeke Vanderhoek创办的一家小型备考公司——曼哈顿备考。 2006年，杨安泽出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担任曼哈顿备考的首席执行官期间，杨安泽给公司制定的经营策略就是主要针对研究生管理科入学考试提供备考服务。在他的经营之下，曼哈顿备考从最初的5个门店扩展到69个门店，并于2009年12月被卡普兰公司所收购。 2012年，杨安泽辞去该公司的总裁职务。
在曼哈顿备考在2009年年底被收购之后，杨安泽开始致力于建立一个名为《为美国创业》的非营利性奖学金计划。该计划最终于2011年成立，其目的旨在「通过动员美国下一代企业家在美国城市创业来为美国制造就业机会，并为这些创业者提供创造就业所需的技能与资源。」2017年3月，辞去首席运营官一职。
●奖项
2012年获白宫变革领袖奖（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
获2015年全球创业精神总统大使奖（Presidential Ambassador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楊安澤(Andrew Yang)是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首個宣佈參與總統大選的華裔。
首位亞裔民主黨籍總統參選人楊安澤日前拜訪紐約美國福建公所時，透露自己上大學前曾在中餐館擔任打雜小弟，他說：「我從一個在中餐館的打雜小弟，到現在想要競選美國總統，我希望證明亞裔美國人能在各個領域與其他人競爭。」因此能了解華人在海外打拚的艱辛，並認同華人為美國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希望藉由自己的參選，證明亞裔美國人能夠在各個領域與其他人競爭，甚至是競選總統。
楊安澤表示他參選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告訴美國主流社會，「移民並非美國的最大危機，而是美國自己本身的技術和發展，成為國家未來發展的最大危機。科技取代人力，讓普遍就業機會消失，影響許多仰賴勞工的州和產業，但美國人不願意承認，最後就把問題怪在移民身上。」
楊安澤說，大部份的美國政客不在乎華人社區，他此次的競選能夠讓更多人看到華人力量，證明華人和其他移民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都是平等的。
楊安澤在本年1月19日出席洛杉磯台美商會創會39週年活動。他在會上表示，「儘管我是第一個（亞裔參選總統），但選總統本是台美人應該做的事，我們熱愛這個國家而且夠聰明，能提供多數美國人需要的觀點；我父母親來到這裡的原因跟大家一樣，為了給下一代更好的生活；我們從這個國家獲得了很多，現在國家需要我們。」
在爭取2020年美國總統提名時，楊安澤提出的主要競選目標之一就是提高每個美國成年人的基本收入以應對自動化快速發展而對勞動力市場的挑戰。
看到因自動化（automation）帶來的失業問題愈來愈嚴重，以「人性至上（Humanity First）」為競選口號，宣佈爭取代表民主黨參選2020年美國總統，競選辦公室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城。
為預防自動化帶來的失業危機，楊安澤提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的政見，亦稱「自由紅利（Freedom Dividend）」，給每位美國成年人每月1,000美元，予以讓市民有金錢負擔進修及學習去解決被自動化取代的危機。若落實此計劃，每年需要約2兆美元的預算支出；除調整現有的福利預算結構外，楊安澤計劃利用徵收增值稅（value-added tax）等方式，補足資金缺口。
