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離婚的代價很高，這具體展現在收入下滑。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的研究人員進行研究後指出，男性離婚後所得下降的幅度，將近是女性的兩倍。
研究人員表示，離婚之後，美國男性收入平均減少17%，女性收入平均下降9%。而過去12個月內經歷過離婚的就業人士，收入減少了12%，收入低於未離婚的同儕。
結婚男子通常賺得比沒結婚的同儕更多，離婚時代價也非常慘重，尤其是最年輕的一群。大約28歲的已婚男性，在離婚之後，收入將暴跌43%。對女性來說，最糟糕的離婚年齡是 65歲，這時離婚，收入平均將暴跌57%。
執行研究的聖路易聯邦準備銀行經濟學家范德布魯克（Guillaume Vandenbroucke）表示，造成離婚後所得銳減的實際原因不明。他們所分析的資料，完全是針對個人所得，並沒有計算資產財富。
范德布魯克推測說：「為何剛離婚的勞動人員賺得會比較少？一個可能原因是他們離婚之後，工作型態也改變了：他們可能縮短工作時間，或者改在薪水比較低的領域工作。」
（本報訊）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Bill Gates）自去年5月與前妻梅琳達（Melinda Gates）離婚後，雙方一直低調不提離婚原因。梅琳達相隔近1年後首次接受電視採訪，透露婚變內情。她稱蓋茨曾與性罪犯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頗有交情，自己也曾與愛潑斯坦有過一面之緣，並為此深感悔恨。
媒體紀錄顯示，蓋茨與愛潑斯坦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2013年，歷年來二人曾經多次會面，這段歷史曝光後，梅琳達於2019年10月開始委託律師處理離婚事宜。梅琳達在採訪中稱自己曾向蓋茨明確表示，不希望他與愛潑斯坦接觸。
梅琳達透露，自己曾與愛潑斯坦有過一面之緣，當時只是想看看他是何方神聖，但卻因這一次見面後悔不已，曾多次被夢魘驚醒，不斷回想遭到他侵犯的少女而頻頻心碎。梅琳達稱，除了與性罪犯交情頗深外，蓋茨在2000年出軌也是不爭的事實，自己曾寬恕他的錯誤。根據媒體報導，蓋茨至少有兩次出軌行為，除2000年外，2019年還曾與公司下屬存在婚外情，致使董事會介入調查。當被問及是否還有其他出軌行為時，梅琳達表示這一問題由蓋茨本人回答更為適合。
蓋茨在這段訪談節目播出後透過發言人回應，表示自己曾傷害梅琳達及家人，長時間來一直心懷歉意，也承認當年不應與愛潑斯坦接觸。同時表示自己將在基金會上繼續與前妻合作，改善全球女性的生活。但梅琳達在採訪中明確表態，自己仍可與蓋茨一起工作，但無法繼續做朋友。
（ 本報訊） 微軟的聯合創始人兼前首席執行官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及其妻子梅琳達． 蓋茨（Melinda French Gates）在渡過27年婚姻後，日前在推特（Twitter）上宣佈離婚。兩人表示仍將繼續致力於涉及教育、性別平等和醫療保健等慈善事業。
他們在推特上寫道：「經過深思熟慮，我們才決定終止婚姻。在過去的27年中，我們養育了三個孩子，並建立了一個在世界各地運作的基金會，使人們能過上健康及富有成效的生活。我們將繼續懷有對這一使命的信念，並在基金會繼續我們的工作，但我們相信不再可以在生活的下一個階段像夫妻一樣共同成長。在我們開始這種新生活的過程中，我們要求為我們的家庭提供空間和隱私。」
1975年，比爾．蓋茨與保羅．艾倫（Paul Allen）創立並領導微軟至2000 年，直到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接任首席執行官負責管理公司，比爾．蓋茨則擔任董事長兼首席軟件設計師。2008年，蓋茨放棄了在公司的日常工作，將更多時間花在2000 年成立的非營利組織「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上。自去年疫情爆發開始，比爾．蓋茨辭去了微軟董事會的職務，並開始與梅琳達一起在基金會上花費更多的時間。
蓋茨夫妻都曾在微軟工作。梅琳達曾是軟件公司的總經理。兩人於1987年在微軟員工的晚餐聚會上見面。梅林達後來說：「他約我出去前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1994年，這對夫妻在夏威夷結婚。
蓋茨夫妻這次分道揚鑣的財務細節尚不清楚。根據FactSet的數據，比爾．蓋茨擁有微軟1.37％的流通股，總價值超過260億元。這對夫妻與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起是「贈與誓言」（Giving Pledge）的創建者，該項目要求參與者捐贈超過一半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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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在電視直播上發表講話，命令我們待在家裡與冠狀病毒作抗爭。他沒有提高嗓音，聲音也不刺耳難聽。就像父母懇求孩子一樣，耐心傳達他信息的緊迫性，並沒有提及違抗的懲罰條款。但是在中國，中國人在病毒爆發期間，若不遵守規令仍任意進出公共場所，或不戴口罩等，被公安人員拉走，毆打和拷鎖的畫面，至今仍歷歷清晰的在我腦海中。
但是，中國對冠狀病毒鬥爭的強硬手段似乎奏效。暫時新病例數目並未增加太多。但是，對婚姻的影響卻是驚人的。西安是個位於中國西北部人口為1200萬的城市。根據中國多個網站的數據(包括西華報)，自從政府解除疫警，該市重新恢復運轉以來，西安市的離婚率已飆升至3.2％，而這僅僅是今年年初的現象而已。
由於現在正為因應防疫而勸導推行的 距離社交（social distancing）生活方式，被認為夫婦有更多在家裡相處的時間，應該比以前更能建立起親密的關係，怎麼反而有更多的夫妻要離婚呢？上週，喜劇演員Stephen Colbert在他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目中預測，由於病毒大家居家留守，可能在美國造成許多嬰兒。這和西安的高離婚率是多麼大的對比啊！
美國人認為，夫妻在一起的時間更多，他們的性行為也會增加。至於是否如此？結果如何？在今年年底或2021年初，Colbert的預測就能見分曉了！
