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由華納兄弟影業出品的全亞裔陣容的《摘金奇緣》（Rich Crazy Asians）在好萊塢未演先獲轟動。電影畫面絢麗奢華，演員表演真誠有分量，是一部製作與演出極佳的優質浪漫喜劇，在影評網站「爛番茄」上更是拿到了100%完美分數的新鮮度。
《摘金奇緣》無庸置疑替亞裔在好萊塢寫下了歷史的新篇章，由好萊塢亞裔喜劇吳恬敏和由記者出身的華裔英籍演員亨利．戈爾丁領銜飾演，如此大陣仗的亞裔演員陣容表現，更是絲毫不讓人失望，十分精彩可期。
《摘金奇緣》的劇情本身算不上非常創新，甚至可能有些TVB的感覺，但這或許就是導演與編劇們想要傳達的訊息：亞裔影人與演員完全可以成功地製作與出演，這種具有普世價值的故事。導演朱浩偉多次採訪中都表示，希望《摘金奇緣》不僅是一部票房佳作，更能是帶起亞裔影人在好萊塢的起點。而此片新穎的部分除了全亞裔卡司，淋漓展現的新加坡人文風情（尤其垂涎欲滴的美食，真讓人有股衝動想搭下一班飛機去新加坡），以及對新加坡上流社會富人生活的闡述：私人大型遊艇，直升機，規模好比國宴的家宴，金銀珠寶揮之即來等，這些元素襯托故事，提升了劇情質感，深具畫龍點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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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年輕的亞裔女子在社區聚會上表達了她的願望，「我想做你的工作。」她說。雖然我受寵若驚，但她的話讓我感到困惑甚於震驚。
她說她在網上讀了西華報英文版的電子報，知道我做的所有事情……我希望都是些好事。然而，她不知道我必需在採訪後做些「骯髒」工作？從字面上看，那的確是個「骯髒」和「噁心」的工作！
也許，她喜歡我們寫的報導以及對社區的影響，在這方面我們的確是份很重要的報紙；如果她羨慕我們為市長和當選官員舉辦的晚宴，那真是聽起來是個既有趣又令人興奮的活動，不是嗎？如果她欽佩我們獲頒表彰有接近100個包括新聞、藝術和社區服務的獎項，那麼是會令人對我們這家小型媒體公司印象非常深刻的；如果她發現了拜訪我們辦公室的風雲人物（Who’s Who）的人數，包括花式滑冰世界冠軍關穎珊（Michelle Kwan）、奧運會短道快速滑冰金牌得主Apollo Ohno、前州長格萊戈瓦（Christine Gregoire）、駱家輝和現任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等重量級人物，這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很有魅力的工作！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們表彰了社區領袖和有色族裔女性不計其數，這是都是些很重要的活動；超過20年每年夏天我們舉辦《青少年領袖夏令營活動》，這是項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且，我們發表的強有力的社論，不僅去譴責醜惡和醜陋事件，同時也指出了好的令人稱讚的人與事，這對我們來說是大膽的行事，因為一些族裔媒體會迴避這些爭議，不去自找麻煩。
然而，這位年輕女士知道我之前曾收到過死亡威脅嗎？她是否意識到自2017年初以來，我是100%無薪為報紙工作，同時公司營運資金緊張？丈夫也是如此，自2016年來他一直沒有工資單？然而，他是身兼辦公室的電腦工程師、會計師和維護經理數項工作集於一身的人。