對於曾被評價為「川普的反面」，楊安澤表示，他跟川普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會試著找出問題所在，並想辦法去解決，但他的解決方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不是像川普一樣走回頭路。此外，川普認為美國經濟的一大挑戰是移民問題，楊安澤對此持反對意見稱，人工智慧等新科技正在取代人力，不只現在已經發生在製造業上，接下來包括零售業、速食業、電話客服、卡車司機等行業也將面臨衝擊，「科技才是衝擊美國經濟的一大挑戰，而不是川普所責怪的移民問題。」大多數政治人物沒有興趣談這些，他們不懂科技、不懂經濟，他們不想談那些他們沒有解答的問題，而「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出來選總統。」
楊安澤表示若他能在今年6月得到2%至3%的支持率，並籌得400萬元競選經費，將可參加民主黨辯論，讓更多人聽見亞裔的聲音，希望獲得民眾支持。（相關報導請看頭版新聞)
● 出生日期：1975年1月13日－
● 出生地：美國紐約 Schenectad
● 代表的政黨：民主黨
●家庭背景
父母均是來自台灣到美國的移民，當二人都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院就讀時相遇。父親為物理學哲學博士，曾於IBM及通用電氣的研究實驗室工作，擁有69項專利權。母親則以統計學碩士學位畢業，隨後從事藝術。父母現在住台北，楊安澤幾乎每年拜訪台灣，並以身為台美人為榮。妻子是伊芙琳楊，他們有2個兒子，分別是6歲和3歲。
●教育過程
中學於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Phillips Exeter學院就讀，於1992年畢業。其後考進Brown大學修讀經濟及政治學，於1996年成功取得學位。之後到哥倫比亞法學院進修，攻讀法律博士學位，於1999年畢業。
●職業生涯
1999年，從哥倫比亞法學院畢業之後在紐約市的達維律師事務所開始他的律師職業生涯。
2000年，離開事務所創辦Stargiving.com網站，這家網站是一個與名人相關聯的慈善籌款網站。 Stargiving.com起初從投資者手中獲得了一些投資，但在2001年關閉。
之後，加入了一家從事醫療保健軟件的創業公司——MMF System。他在公司擔任副總裁，這是他的第三次就業。在醫療保健軟件行業工作4年之後，楊安澤離開了MMF System公司。
隨後，他加入了由朋友Zeke Vanderhoek創辦的一家小型備考公司——曼哈頓備考。2006年，楊安澤出任這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在擔任曼哈頓備考的首席執行官期間，楊安澤給公司制定的經營策略就是主要針對研究生管理科入學考試提供備考服務。在他的經營之下，曼哈頓備考從最初的5個門店擴展到69個門店，並於2009年12月被卡普蘭公司所收購。2012年，楊安澤辭去該公司的總裁職務。
在曼哈頓備考在2009年年底被收購之後，楊安澤開始致力於建立一個名為《為美國創業》的非營利性獎學金計劃。該計劃最終於2011年成立，其目的旨在「通過動員美國下一代企業家在美國城市創業來為美國製造就業機會，並為這些創業者提供創造就業所需的技能與資源。」2017年3月，辭去首席運營官一職。
●獎項
2012年獲白宮變革領袖獎（White House Champion of Change）
獲2015年全球創業精神總統大使獎（Presidential Ambassador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本報訊）大西雅圖地區僑學各界與駐西雅圖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姚金祥處長暨華僑文教中心陳敏永主任日前分別在西雅圖喜來登大飯店、華埠慶喜公園及中國海景大酒樓舉行三場大型的台灣雙十國慶活動。