比較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有趣的是，中國離婚率甚至在病毒爆發前就在上升，而美國人的離婚率卻在下降。根據2018-19年的統計，這兩個國家的比率相似，每千人約3.2％。該病毒是否會影響美國人的離婚率，將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但是，如果大家考慮到經濟原因以及美國人今年因COVID-19造成的所有其他挑戰，這個問題就不會是那麼簡單有答案了。
在疫情危機時期，大多數人都希望與家人在一起，這是一個選項。但是，由於封鎖和距離社交的限制，有些人可能就沒有太多的選擇能與某個人同住。這個某人可能出於必需基本生活的需求，而被迫不得不與他人在一起，而不是因為他或她是一個可以被忍受同住在一起的人。這個狀況有可能包括配偶，父母甚至孩子。一些父母很開明，他們寧願去工作也不願照顧孩子。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社會中，有父母角色互換的原因，有些男人更喜歡待在家裡，而不想到外面去打拼。
在一次網絡採訪中， 一位美國醫生被問到他每天被規定呆在家的感覺。他說，每晚能夠與妻子和兩個大學生的孩子共進晚餐，是一份很享受的禮物。如果你的孩子還小，精力充沛且在叛逆期，那該怎麼辦？我假設這位醫生有一棟大房子，家裡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臥室，加上家庭房和許多其他房間，而且沒有人要與其他人共用浴廁，所以互相被干擾的情況就少了很多。
但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居家環境不同。美國人從未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幸運。由於房地產價格昂貴，在中國通常有兩代甚至三代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今天中國的房價昂貴，面積更小，更緊湊。個人要擁有自己的空間是不可能的。冠狀病毒封鎖期間大家日復一日的在一起，對於住在同一家庭的人們來說，這將是一個挑戰，衝突和緊張情緖會迅速而頻繁地出現。許多人只會感到似乎跟被困在監獄中一樣，沒有太多的呼吸空間。我在香港長大的時候就是處在這種感覺中。你可能會說那是五十年前的狀況，但是這個狀況並沒有因時間而產生太大變化，許多亞洲城市仍然存在住房危機。
我在高中時期，和祖母及一個弟弟，是住在同一個房間並共用一張雙層床。房間的面積為250平方英尺。在此之前，我是住在一個沒有窗戶，只夠放一張雙層床的房間。我們的餐桌是多功能的，它是我的書桌，是媽媽縫衣服的工作桌，以及與朋友打牌的麻將桌。由於嘈雜擁擠不堪，我常常無法在家能夠安心學習。高三的時候，我不得不逃到天主教主辦的Caritas這個像扶輪社少年男孩與女孩俱樂部的天主教組織，大家在狹窄的房間裡讀書，這個房間到夏天考期近時，甚至有100多人共處一室。在寂靜無聲的房間裡大家埋首苦讀，但仍能聞到陣陣瀰漫在房子裡的汗水味。
來美國讀書前， 我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張桌子和自己的單人床。直到我住進美國華大學生宿舍我才擁有了它們， 這給了我一生最大的快樂， 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居住的自由。十年前， 當我訪問期間到訪北京大學時， 我看到了不怎麼大的學生宿舍， 每個房間可容納四個學生。一名學生說， 如果室友的女朋友在週末拜訪他， 其他室友就必需迴避。
各位想像一下， 一個三代五口之家擠在一間400平方英尺的屋中。房子是位在商店後面的居住單元。客廳和臥室間沒有隔板，只用一道簾幕隔開。這就是我在中國成都偷看一家人時看到的景況。
在封鎖期間，該疾病始發地武漢的居民被禁止外出。所有的食物都是宅送到家門口，並沒有太多考慮到食品是否足夠充裕的問題。而且，居民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所有的消息都只能從國有電視台看到的報導而已。在美國，我們有很多新聞來源。在華盛頓州，我們的州長，金郡行政長官和西雅圖市長出現在電視上，並告訴我們COVID-19的嚴重程度，並敦促我們傾聽。我相信他們說的每句話。我相信本地電視網絡和本地報紙《西雅圖時報》對此病毒的報導。我不必擔心那會是假新聞。我們必需數一數我們竟是得到的這麼多的祝福和訊息。
我們的雜貨店和藥房仍然營業。我們還可以見到人，並外出走走呼吸些新鮮空氣，這至少標誌著生活和活動沒有停止仍然流轉並不可怕。我們身處在像冠狀病毒，對我們而言是這麼陌生的狀況下，能在華埠國際區走動，感受到短暫陽光的照射，對我們來說都深具意義。
星期天，我收到了來自香港的前高中朋友的一封令人驚訝的短信。她也是畢業於華盛頓大學。她說，中國政府列出了6000多名經驗豐富的醫生，這些醫生在治療COVID-19患者方面有經驗。這些人現在可用於全球範圍內提供信息和服務。這些醫生中的許多人也是說英語的。
突然，美國和中國切換了角色。 我們美國人曾經是全球衛生領域的專家，而如今即使在疫情危機解除後，中國似乎居帶頭的角色。川普總統會接受中國的幫助嗎？如果全球兩個大國可以共同合作，世界將獲得更多利益。 遺憾的是，自去年的貿易戰以來，美中關係一直擱淺。
我們在電話上聊天。她說，目前出現了一些相反的趨勢。兩個月前，許多華裔美國人籌集資金將口罩郵寄到中國。現在，在香港郵政局人們排隊等候將口罩郵寄到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因為現在大家可以在香港輕易買到口罩，因為疾病得到了控制，且價格也下降了很多。
為了節省口罩和金錢，我在香港的嫂子將自己關在家裡好幾天，這對許多中國家庭來說是很典型的作法。他們甚至都不記得有多少天沒從公寓裡走出來。他們忍住了對孫子孫女的想念。他們耐住了一個多月沒有玩自己喜歡的消遣麻將。每個家庭只能派一個人出去買菜，通常是丈夫。 他們對病毒的重視程度超過了西雅圖人，據我所知，在這個關鍵時期，某些西雅圖人還曾組織過私人聚會，聚會中的每個人都被感染，即使沒有人在聚會前出現症狀。這些人忽視了一個關鍵點，那就是因為你沒有症狀，就不表示你有可能成為該病毒的攜帶者。
她接著又給我發了一條建議：「只要戴著口罩，勤洗手並且不觸摸臉，你就很安全。」我告訴她，許多美國人不理會COVID-19。他們甚至去海灘玩樂。他們也不戴口罩。她說：「據我在新聞中看到的消息，美國人對戴著口罩的人感到奇怪，對戴著口罩的亞洲人有所歧視。」
在香港，人們在2003年SARS爆發後汲取了深刻的教訓。戴口罩是擺脫疾病的保護措施之一。由於吸取了教訓，在香港如果你現在不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大家會鄙視地盯著你，因為他們認為你很討厭，是病毒的傳播者。她解釋說，美國衛生官員不希望公眾戴口罩的另一個原因是：「美國沒有足夠的口罩來滿足需求。如果政府要求每個人都戴口罩，那麼站在醫療前線的醫生和護士就會遠遠不夠有口罩可用了。」
請聽我們州長的懇求：為挽救大家的生命，請人人都留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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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婚姻辦理在美居留是一個很普遍的移民途徑。但正因為有很多人為了綠卡而假結婚，移民官對這類移民申請的審查自然便會嚴謹一些，特別是那些牽涉美國公民的婚姻案，更容易惹起移民官的注目。那是因為這類移民簽証不需要等待名額，即辦即有。與永久居民成婚的移民申請案件，出現欺騙的機會則較少，原因是這類簽証往往排期一年多兩年才有名額，而假結婚的人很少會願意等待這麼長的時間。
為了防止欺詐婚姻，於是從1986年起美國移民法規定外國人與美國公民結婚申請綠卡， 都受到「有條件居留」的限制， 首先取得的是條件綠卡（又稱臨時綠卡） 。條件綠卡上效期為兩年，在九十天內，美國公民與外國配偶必須用I-751表格一起向移民局申請正式綠卡，同時並提供同居的証明，如報稅單、醫療和汽車保險、銀行聯名及其他各種賬單、房產証、生活照片等。
條件綠卡轉永久綠卡的申請又分為兩種，一種是在正常婚姻情況下美國公民與外國配偶共同簽字一起遞交I-751(Joint Petition)；另一種是由於美國公民與外國配偶的婚姻破裂，而由外國配偶獨自遞交I-751申請，稱之為豁免共同申請(I-751 Waiver)。豁免共同申請(I-751 Waiver)舊的規定是，申請人必須已經與美國公民離婚並收到離婚判決書，此外還需証明其與美國公民婚姻是真實的，或提出在婚姻中曾經遭受美籍配偶虐待、施暴的証據，或提出回原居住國/母國生活艱難的原因。申請一但獲得批准，申請人便可以獲得正式永久綠卡。
問題是，豁免共同申請的規定—即先取得離婚判決書—會引起一些矛盾和困擾。比如有些美國公民與外籍配偶的婚姻在拿到永久綠卡之前便出現了問題，但這些問題可能只屬暫時性的，或兩人只是處於暫時分居狀態，並無意斷絕婚姻關系。按照舊規定，他們必須先辦好離婚手續，外籍配偶才能遞交豁免申請，這樣一來可能使本來有機會復合的一對夫婦就此分手。或者，若按舊規定需要離婚的外籍配偶和美國公民可能會由於法律程序或打官司的原因無法及時完成離婚手續，因而耽誤遞交豁免申請的時間。
為了解決上述矛盾，移民局改變了政策，規定了在不同情況下對豁免申請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第一種情況是如果在遞交I-751表格時美國公民和外籍配偶同時簽了字，當時兩人的關係仍然良好，但在等待審批過程中婚姻出現了問題，並提出了離婚，根據新規定，移民官員可以發出補件通知，確定美國公民與外籍配偶婚姻關系真實性。如果最後離了婚，外籍配偶提供了離婚判決書，那麼移民局就可把I-751共同申請直接轉為豁免申請來審理。
第二種情況也是在遞交I-751共同申請時，美國公民和外籍配偶已經簽了字，但他們其實已經分居並開始辦離婚手續，移民官知道後也會發出補件通知以確定外籍配偶申請人與美國公民之間的婚姻關係真實性，移民局一獲得離婚判決書，便會直接把I-751共同申請轉
為豁免申請。依照舊規定，以上兩種情況外籍配偶都必須先撤銷之前的共同申請，才能夠遞交新豁免申請
第三種情況是外籍配偶和美國公民已經開始辦離婚，但是還未收到離婚判決書，依照新規定申請人可以單獨提出豁免申請，而不必等到正式離婚, 但申請人必須在回復移民局發出的補件通知時提供給移民局正式離婚判決書。
最後想提的是，只要婚姻屬實和有效，外籍配偶一般都可以靠自己（在離婚後）申請正式綠卡，而不需要看美國公民配偶的臉色或受他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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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失敗而慶祝，我們是瘋了嗎？大多數亞裔美國人不會告訴別人家人或自己出了什麼問題。而且最不願分享的是在學校、婚姻、工作或生意上的失敗，因為怕丟臉。如果我們對自己說：「我是失敗了，但現在的我變得更堅強」、「我可以東山再起」或「失敗並沒有界定了我……」。
我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誠實面對失敗，但不願意與他人分享？如果您自己看得開，然而您的家人是否也願意如實地講出您不幸的經歷？
我認識一些人，包括我的家人都對離婚保密。有趣的是，我的美國朋友會在第一次與陌生人見面時，透露他們是單身還是離婚。我的一個朋友，一位華人移民假裝她已婚，即使她是在我們見面之前，她早已離婚有幾年了。十多年來，她總是告訴我，她丈夫忙於工作。我只是經由她的女兒發現了真相，她的前夫是個爛賭鬼，但我從未當面反駁她。
當我已故的媽媽不得不在我繼父的葬禮上，承認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時，真是滑稽有趣。「什麼？你還有另一個兒子！」當我生父撫養的弟弟出現時，她的麻將朋友們表示難以置信。在她尷尬地承認自己結婚兩次後，我目睹了她的釋然。在悲痛失去繼父的當下，就在那一刻，她真正開懷而笑，偽裝的牆終於瓦解，真相使她自由無覊絆了。
企業家Tien Ha與西華報英文版The Northwest Asian Weekly聯繫，以了解亞裔美國企業主如何應對失敗。這激發了我們將於10月25日在中國海景大酒家舉辦亞裔企業家圓桌午餐的機會，以便我們分享他們的挑戰，及如何找到解決的辦法。
表爾威市議會議員梁浩婷（Janice Zahn）說：「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比爾．蓋茨（Bill Gates），但沒關係。」Anchor Assets Management 公司和Go Poke餐廳東主Bayley Le說：「我們（亞洲人）很努力工作，但常沒看到失敗是具有潛在的和積極的效能。我們只認為失敗是令人失望的果實，因此會竭盡全力避免失敗，於是十分在意業務的發展並感到滿足，不願去承擔發展業務所冒的風險。」