姚金祥處長在喜來登大飯店代表台灣政府歡迎本地官民的支持。今年雙十國慶酒會特別以「台灣味」縮時影片及交通部觀光局「台灣十島之美」宣傳片向在場出席者展示台灣現況。姚處長致詞時表示，他就任兩年多期間，與辦事處仝仁們與轄區內六州關係持續深化，包括懷俄明州州長Matthew Mead率經貿團訪台，該州首府夏陽市市長Marian Orr更親來出席國慶酒會。姚處長並介紹台灣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經濟成果、台灣政府同時致力推動司法改革及改善社會福利等現狀，並說明台美關係最新進展，包括美方批准《2019年國防授權法》及《臺灣旅行法》，並將台灣納入「全球入境計劃」，以及雙方於人道救援、女性賦權及縮減數位落差等全球議題上持續加強合作等。姚處長並強調在當前詭譎多變之全球局勢中，台灣雖面臨諸多挑戰，但台灣有信心持續向前邁進，西雅圖辦事處在未來將繼續推動增強與美西北各州之經貿交流與文教合作，同時亦將發揮暖實力，讓各界認識台灣。
在西雅圖台灣同鄉聯誼會主導之下，本年度的雙十升旗典禮與遊行及雙十國慶晚宴，分別在華埠慶喜公園及中國海景大酒樓圓滿進行。場面熱鬧充滿活力與動感，正好象徵並祝願台灣明天一定會更好。
Tracy和我一直羡慕朋友們在婚禮前到台灣、越南或中國拍攝的照片。這些亞洲國家通常整條街都只供攝影工作室使用，價格約為美國的25％。我們多次想再訪問台灣的理由，以證明在時間和成本上的可行性。同時，我們還得去台北霞海城隍廟（Xia Hai City God temple），因為它在我們的羅曼史和購買婚禮必需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對一些婚紗攝影工作室進行研究後，我們根據好評的程度，決定由台北的伊頓（Eton）婚紗攝影工作室全權負責。我們在攝影工作室的第一天是作事前的各項諮詢。最初我們想早早作個預約，但顯然工作室直到下午1:30才營業。一位朋友告訴我，這兒的人是整夜聚會，在吃完早餐後才回家，然後一直睡到下午，這是多麼有趣的生活方式！
諮詢工作的第二步是我們要挑選拍照時穿的所有禮服，要選擇的禮服真是多到你可以想像到的各種風格和顏色。當然，我的燕尾服選擇範圍要小得多，我只用30分鐘的時間挑選好了一套。然後我們討論了大概要擺出什麼樣的姿勢、需要的一些配件，並決定了拍攝的地點。
正式拍攝的第一天是從伊頓婚禮化妝室開始的。新娘必需在早上8點開始準備。司機帶我們和攝影師、助手及造型師一起到淡水莊園（Tamsui Manor）。我們全都擠進了一間有多面鏡子的房間，與其他8對夫婦一起作造型設計。婚禮照片場地以人造照相館而聞名，擁有教堂、迷人的海景以及各種花卉和當地文化背景的室內裝飾。男攝影師非常擅長的讓我們擺出各種非常可愛的姿勢。
我擔心間歇性的下雨天氣會破壞第一天的攝影行程，在雨停的時候我們到室外拍照。工作室對狀況的處理實際上運作得很好，我們拍到了想要的所有照片。我們必需拍攝數百張照片，並在下午5點左右結束。經過一天的疲憊，我們還需得準備第二天重複這些過程。
我們第二天第一站是大同大學（Tatung University）。這所大學擁有雄偉的歐洲建築、羅馬風格的走廊和kois噴泉。一名大學生路過時停下來把我們拍攝入照，我們覺得像名人般受到關注！
之後大隊人馬去了林安泰古厝（Lin An Tai Historical House and Museum）。我們在這裡拍了一些最好的照片。在古厝裡有一個心形造型的設計，是預先專門為夫妻拍照用的。
最後，開車1小時到美麗華百樂園（Miramar Entertainment Park），我們花了大約20分鐘在摩天輪前擺姿勢。當我們趨車前往時，天正在下雨，但是當我們拍照時雨停了下來。我們再次幸運有好天氣。
最後一天沒有拍照，但同樣令人筋疲力盡。因為我們需要趕飛機回家，同時在那一天必需在一個半小時內從500張照片中挑選60張照片。當Tracy在攝影工作室完成時，我不得不提前離開工作室去阻止司機，擔心他沒接我們就走了。
如果把全部狀況加起來，在資源和人員的使用上有些不合理。我們的拍攝隊伍兩天全程跟班，包括了一個司機、一個攝影師、一個助手和一個造型師。我們有7套服裝、4種不同的髮型。我們拿到挑選的兩本照相簿裡，有一打是打瞌睡的相片。最昂貴的部份是將龐大的相冊寄到美國，總成本約為2,500美元。
我絕對要向訂婚的情侶們推薦到亞洲去拍婚紗照套餐。在照片拍攝結束時，我們臉部表情累到幾乎僵硬得不會微笑了，但結果令人驚訝滿意。我們的婚禮嘉賓在8月19日的婚禮當天，近距離看了我們的專輯，他們十分讚賞我們這趟遠去台灣拍攝的婚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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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夠在美國上大學，是件令我難以置信的禮物，那些課程至今仍引起我的共鳴。如果我還呆在香港，還留在那裡長大成人，我很可能會是個短視和無膽的順從者。在我的大學生涯中，以下六項是能夠突出著我所以成為今天的我的形象和表現：