但是，失敗確實有其積極的方面。我們可以從錯誤中汲取教訓，並在克服未來逆境中變得更有韌性。
我媽曾誇口說，我在學校的表現如何，就只需看我成績單上所有的A就能全然明白。但是，當我考試不及格時，她在親戚面前就閉著嘴，一副下沉的心境。這是許多亞洲父母的典型反應。即使失敗了，我也不為自己感到羞恥，然而，老媽卻先為我感到羞恥，以至於我不得不假裝自己也挺可恥的。
幸運的是，當我37年前創辦《西華報》和《Northwest Asian Weekly》時，那些童年經歷並沒有影響我。已故的華埠國際區移民領袖Bill Chew曾經把我拉到一邊，給我如同父親般的忠告：「你一直在宣佈將要創辦中文報紙。可你最後什麼都沒做，難道這不是令人尷尬嗎？」我簡直不敢相信他說的話。當我後來得知他只是眾多誹謗者之一時，我更加感到驚訝。
但我沒生氣，也沒改變初衷。我以沉默替代生氣。然而我的沉默並不意味著我同意他的說法。後來，他和許多反對者都成為我的支持者。
多年後，我在亞裔美國人新聞工作者協會會議（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 Association conference)上遇到了另一位Bill（William Wong）先生。他對我說，儘管有很多困難，但你「展現出了很大的勇氣」，創辦自1927年以來在西北太平洋第一家中文報紙。
呵呵，「勇氣！」沒有人對我如此稱許，而我也從沒想過自己所做的事是勇氣的標誌。我只是做了我必需做的。但是出生在美國的William Wong是來自舊金山的記者兼作家，在我最需要的時候，對我的報業旅程給予了積極的啟示和鼓勵。
大家可能會以獲得的財富和名聲，將失敗和成功投向有限的鏡頭。我們要重新定義成功，並對失敗有擴展增進的看法。大家可以做的是一項實驗－－勇氣的測試－－對冒險的渴望－建立信心的指南，也許還有一張建立關係的地圖。如果只看收益而不看損失，那麼從長遠來看，您可能會贏。您正在參加馬拉松似的長時間比賽，而不僅僅是一場比賽而已。
亞洲人恥辱文化的重擔影響了我父母一代，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孩子。如果我們不斷擔心丟臉或別人會怎麼看我們，我們就永遠不會快樂。
如果我們沒有表達自己的願望、希望和夢想的自由，就無法發揮出最大的潛力。如果我們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就無法成為真正想要做的人。前副州長吳仙標(S. B. Woo) 曾說過：「如果與周圍的人、家人分享夢想，他們可以幫助您實現目標。」但是，如果他們不知道您想要的是什麼，就無法幫助您或為您的成功做出貢獻。他的觀點是，讓其他人加入您的團隊來追求並達成您的目標。
如果您已遭受到多次失敗，請仿效電力發明家及獲得2332項專利的愛迪生（Thomas Edison）。
愛迪生說：「我們最大的弱點在於放棄」、「最確定的成功方法是再嘗試一次。」他敦促我們努力工作，並表示：「沒有什麼可以替代艱苦的工作。」他從未承認失敗，他說：「我沒有失敗。我剛剛發現了10,000種行不通的方法。」
大多數時候，我們對自己所做的事情沒有給予足夠的評價。我們經常努力工作，卻忘記慶祝自己的里程碑。不管事有多小，我們都該停下來慶祝一番。通常啟示和反思是慶祝活動的一部份。當我們提醒自己自己所做的事是既重要又特別時，會使我們充滿活力，並使我們在精神和心態上得到提升。
如何定義成功和失敗？不要只關注財務方面，例如公司的年收入或薪水。請搜索需要回饋事情的數量，如那些使社區變得更美好而做出貢獻的數量，以及你肯定對需要幫助的人的數量。這些都是真正的成功。
把這些做到的回饋寫下來或輸入手機。當感到失望或幻滅時，不妨看看這些成就，會為您帶來加油振奮的動力，這也是我獲得靈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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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州，家產如何分配並無固定方法，所有不動產、動產，有形和無形的財產，都可拿來分配；但法律規定，法官必需以「公平及合乎正義」的原則，分配婚姻期間得來的所有財產，而不一定是一人一半。在某些情況下，法庭甚至可以把私有財產分掉。
事實上，「清官難審家庭事」乃千古不變之至理。家庭糾紛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法官又何嘗真的喜歡插手來管分家產這種事？因此，如果離異雙方能夠和平諒解及和合理地達成「分家產」協議，特別是不影響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時，則法庭往往會接納雙方的協議。但若雙方不能達成協議，法庭便會慎重考慮雙方的財產安排，考慮因素包括：
＊共同財產性質和數量。
＊私有財產的性質和數量。
＊婚姻持續之長短，雙方結婚愈久，其共有財產便愈多。
＊雙方的經濟情況、掙錢能力及收入來源。
＊哪一方會繼續付賬。
＊其他特殊情況。
至於夫妻行為不端，一般來說不會影響法庭對財產的安排，因為本州實行的是無過錯離婚。此外，州法規定法官必需考慮是否應該讓有孩子的撫養權的一方，繼續住在雙方所置的家居，以免孩子搬家。
離婚時除了分家產，所有債務亦需要分得清清楚楚。考慮因素與分產一樣，再加上債務的性質及因由。如果雙方有共同信用戶口，便應該通知信貸人，把一方的名取銷或者乾脆把戶口取銷，然後另外重開個人戶口。
配偶生活費便是從前所謂的贍養費。如果一方有需要而另一方有能力的話，法庭有權決定生活費的問題。生活費的多少及持續期間，視乎每個離婚案子的情況而定，但基本上法庭會考慮以下因素：
＊雙方的謀生能力、收入、財產及其他收入來源。法庭亦需考慮職業訓練的時間。
＊雙方的年紀，身體及精神狀況。
＊婚姻持續之長短。結婚十年的贍養費當然比結了婚僅兩年的為高。因為他（或她）已為了該段婚姻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雙方同住時之生活水平。若分手前是出入名貴餐店吃飯的，分手後的生活費不應連去麥當勞吃漢堡包也不夠。
父母離婚，孩子最是無辜，受打擊也是最大，因此法律對孩子特別關注，事事要為孩子的利益設想。
華州離婚法規定，所有涉及未成年子女的離婚及分居程序，必需具備一份所謂「養育計劃」，而且再也不使用「兒女監管權」、「探望權」等字眼。該法例的用意是希望離異的父母，不要把兒女當作貨物你爭我奪，而是雙方均負起孩子養育成人的責任。這份養育計劃，可由父母兩人協議寫成，或者每人提出自己的計劃，再由法庭從子女最佳利益的角度，作出最後判決。法律規定，每份養育計劃必需包括以下部份：
＊居住時間表─詳細說明孩子與每位當事人接觸或居住的時間，最好是保持孩子的情緒穩定，盡量減少父母之間的摩擦對孩子造成的不良影響，以及讓孩子與父母的關係繼續正常發展。
＊說明哪一方（父或母，國兩人一起）對孩子的教育、健康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作主。
＊安排將來解決雙方之間糾紛的方法，以免動不動就上法庭。 離異的父母必需為孩子作出長期打算，養育計劃亦顧及到孩子的需求因成長而變化而作出適當的安排。如果有家庭暴力的問題出現，或者孩子受到虐待、忽略、或其他父母不良行為的影響，法定規定養育計劃中需作出適當的安排來保護孩子。
華州法律規定，父母雙方均有撫養孩子的責任。撫養費的數額已由法律按照雙方的收入及支出定好。收入較高的一方，便負責相對較高的撫養費，並且由與孩子相處較少時間的一方，付給與孩子相處較多時間的另一方。
撫養費的付給通常只到孩子成年（十八歲）為止。但有些情況會縮短撫養費的負擔期間。例如孩子未到十八便成婚或已能自立等。不過如果孩子過了十八歲仍在唸高中的話，法庭有權延長撫養費的負擔期。
在華州，離婚的等候期是三個月，在離婚申請書和傳票送達到法庭及答辯人手上九十天後，法官才可簽發離婚令。這段期間其實是作為「冷卻期」，用意是雙方有足夠的時間復合，當然，如果離婚出現爭執而令雙方難以達成協議，離婚的時間便會拖得更長。例如在金郡，開庭的排期往往長達一年。
在華州法庭提出離婚的申請費目前是314元，若原訴人能証明是低收入人士，法庭可把申請費免去。至於其他費用，主要視乎當事人是否打算聘請律師（律師收費不一），以及雙方是想大家和和氣氣協議分手，抑或是反面無情，對薄公堂呢？要知道，雙方之間的歧見愈多，律師花的時間也愈多，律師費自然水漲船高。
其實兩人既然分手，大家應該冷靜地討論問題，盡量私下達成協議，並且給對方留下餘地；尤其是有孩子牽連在內的話，做父母的更加要維持友好關係，即使彼此緣份已盡，大家亦應替無辜的孩子設想，切勿「趕盡殺絕」。大人們互相攻訐，受苦的是孩子，得益最大的自然是我們做律師的了。
（本報訊）9日，亞馬遜（Amazon）現任CEO貝佐斯與妻子麥肯基（MacKenzie）聯合發表聲明，稱二人已決定離婚。
聲明內容為：「我們希望大家知道我們未來生活的發展。正如我們家人及密友所知，在很長一段時間的感情探索及嘗試分居後，我們已經決定離婚，並在以後的日子里作為朋友繼續我們共同的生活。我們都深感幸運可以找到彼此，並深深感恩婚後所一起度過的每一個年頭。如果我們一早便知道在25年後的今天會面臨分手，也還是會堅持當初的選擇。我們作為夫妻，在一起的生活十分美好，同時作為父母、朋友、生活伴侶及追求企業和冒險的個人來講，我們也能看到精彩的未來。儘管改變了標籤，但我們仍是一家人，並始終是最為珍貴的朋友。」
目前，貝佐斯總資產為1,370億美元，且在華州法律規定下，夫妻在婚後獲得的財富在離婚時可平均分配。也就是說，麥肯基最高可分得660億美元財產。如果是這樣，貝佐斯的離婚案將成為全美最貴的離婚案。在此之前，最貴的一樁離婚案由史蒂夫·韋恩（Steve Wynn）於2010年創下，當時的離婚金額約為10億美元。
然而一些專注於離婚個案的律師則表示，身為作家的麥肯基不太可能要求平分財產。因為660億美元的和解金將要求貝佐斯出售股票，這樣一來便稀釋了他在亞馬遜的股權。麥肯基一來本身並不希望看到這一結果，而更希望資產繼續上漲。二來貝佐斯對於亞馬遜的控制權至關重要，若失去貝佐斯的控制，亞馬遜股票價值便會大打折扣，這便會影響任何一種和解方案的最終結果。
對於亞裔美國人來說，2017是一個了不起的一年。
西雅圖市議會議長 Bruce Harrell 在4年前競選市長，今年9月份成為西雅圖第一位兩天市長的亞裔美國人。
據分析，在前市長墨瑞（Ed Murray）辭去職務前，副市長 Hyeok Kim被認為是填補他的最佳人選。這不僅僅是一種恭維，而是一種取得上司認可的成就。
如今兩位亞裔美國人——具中國血統的方威武（Mike Fong）和印度血統的Shefali Ranganathan同期成為西雅圖市的副市長，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這個假設是，作為新上任的女性市長杜爾肯（Durkan）更有可能任命另一個男性為她的副手。值得稱道的是，印度裔美國人和女性在新市長辦公室首次扮演著關鍵角色。杜爾肯比任何人猜測的都來得更加進步和超常規。
這也是印度裔美國女性獲得頂尖職位的重要一年，參議員Manka Dhingra贏得了第45州參議院席位，確保參議院將由民主黨控制；Ranganathan是西雅圖的副市長，女議員Pramila Jayapal獲選，這是她的第一個任期，也是國會的第一位印度裔。
從市議會到大的立法區，愈來愈多的亞裔美國女性競選本地的小官員席次以及突出地區的職位。許多候選人都是新手，但這並不重要。27歲的Kim-Ah Kim與一位12年之久的髮型師現任者角逐海岸線市（Shoreline City）議會議席。
作為奧林匹亞議會的攝影師，Kim見證了婦女和少數族裔缺少在議會的代表性。在147名立法委員中，只有15名是女性。不僅如此，她們沒有受到尊重。
儘管Kim失敗了，但Kim對出馬參選沒有遺憾。這位前鴉片成癮者在高中時，因接受處方止痛藥後對鴉片上癮。Kim的目標是消除社會對吸毒成癮者的恥辱。自2013年以來，她一直不再沾染鴉片。
Kim說：「我創造了歷史」成為第一個長期服用鴉片類藥物的吸毒成癮的戒毒者，希望能激發其他前癮君子走出來而不是害怕躲藏。
1982年有什麼特別值得記憶的事？甚至那年你出生了嗎？
1982年駱家輝（Gary Locke）爭取州議會席次、KIRO 7主播Steve Raible 開始他的廣播生涯、發行國際的美國日報中檔報紙《今日美國——USA Today》第一期付梓行銷、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將電腦命名為年度人物、第一台CD播放機在日本銷售、同時根據中國十二生肖的輪迴，這年是狗年。
如果你是1982年出生的，你今年將慶祝35歲生日，同時也是西華報和英文版Northwest Asian Weekly的生日。上星期六，我的同行卓Jenny指出，她擔任大西雅圖地區第一家中文電視台全美電視公司（AAT）總裁的兒子卓德惠（David），今年是35歲。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與兩代以上的同事、讀者、客戶、員工和各界人士進行互動。他們塑造了西華報的夢想和歲月，創造了許多重要的里程碑。