在處理毒品問題時，我比克靈頓總統更誠實。他從不承認自己是否在年輕時吸過毒。「我有吸，但是沒有吞下去。」是他的回答。
當我第一次作為國際學生來美國時，我對毒品一無所知。在大四時，我在偶然間發現了毒品。那是在一群《華大日報－UW Daily》記者和編輯們組織的一場15還是17個人的聚會。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談話、吃喝，然後大家圍坐成一圈。之後，有個人在中間點燃了一支半尺寸的香煙，慢慢地深深地吸這支煙，這個人看起來很滿意，情緒也很高亢，然後立即將香煙遞給他旁邊的人。我承認我當時很傻，想知道它是什麼！很好奇那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讓一個人吸了一口後，就看起來如此的被著迷？
但我的好奇心快速轉向機警，我在想輪到我拿香煙時那該怎麼辦？我是吸呢？還是不吸？如果我不吸，同伴會覺得我不屬於他們這一夥人？我是否想成為這種不衛生儀式的一部份，因為每個人都通過微小的「聯合參與」行為，正傳播著細菌，我的思緒在決擇中陷入了困惑。
最後，大麻輪到了我的手中，就在那一瞬間，我把它傳給旁邊的人，它那可怕的氣味讓我感到厭惡，同圈中像我這樣的還有另外一位同學。當聚會結束後，我發現它是什麼東西了，我很高興這輩子沒吸大麻，而我們聚會小組的同學們仍然接受了我。
從這件事，我意識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沒有必要得到旁人的認可，同伴的壓力是不會對我產生影響。我做我自己，就像已逝的南非總統民主鬥士曼德拉（Nelson Mandel）所言：「我是我自己這條航船的船長，也是我靈魂的主宰者。」我很自豪我抵抗住了大麻的誘惑。
你曾經要求過你的教授改你的成績嗎？我曾經做過一次。
當從華盛頓大學的第一季度拿到我的GPA成績時，我被嚇倒了。在GPA中我得了3.25分，在我註冊登記的18個學分中，獲得了3個B和1個A。（15學分以上，才能被認為是全日制學生）。
這個成績看來是不錯的，但要申請到獎學金，那是不會讓主事者印象深刻的。我拿到的一個B，是一堂英語課，我當初指望的是得到A，因為這B會削弱我獲得獎學金的機會，我決定去和教授談談。
也許情緒太過不堪重負，我沒有事先準備一個計劃，讓教授相信我應該得到A，我沒作預約就去了Padelford Hall的辦公室。你可以說我很大膽，但坦白地說。我當時心情是挺絕望的，也不在乎自己的英語不夠好，因為我在美國待了還不到一年，也沒在乎我的動機是為了自身利益。校園很安靜，因為大多數學生已離開校園，去享受12月份的各種假期。
「我怎麼會得到一個B？」我直言不諱地發問。
教授本可以說：「滾出去。」或「你怎麼敢來質問我？」相反地，他解釋說，我在英文科的領域已經進步了很多，「這個B非常接近A，這是一個B+」他回答道。當時，華大的成績沒有所謂的+ 或- 的十進制系統。
「但是B+不是A」我推論著說。「沒有人知道我得的是B+」我回答道。
「你為什麼要A？」他問道。
「如果我沒有獲得A，就沒有資格獲得學費獎學金。」我回答，包括因為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州外學費所帶來的所有財務困境。
我們爭執了一會兒， 令我驚訝的是，教授居然說：「我會把你的成績改為A。」我驚呆的竟說不出話來。
我不得不承認，我在說服的能力上是很不行的，但我堅持不懈。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教授同意改我的成績。
是的，我在大三和大四的時候都獲得了全額學費獎學金。來自華大的財政支持，改變了我在教育上的經歷。毫無疑問的因為這個支持，使我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充滿希望、幸福和成功的決心上。