人們最常問我的問題是：「是什麼因素啟發了你創辦西華報和Asian Weekly」？
不管相信與否，我今天的許多靈感來源依然鮮活存在。想像一下你自己，現在如同當年，像我一樣在1982年在華埠國際區，開創了新聞事業、開始了報業之旅、開始了賦予社區權力的卓越旅程。
西華報的誕生是由1927年位於華盛頓州華埠國際區，在西雅圖兩週發行一次的免費亞洲美國報紙國際審查員（The International Examiner）公佈這個消息，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和P-I迅速跟進報導。在1982年1月20日盛大開幕的當天，3家電視台在西華報的第一個辦公室——布殊飯店（Bush Hotel）的地下室採訪我們，我的記者的支持讓我感到驚訝。
美聯社（The Associated Press）收錄了這個故事，消息傳播到包括日本和香港在內的很多地方。是你們激勵我們繼續戰鬥，感謝您們的報導，標誌著我們隆重開幕的場面，時至今日過去的點點滴滴仍讓我保持著鮮明的記憶。
凡是在10月21日參加西華報英文版Northwest Asian Weekly 35週年慶典的400多名客人，可能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一個平順安泰的夜晚。
感謝那些出席和那些呼籲捐款卻未能與會的人。現在，我們中英文報紙的兩次晚宴共籌得$16,9000，離$20萬美元的目標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了。
川普總統在上週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後宣佈——媒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
老實說，我對自己是媒體的一份子感到遺憾，川普像金剛那樣有強大的力量和塊頭，但他的大腦比那些清晰聰明的記者來說要小得多。記者就像聖經中圍繞在巨人歌利亞（Goliath）旁的許多大衛孩子。
未來4年媒體在包括許多新聞發佈會上能做什麼？媒體如何在下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佔領先優勢的遊戲，而不是讓川普左右打壓？媒體目前已做了些什麼正確的事情，在未來還有哪些沒有做到？
最近，最壞的和最好的事情相互沖擊著碧近山（Beacon Hill）。
有趣的是這個位於西雅圖南邊近10,000人口的社區，不因日漸增長的犯罪案阻嚇了房地產的買家。即使是一些老舊和必需拆除房子的售主，都收到買家很高的報價。造成碧近山如此熱烙房地產市場的一個原因是輕軌的存在。
自2009年輕鐵營運以來，碧近山物業值已不斷上升。由於許多高科技公司如亞馬遜（Amazon）搬遷到西雅圖，增長促進了員工對住房、更多交通和中心位置的選擇。
讓居民到碧近山的另一個原因是它的多樣性。這裡已經「培育」了一代多元化和開拓亞裔美國領導人的搖籃，僅提及的幾個人就包括了前州長駱家輝、現任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周樹淇、陸美鳳、Dale Hom、Al Sugiyama、眾議員 Sharon Tomiko Santos、Herb Tsuchiya和李文輝。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碧近山擁有最多亞裔美國居民，它的佔有率是57%，而在雷尼爾山谷只有30%。
首先來到碧近山的居民是華人，他們最初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從事鐵路建設和採伐及罐頭工作的人，他們之後陸續才有是其他亞洲家庭遷入，他們對住在碧近山街區感興趣。碧近山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移民集中、低收入唐人街和Yesler Terrace住宅項目區。
Hom說：「我很關心社區性質的變化，單戶住宅正在消失，更多的多戶住宅單位正在興建中，房地產價格和增加的稅收可能會取代長期留住的居民。」
根據去年7月碧近山理事會調查（見邊欄內容）顯示，碧近山居民家庭平均收入仍然低於其他社區。
為了安全不吸引歹徒注意，Norma說她不帶任何錢包或袋子。她把錢都放在口袋裡。
碧近山正處在好與壞，新與舊發展的十字路口上，西市府知道嗎？Norma說：「城市需要保持社區的獨特性，而高檔化已然發生在一個不斷發展中的西雅圖。」
問題是市長的城市村莊（urban villages）建議是答案的一部份嗎？村莊會減少犯罪嗎？他們會保留碧近山的遺產和歷史嗎？
也許，碧近山需要的不僅僅只是城市村莊。
針對西雅圖最低$15美元工資法的判決，對低工資工人造成了反效果。
最近華盛頓大學（UW）對新工資法導致低收入勞動者工資損失的報告，引起市長墨瑞的不滿，他甚至聘請了另一個研究小組來詆毀調查結果。
UW報告並不讓我感到吃驚，低收入工人正在忍受工時和工資減少的壓力。我不需要看研究報告就知道，$15美元最低工資法正逐漸產生不良的後果。
儘管2014年，來自華埠國際區（ID）和小企業主請求不要推動$15元最低時薪的措施，但大多數官員都耳聾失聰根本沒聽進去。
墨瑞曾會見華埠國際區的商戶和業主，表示市府是逐漸實行新的工資法，所以不應該驚慌失措。墨瑞在提出$15元時薪之後說：「你們這些企業有3年的進程準備時間」之後西雅圖市議會通過了這個條例。
然而，3年能保證移民企業可以增加利潤去支付增加的工資嗎？
然而，為什麼像我們營運下的西華報卻是如此的步履維艱，我們的年收入就像Snoqualmie 瀑布似的急劇下降呢？雖然我們的目標不是要賺很多錢，但我們仍需要有足夠的收入來支付賬單，並且要有一個備用基金。而對華埠國際區的餐館，由於語言和文化障礙，幾乎沒有任何改善利潤的前景，市府如何期待他們有能力去增加工資呢？對於許多處境不利的企業，3年是不會改變任何事情的。
2014年西雅圖市議會在雷尼爾海灘高中（Rainier Beach High School）舉行的$15元最低時薪擬議提案的聽證會上，一位亞裔商人問：「我想知道要付給員工$15元最低時薪的錢，我要從哪裡找出來？」但沒有人有答案。市府確實為非營利組織提供了大量的贈款，但並沒有預留款額去幫助少數族裔企業突然需增加工資需付出的代價。
Tamarind Tree 餐廳老闆Tam Nguyen在2014年華埠國際區的另一個評議會的聽證會上表示：「一些移民企業每年只賺$5萬美元。」這個數目雖然很小，但對移民家族企業而言，使家庭維持生計和家人有工作做，這個成績算是足夠好的了。但$15元時薪法會使這些小企業無淨利 可言，將導致他們難以生存。
市府官員再次的沒把這些話聽進耳裡放在心上。市長和理事會假設企業將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和管理，自然就能承受法案要求的目標。
西華報辦公樓位於100多家餐館和雜貨店的心臟地帶，我經常在主流餐廳用餐，我可以告訴你，事情並不像官員們想要的那樣樂觀簡單。
如果看到亞洲餐館在東區的增長百分比，或許西雅圖已不再是新亞洲餐廳開業的理想城市。自2014年以來，許多朋友們每個月都瘋了似的開張新的美食亞洲餐廳。
除了失去的薪資和低時數工資外，我們西雅圖人還錯過了什麼？
父親節即將到來，我思忖自己是多麼幸運有兩個父親。但是，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卻從來沒有覺得我有父親。
當我五、六歲時父母離婚了。現在美國離婚率高達40％至50％，我同情離婚父母的孩子需經歷的種種遭遇。離婚使家庭聚會複雜化，你是否在父親節的時候，與親生父親或撫養你長大的父親一起度過？
有趣的是， 我從來沒有這個問題，即使父母從我小時就離婚了。生父和繼父現在都已經離世了，但是我經常在父親節時想到他們，反映了我童年時沒有父親的空白日子。
母親只是禁止我見生父，他們的衝突如此之深，我不能公開地和爸爸出去，直到我20多歲。（是的，我每年都偷偷摸摸見爸爸一到兩次）直到我從高中畢業前，繼父都不接受我。我懷疑的部份接受我的原因是，我在高中畢業生的公開考試中表現優異。大多數時候為養家謀生，他在亞洲其他國家工作。
當他回家的時候，我會盡量避開他，他若在客廳，我就到廚房或某個房間。我們通常持續的交流時間不超過五秒鐘，我叫：「爸！」他點點頭，承認了我。不過，他是說服媽媽讓我到美國求學的人，並為我的大學教育付了第一年的學費及第二年的部份學費，我永遠感激他，因為他無需有義務支持我上大學。我在美國的第一年，他從香港到美國來看望我，確定我沒事。他到達時恰是12月份的寒凍天氣，我記得他的皮鞋被雪和泥浸濕了，他很高興看到我。
除了我的婚禮外，平常的日子我從來無需在兩位父親間作出選擇，但幾十年前，為了作出選擇幾乎毀了我的婚禮。
多年前我撮合親生父母彼此和平相處不再怒目以對.我的家人終於舉辦了一場葬禮和三場婚禮，感謝他們分享的家庭史，不管過去有多糟糕，明天太陽仍會冉冉昇起高懸天際！
你還記得當20多歲時，已經完成了什麼成就嗎？
有些人可能會抓著頭腦感嘆地說：「絕對沒有」，然而你不是唯一這樣的人。有的人則會遺憾在青春時期虛擲光陰，錯過了很多機會為社區服務，但幫助別人或回饋從不會太晚。
但華盛頓州第一個華語電台節目的創始人和後繼者，可以分享無數難忘的故事，他們在華盛頓大學校友會上4 0多年來的第一次團聚中，約有30多名成員出席了會議，反映年輕時的好日子。
1973年，受到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的影響，一批來自香港的華大中國學生，開始成立了西雅圖的《華人之聲——Seattle Chinese Voice——簡稱SCV》。這是一個每週一次的華語廣播節目，為非英語的華人移民提供訊息、新聞和娛樂節目。成員大部份依靠20多歲的志願者，自1973年2月開播至1984年4月15日共持續了11年，由於KRAB被關閉《華人之聲》只好也隨之停播了。
雖然這個項目不再存在，但對其成員和社區的影響深遠。每個星期，包括餐廳和製衣廠工人在內的聽眾們，都迫不及待下一次廣播節目的到來。
當時沒有一個海外留學生有很多錢。他們能付出的是時間、精力、想法和對社會公道正義的渴望。他們的奉獻和承諾超越了表達出來的語言。
是什麼動機促使了創始人之一來自溫哥華的馮詠嫺？她發現「有許多耆老的華人獨自一人住，即使是死了也沒有人知道…….許多在製衣廠工會會議上見面，卻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她立即了解華人社區需要幫助，特別是翻譯服務。
當時最年輕的義工之一的劉惠蓮回憶說，有這麼多華裔女性做全職工作，比如她自己的母親，他們沒有時間學習英語，電台節目在這些婦女的生活中填補了空白。
目前住在休士敦（Houston）的創始人和神經學家黎志豪表示，電台節目喚醒年輕人。他說：「我們能做些什麼來幫助社區？」年輕人可以改變自己的社區，通過志願服務去了解我們的祖國、中國和自己的機會。
今天，華埠國際區組織大多是親中國而不是台灣。是的，這些學生不僅是先驅者， 也一直是有遠見的人的，不僅僅是在美中關係上，還有很多在其它的領域中。
從事媒體工作是壓力很大的。為了給自己充電，我最近去了加利福尼亞和墨西哥（California and Mexico）。
旅遊不僅是享受美食和美景，每一次旅程都會學到新的東西。旅行是智慧和聰明才智的考驗，對不可預見的情況，必需知道要如何應付。這次，在多次騎自行車循環跌倒後，我找到一種治療腳痛的方法。
一幅圖晝是這樣的……在浪漫的Santa Monica海灘與太平洋背景中，悠閒地騎著自行車的人，穿梭在微風搖曳的棕櫚樹下……我怎麼可以不騎自行車呢？誘惑勝過我的感覺，我居然忘了自己已經有30多年沒騎自行車了！
我想，一輛大型自行車對我來說不太安全，於是傻傻的選了一輛孩童自行車。在6英里的冒險中我跌倒了。當自行車偶然騎在木板路的沙灘邊時，我家先生不慎跌了兩次。跌倒並沒有讓我致命，即使我有幾個小小的瘀傷，但沒有足夠的空間來伸展我的腿，因此在下車後引起強烈的痛苦。這不是一場災難，我需要看醫生，但痛苦的是讓我成了跛腳。
有什麼可以快速緩解的方案？丈夫發現了一個提供足部按摩的水療中心。有趣的是，不是用按摩法，這是水療中心的熱水浴缸，它減輕了我的痛苦，我把腳浸在浴缸裡，感覺好多了。
第二天，燦爛的陽光是我的救星。你知道陽光可以消毒和治療傷口嗎？所以我在沙灘上蹣跚地走了一會兒，把我的腳暴露在陽光下半小時。接下來，我把腳放在酒店游泳池旁的熱水浴缸裡20分鐘。諷刺的是，我在旅途中從未使用任何酒店的游泳池服務。這次，它派上用場。現在，我左腳的疼痛已經恢復了。
你能戰勝可怕的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嗎？近來這個問題一直在我的腦裡揮之不去。
如果你和我一樣有家人得了阿茲海默症，那就得請注意了，因為這個病是有遺傳性的。如果你碰巧帶有這個缺陷的基因，那就逃脫不了會得這個病的命運。
近年來，現代醫學可以治癒癌症，並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輔助作用。看看著名的退休籃球超級巨星、魔術 Johnson，他患有陽性愛滋病毒（HIV）20年仍還好好的活著。再看看阿茲海默症，儘管已經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至今仍然沒有治癒的方法。