每當任何人成績不好時，我都不會建議你去見教授要求改成績。但是當時我沒有任何選擇，而且也並非所有教授都願意去傾聽學生的需要。現在你讀我的故事，或許能制定一個比我更好的策略和方式。
但教授教給我的這個經驗是強大的，那就是要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年輕人。也許，也就是因為他的啟發，讓我後來通過西華報基金會，開創了支持並贊助青少年的許多活動項目，包括頒發獎學金和領導力培訓。或許，他意識到成績並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努力學習才是高於一切。
1973年夏天，李小龍在香港去世後，我與這位傳奇人物的過往，曾有過近距離的接觸。我在《華大日報》工作時，編輯對我說：「李小龍剛過世，你去寫篇報導。」他沒問我是否可以勝任，因為聽起來這像是一個命令。他給我的唯一指示是：「李小龍是一名華大的學生。」
我當時對李小龍的所有了解僅限於他是個電影明星。我不知道他的家人和朋友是誰，更糟糕的是，我對他在西雅圖的關係是毫無頭緒。
在我要說「不」之前，編輯說他已期待截止日期就在幾天後的下期《華大日報》，要去看看我寫的這個故事。他的假設是，我是華裔應該了解華人社區的事。真是錯了！我只是一個社區局外人，只是個住在華大宿舍裡的學生，只在必要時才去校園外活動。
當時沒有互聯網。因此，我只好打電話給我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了解李小龍是如何死的。我的阿姨是李小龍的粉絲，對他的演員女朋友是十分不滿意的。他是死在女朋友家裡，阿姨對她頗有微詞。
與此同時，我在華埠國際區周圍挖掘材料。有人說，李小龍曾經在已故的西雅圖前市議員周馬雙金（Ruby Chow）的家人一起工作和生活。我很容易在電話簿上找到了周馬雙金的電話號碼。
我打電話給周馬雙金，當我告訴她打電話的目的時，她立即掛斷了電話。多年後，我遇到了的周馬雙金，但從未向她提起這件事。她一直支持我在西華報中英文版的職業生涯。
另一位消息人士告訴我，李小龍有位叫九哥的功夫兄弟雞尾酒，在Everett擁有一家中餐館。
是的，丈夫（當時我的男朋友）一路開車送我到Everett。由於害怕九哥會掛我電話，我沒有冒險事先打電話給他，我們一直等到餐廳週日下午他和妻子來開門時，我趕緊自我介紹。他給了我很多關於對李小龍的故事。
亞洲和美國媒體都沒有關於李小龍在西雅圖生活的故事。我在《華大日報》的這篇報導，是當時唯一有關他在這方面的故事，文章中我詳細介紹了他在西雅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的故事是第一個證實李小龍從未從華大畢業，而其他媒體則報導他是華大畢業生。事實上，他只是在華盛頓大學就讀了幾個季度而已。
就在那時，我對新聞業的熱情愈來愈高。當編輯發配我寫報導時，我是很害怕的，但現在，我很感激他的激勵和要求。我們的信心不會隨處發芽，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建立能力。我很高興沒有讓他或我自己失望，真要感謝編輯Mike給我這個獨挑大樑的機會。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暑期工作是餐廳服務員。沒錯，為了賺更多的小費，必需在不錯的餐廳工作，不僅要提供食物，還會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為任何人提供酒品必需要年滿21歲，當時沒有人告訴我有關年齡有限制的規定。
我的第一份侍應生工作是在俄勒岡州（Oregon），我撒謊說我曾在香港做過侍應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父母從不讓我在香港當服務員，因為害怕丟他們的面子。在那個時代，當服務員不是一份體面的工作。