不要認為只因你家裡沒有任何人患有這種疾病，你就必定可以安枕無憂。
目前，超過500萬美國人患有阿茲海默症。根據阿茲海默症協會資料顯示，到2050年這個數字將增加三倍。即使你很幸運沒有得此病，但或也無可避免在未來的歲月裡，需要去照顧患有該病的親人。
靜雯博客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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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即將到來，我思忖自己是多麼幸運有兩個父親。但是，在我長大的過程中，我卻從來沒有覺得我有父親。
當我五、六歲時父母離婚了。現在美國離婚率高達40％至50％，我同情離婚父母的孩子需經歷的種種遭遇。離婚使家庭聚會複雜化，你是否在父親節的時候，與親生父親或撫養你長大的父親一起度過？
有趣的是， 我從來沒有這個問題，即使父母從我小時就離婚了。生父和繼父現在都已經離世了，但是我經常在父親節時想到他們，反映了我童年時沒有父親的空白日子。
母親只是禁止我見生父，他們的衝突如此之深，我不能公開地和爸爸出去，直到我20多歲。（是的，我每年都偷偷摸摸見爸爸一到兩次）
直到我從高中畢業前，繼父都不接受我。我懷疑的部份接受我的原因是，我在高中畢業生的公開考試中表現優異。大多數時候為養家謀生，他在亞洲其他國家工作。
當他回家的時候，我會盡量避開他，他若在客廳，我就到廚房或某個房間。我們通常持續的交流時間不超過五秒鐘，我叫：「爸！」他點點頭，承認了我。不過，他是說服媽媽讓我到美國求學的人，並為我的大學教育付了第一年的學費及第二年的部份學費，我永遠感激他，因為他無需有義務支持我上大學。我在美國的第一年，他從香港到美國來看望我，確定我沒事。他到達時恰是12月份的寒凍天氣，我記得他的皮鞋被雪和泥浸濕了，他很高興看到我。
除了我的婚禮外，平常的日子我從來無需在兩位父親間作出選擇，但幾十年前，為了作出選擇幾乎毀了我的婚禮。
第一場婚禮「如果他（你的生父）出席（你的婚禮），我就不參加。」我媽給了我一個最後通牒。
我心裡是希望兩位父親，能在我生命裡重要日子都同時出席。生父也想成為我婚禮的一份子，但當聽到媽媽的憤怒之言，他讓步了。
「別擔心，就讓你媽到西雅圖」他說。我知道他受了很深的傷害，最後是繼父伴我走下過道把我交給新郎。我經常漫思若換做其他女兒，會怎麼處理這件事，以避免傷害親生的父親？你可以嗎？
幾個月前，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讀了一篇有關結婚女人的文章報導，她有像我這樣的兩個父親，她在婚禮上考慮誰伴著她，在她一生中是生父還是繼父對她養育恩情最重？
她決定由生父擔任，當然這讓繼父非常傷心，因為他像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愛著這個繼女。
然而沒想到結局卻是令人難以置信。兩個爸爸各握著女兒的一隻手，一起走過走道。但這不是女兒的點子，而這位繼父也沒有要求有這份伴隨嫁女的榮譽。
在最後一刻，新娘的生父決定邀請繼父加入出嫁女兒的儀式，因為這些年來生父目睹了她的女兒，被另一個父親所愛和關心，這位繼父在自己女兒成長的日子裡，總是伴隨左右在她身旁。這位生父怎麼會看不到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真正親情？能和另外一個父親在婚禮上分享女兒的喜悅，應該是多麼有意義的事呢？
這真是個美麗的解決方案！這種做法只有在現今這個時代才有可能。但是，在過去的日子裡，讓兩位父親同時伴女兒走過走道是會讓人感到尷尬，因為這就明顯的告訴世界，我的父母是離婚的。這也是多年來即使是好朋友，我也不願意透露我的故事。這是件很難啟齒，也是很難長時間和朋友們不談及我父母離婚的這件事。實際上，我的沉默誤導了我身邊人，在意識上，我希望人們相信我有一個完美的家庭，生活在一個完美的世界，我沒有勇氣面對真相。
今天，對父母的離婚我已坦然於懷，但仍然是我最不喜歡分享的主題，希望我過去的心態是開明豁達的。
第二場婚禮當我結婚兩年後，在德克薩斯州（Texas）的弟弟準備要結婚了，父母中誰代表去參加婚禮的劇本，再次引起爭議。當家人因父母離婚造成分裂時，我和母親住在一起，弟弟由父親照顧。
老媽告訴弟弟：「如果你爸爸來了，我就不去」。
老爸再次沒能參加兒子的婚禮，母親和我參加了德克薩斯弟弟的婚禮。那時候，新娘這方知道弟弟的家庭狀況，他們只是沒有問，而我們也沒有多作解釋，但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老媽總是贏了她想要的狀況，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或弟弟從來沒提出異議。真希望那時我明智且堅強，能站起來跟母親抗爭，為什麼孩子要為父母的離異付出代價呢？
爸爸！謝謝你這些年來的理解和忍讓，向我們傳授了慷慨的真諦。
一場葬禮「我不知道你有另一個兒子。」一位朋友於2002年在繼父泰國的葬禮上問母親，弟弟為支持媽媽，從德州趕赴出席了繼父葬禮，儘管他與繼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另一位朋友說：「我不知道他還有其他孩子。」她指的是繼父自己的孩子。
「嗯！我們過去都有自己的故事。」媽媽的回答說明了因離婚率愈來愈高，很多人存在的實際狀況。她微笑的淚眼中已沒有更多深藏的秘密，揭開真相讓她徹底的自由了。因為數十年來，關於老媽的婚姻，她講了許多謊言去掩飾，她的羞愧變成了我的負擔和羞愧。遺憾的是她的女兒現在是作家，對任何事都無所不談，這些家事也成了一部份。老媽！可真對不起啊！
多年前我撮合親生父母彼此和平相處不再怒目以對。我問媽媽為什麼對爸爸如此的生氣？「他欠我錢。」她說。
我想這很容易解決。我告訴爸爸媽媽的心結，爸爸高高興興的償還了欠錢。從那以後，他們真的很高興能在家庭聚會中相互見面。
7年前，弟弟為女兒和女婿在香港的婚禮宴會請了所有的親戚，媽媽和爸爸都出席了，他們像老朋友一樣高興地說話，就像是老友的歡談。他們過去的聚會並不圓滿，但因為她是孩子的母親，這份關係是無法切割的，對父親來說也反之亦然。
不是生氣、憤慨或痛苦可以削弱這些事實，因為孩子們永遠不應該去承擔父母離婚的代價，只有用寬恕才能有助於大家朝各方面向前邁進。
我的家人終於舉辦了一場葬禮和三場婚禮，感謝他們分享的家庭史，不管過去有多糟糕，明天太陽仍會冉冉昇起高懸天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