當我通過「經驗」問題考核時，因為年齡關係我知道我仍然沒有資格。一家河船餐廳（riverboat restaurant）僱用了我，但告訴我因為我的年齡，不要提供雞尾酒給客人，特別是在餐廳客滿的時候，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為沒有其他的服務員可以幫我，因此這對我的同事和我自己來說都是一種負擔。三星期後，我被迫離職了。但那時，我已擁有了成為一名服務員的所有技能，包括拿著一個裝有8個晚餐大小盤子的大托盤，當時還沒有發明推著的餐車。
一週內，我找到了另一個服務員的工作。老闆是華人和白人。他們讓我提供雞尾酒，即使依我的年齡這樣做是非法的。記著所有雞尾酒的名字很有趣，但最讓我感到甜蜜開心的時刻是在我提供食物後，我會向顧客要求或推薦酒品：「請問要再續杯？還是要喝點什麼酒？」如果他們說「好」的話，這意味著我可以拿到更多的小費，因為食客通常會以開銷的比例給小費，同時客人的高銷費額，也會贏得老闆對我的稱讚。
有次，一位顧客說：「你看起來不像是21歲。」我笑了起來。「你太好了，謝謝！」我回答。事實是，當他意識到我年齡不足時，我很緊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我覺得客人是未成年人買酒時，我居然是那個檢查他們身份證的人。
餐館老闆在我身上下賭注，如果因允許未成年服務員提供酒給客人而被捕，他們可能會遇到嚴重麻煩。我猜他們因為是非常喜歡我，願意去承擔這個風險，盡全力支持我這個大學生。在我的旅途中，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進入下一步和再下一步，讓我有能力去準備迎接更大的生活挑戰。
對許多華人移民學生來說，即使中文是他們的母語，也會選修200級的漢語課，不少教師和同學以及包括美國出生的華人，都對那些移民學生感到憤慨和蔑視。
為了提高GPA，許多學生選修簡單的課程，這可以保證他們成績是A，這種情況時不時的會發生。
由於其它原因，我選讀了兩堂漢語課程（400級的中國古典文學）。在閱讀上很讓我感到吃力。事實上，中文教授對華人學生的評價，要比非華人學生要求更高。
為什麼我參加那個班級，是為了與來自台灣和香港的其他中國學生會面，他們都是研究生和知識份子，我是班內唯一最低班的學生。令我興奮的是，當我提出好的答案時，總是受到挑戰和尊重。
我也非常想家，我渴望通過中國詩歌和故事，能與我的文化身份聯繫起來。我初來美國的時並不欣賞我的母語，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尤其如此，因為如果他們在學校說中文，非華人的同齡同學會嘲笑他們。那時中國也不強大，人們往往會輕視他的人民和文化。但是這堂課讓我欣賞到中國文化，並讓我認識到這個能力在過去和現在對身處在外國的華人都是個資產。奇怪的是，當我在香港時並沒有多想我來自哪裡。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身處在外國的陌生人，就會通過另一個多角度的鏡頭，來回顧自己的傳統和文化。特別是當想家時，會發現自己和祖國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豐富源頭，這是鏈接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親密方式。
我當時也意識到我生活在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中，並獲得最好的文化和經驗。它也點燃了我的精神，讓我能擁抱美國的價值觀，並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建立並搭起了亞洲和美國間的橋樑。
在我大學時代遭受了不少拒絕，甚至讓我失去了方向。我甚至看到「拒絕」二字被寫在我的報告上，或其他人在口頭上對我說「拒絕」。但「拒絕」擴大了我對事物的觀點。這是我大學時代的特點，希望每天都仍有這個挑戰的狀況。
我想，這件事發生在我大一轉學到華大的時候。華大在錄取規則政策中寫明，只接受入讀三年級的轉學生。我看到了，但這對我來說意義不大，我以各種方式申請。然後，在五月份收到拒絕信，告訴我需要再等一年。我心煩意亂地一遍又一遍地讀著來信。想著也許要再試試。看到了在信的最後有一小段註明：「你可以請願。」並提交最近的學習成績。哈！我對自己說，這封信實際上並沒有說「不。」
我在回信寫了很多正當理由，說明為什麼我應該被錄取。我在上一學期從俄勒岡州的一所小型文科學院獲得了三個A和一個B。
6月底，華大入學辦公室發來了錄取通知書。
對拒絕有什麼看法？「拒絕」並不總是代表「不。」它不是最終的結論。我們需要確定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只需要向反對者證明那將會是他們的損失，而不是為了要求改變他們的看法。你必需向拒絕者主動展示你的信念和熱情的渴望。要注意的，這都是書面往來的工作，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採取打電話的方式，但如果必需，我也願意去打電話。
我在大學裡為生存所做的，也就是你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那就是－－永不輕言放棄，永不輕作屈服－－，這些是蓬勃發展的必備品質。
（本報訊）慈濟西雅圖支會日前在表爾威市剛落成的自置新會所（15800 SE Newport Way, Bellevue, WA 98006）舉行啟用禮（見上圖）暨二十五週年慶典，當天遠自台灣慈濟創辦人證嚴上人視訊遙送祝福；華州州議員長谷川親自送來代表華州立法會的賀函；本地金郡郡長辦公室公共事務代表康士坦丁郡長送上了表揚狀，特立二Ｏ一八年九月九日為慈濟西雅圖支會日，以紀念慈濟在華州立下的善功與社會服務。
剛結束墨國義診之行的花蓮義診團隊及加拿大、加州和波特蘭的法親家人也專程到來與本地的社區會眾，一同為慈濟西雅圖支會慶生。在過去二十五年以來，慈濟服務華州大小社區，足跡遍及老人院、流浪人聚集處、校園、更生人中途之家、監獄孤島、災場善後協助安頓災民工作等。每一位慈濟志工都秉乘證嚴上人期朌，日日耕福田，因造福人間而得歡喜，始終如一地為社區服務。
正當慈濟新會所正式啟用數天後，該會一直沿用了二十二年位於庫克蘭市的租用舊會址，卻在九月十二日被火神燒毀（見下圖）。舊址位於庫克蘭市八十五街的一個單排商場Rose Hill Village Shopping Plaza，大火發生於九月十二日早上三時，消防員到場後一直撲救至早上七時才控制火場。猶幸未有傷亡，起火原因未明仍有待調查。消防員曾試圖進入建築內，但由於大火不斷由建築旁及屋頂冒出，消防隊伍被迫有留在戶外。現場十間商舖包括慈濟舊址都受到嚴重損毀。慈濟早前搬離新址時已清理現場，並沒有留下任何物品。
慈濟在庫克蘭市的舊會址已沿用了二十二年。這個商場由華裔高氏家族擁有，並向慈濟提供無償使用二十二年。高氏家族也是透過電視新聞報導，才知悉自己的物業被燒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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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皓君最近剛在西雅圖成婚，不僅是他的，也是我的重要人生里程碑。
不是完美讓人驚豔的婚禮但美好可愛。它是無數美好時刻、事前周詳計劃和一些令人著迷事情的集大成，讓這場婚禮充滿著溫馨美妙。任何瑕疵都可以轉化為完美，特別是在記憶中點燃著我們生命的魔力。
當孩子長大後，我警告他們不要給我帶來驚喜，比如「你的朋友讓他的女朋友懷孕了，他輟學了。如果你也有樣學樣，我就不理你，你就自己去付大學費用。」或者「媽媽，我送給你一個驚喜！我倆剛剛在拉斯維加斯（Las Vegas）註冊登記結婚了。」沒有邀請父母出席婚禮。我告訴兒子，如果他們走那條路我就不會原諒。皓君答說：「媽媽！我知道。」是的，他們很了解我。
感謝上帝，兒子們全心全意牢記我的叮嚀，我心存感激。當我變老時，我不會要求孩子以華人傳統兒女必需孝養父母的觀念來照顧我。我要求的是，讓我參與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包括挑戰，喜悅和悲傷。我可能沒有解決他們所有問題的方法，但我會支持他們的願望和理想，這樣他們就可以大膽向前克服困難，無論要追求什麼樣的夢想都能充滿自信。
如果讀者看過電影《瘋狂的亞洲富人－或譯：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會發現婆婆和兒媳的關係複雜且競爭激烈。有些婆婆認為，在兒子生活中的女人沒有一個是夠好的。
這部電影有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女主角Constance Wu通過玩麻將，挑戰演男友母親的楊紫瓊。這可能有些誇大其詞，但許多母親的恐懼和不安全感是真實和不合理的，認為媳婦很快就會在兒子的生活中取代她們，也擔心兒媳是否會尊重她們。
這是許多母親心中的愚蠢處，認為兒子永遠是個孩子，沒有意識到兒子有一天會成為男人。男孩變為有氣概的男子，是男孩在生命的不同階段抓住機會，他們從錯誤中學習成長。當我見證兒子在婚禮當天成為一個家庭男人時，沒有人能想像我的幸福。當他在婚禮台上說「我願意」時，我覺得我完成了養育他的工作和責任。
與大多數姻親的態度不同，我向兒子強調，他是幸運的，找到了他的愛，他是幸運者。
我和同齡人分享了我很幸運能夠有Tracy這樣專心、容易相處、勤奮、體貼、可靠、學習速度快的女兒（媳婦）。最重要的是，她是一位廚藝高手。我們在烹飪方面相互嘗試並從中受益，並為我們的家庭創造了許多美麗的禮物。
40多年前的夏天，我在西雅圖結婚了。我們的婚禮比兒子的婚禮簡單得多，他是東西方融合的婚禮。在午餐招待會期間，我們為許多亞裔美國人和非亞裔朋友舉辦了傳統的在婚禮上敬茶給長輩的奉茶儀式。晚上，中式宴會混合了如跳舞的西方傳統婚禮上的活動。
我邀請的客人名單可能是我兒子的1/5，因為我和丈夫是來自香港的留學生。我們認為不需要，因此在婚禮上我們甚至沒有蛋糕，婚宴是在四皇（Four Kings）餐廳舉行，現已不存在。它位於已經倒閉的龍門（China Gate）酒家。
我結婚時身無分文，是丈夫付了一切的開銷，儘管他只是一名研究生，但我還是很驚訝他為這場婚禮存了這麼多錢。我的父母給我買了一件來自香港的婚紗、一件中式禮服，以及所有的婚禮配件如鞋子和皮包。
沒人教我如何計劃婚禮，我只是複製了高班同學的婚禮，包括教堂儀式。而兒子和妻子是聘請了一名會場佈置師，細節非常精緻，例如裝飾和新娘服裝的配色方案，甚至還有一對巨大的酒杯供他們敬酒。我不知道那些花哨的婚禮商品，也買不起任何這些或聘請佈置師。皓君和Tracy甚至還去了香港買婚禮所需的東西，去台灣拍了婚紗照，因為亞洲商家提供更優惠的價格和各種風格的婚禮產品。這在我們的同儕輩中，當時對這些事情是聞所未聞的。
我在婚禮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基本的，重點是省錢。我們唯一的大筆開支是聘請一位優秀的白人攝影師和助手，這是值得的。兒子的攝影師是華人，媳婦的化妝師擁有一家美容院和水療中心，也是位華人。在我那個時代沒有互聯網，要找到這樣的人也是不可能的，當時我的新娘妝是自己化的。
但我們的婚禮結果同樣精彩。我的父母甚至說我為婚禮選了個好日子，而我對中國曆法中的吉祥日是一無所知的。我當時是想在華盛頓大學畢業後，需要4個星期的時間來準備婚禮，選這個日子純粹是運氣，而我在結婚6週後找到工作又是一椿好運。生活有一種神秘的方式，以一種有凝聚力的方式將事情編織在一起。
參加兒子婚禮的很多朋友都對節目、食物和公司讚不絕口。幾十年前，幾位老朋友和親戚參加了我們的婚禮，然而都沒有對婚禮讚美，因為是個很一般性的婚禮。我更加激動和自豪大家喜歡我孩子的婚禮。它清楚地的顯出了做父母的我們和兒媳的家人，在組織和準備這場特殊婚禮的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兒子和妻子計劃了9個月，是要讓婚禮更有趣嗎？不全是。
他們的婚禮實際上是超過一世的計劃，是從我和丈夫結婚的那一刻起，從兒媳婦的父母從越南來到這個國家。我們都致力於為我們的孩子建立一個未來，在自由和機會的土地上，我們決心養育一個家庭。堅持讓我們的孩子過上更好的生活，來實現我們的移民夢想。我們已經做出犧牲來滋養我們的孩子，感謝他們的傳承和對我們文化的認可和接受。正如前西雅圖市議會議員Dolores Sibonga在參加婚禮並隨後給我寫的一張感謝卡上所言：「你的兩個兒子顯然是令人驚嘆的人、聰明、幽默、並尊重傳統。」
以進步、希望和抱負來論，我們孩子的婚禮比我們的婚禮更有活力、吸引力和樂趣，這不是偶然的成績，我為此乾杯慶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