像《西雅圖時報－Seattle Times》、《埃弗里特先驅報－Everett Herald》和《塔科馬論壇報－Tacoma Tribune》這樣的大型出版商，要做什麼只要指一指就有助手去做。對我來說，我是一個同時出版中、英文兩份報紙的小型出版商，我能委派誰去做這些工作？只有我自己孤軍奮戰。
大型出版商如果他們的派報員生病會有後備人員頂替，不必親身親為去分派報紙。然而小報社的我們遇到這種狀況，那麼兒子、我和丈夫就得馬上接手上陣，這個情形幾十年來層出不窮的發生，就在上週再次重演，我們得自己在華埠國際區派發報紙。
大型出版商也不需要自己清理骯髒的報紙盒。但是我必需去做。有時，我甚至帶著膠帶和清潔用品來清理令人作嘔的爛攤子。
每天，我在華埠國際區流轉巡行，隨時重新裝滿6-7個報攤。宇和島屋的收銀員都知道我隨身總帶著當期的報紙去填滿報架，然後將這些袋子用來裝她們雜貨店買的東西。
兩年前，我帶著一個計步器來計算我每天走的步數。現在，我不需了，因為檢查報箱的步數對我來說已經足夠超過一天的步數，這是我keep fit的秘訣。
如果每個客戶都能按時付賬單，我們的財務狀況會好10倍。但是，沒有，許多人拖延甚至賴帳數月甚至數年之久。當你給他們打電話時，會得到一些一般性的藉口，比如「真的嗎？我以為已經付了。」、「你們的帳單有錯誤。」、「我們昨天才剛收到帳單啊！」一位客戶通過作弊的手法，向我們展示他送出的支票副本，而事實是銀行証明他從未寄過支票給我們。
大型出版商會增加不付賬單費的利息，但對我們小出版商來說是做不到的。如果加上罰款，大家會詛咒甚至大喊大叫。或許會說為什麼不把這份收帳工作交給討債公司呢？如果你這樣做，亞裔企業永遠不會原諒你。所以，我們必需自己做這些討債的「骯髒」工作。
收討壞賬不是我計劃作為出版商的工作項目，但收取呆帳這對任何企業的生存都至關重要。當客戶打電話給我們請我們去拿支票時，我真的很感激。有次，我走進一家餐館。東主遞給我一張支票說：「我不想郵寄。我想你會到店裡來吃飯。」我很想知道他把這張支票放在抽屜裡有多久了？
大型出版商不需要自己去追債錢，他們有一個龐大的信貸部門，配備了要求立即付款的討債硬漢。對我們來說，幾乎就像軟乞討似的，甚至不能提高聲調。你覺得像那位年輕的亞裔女士會去這樣討債嗎？但這是小型出版商生存的重要部份。
對我們而言要掙扎奮鬥的是為自己和生意創造機會，來對抗大量的數碼媒體。但是，當廣告商說「好，我會登廣告」時，這只是戰鬥的一半。
許多小型企業根本不知道自己應該放上哪些廣告內容，他們說： 「你來替我們定奪該怎麼寫。」如果這些企業不知道如何表達他們公司的實力，以及他們的服務使命，那對我們來說就不那麼簡單了，我無法確切抓住這些要旨，有時只好陳述狀況了。
大型出版商不必撰寫廣告文案或為生意而煩惱，因為他們擁有整個廣告和銷售團隊。在我的職位上，我同時是客戶的廣告和生意上的顧問，但我們只向他們收取廣告費而不能收取其它額外的費用，我們的服務有時甚至得超過收取的廣告費用和時間。我們得到的獎勵是與社區的關係更加厚實，我們珍惜社區對我們的信任。
在沒有太多廣告的時候，我很高興也願意有機會用英文或中文寫廣告。廣告使出版物更有趣，更具視覺吸引力。我有責任努力工作去拿到廣告，能按時向員工支付薪水，這是他們應得的報酬。
與作者合作如果工作本身不令人滿意的話，即使是用金錢也不能發揮作用。
一位英文版的自由撰稿人只想寫有可能獲得新聞獎的文章，這是她以低工資和沒有福利為我們寫稿的動力。
然而我們的挑戰是並非每篇要報導的事都令人興奮，而且都是可以獲獎的內容。那麼，作為出版商要如何激勵這些作者，願意去接受他們通常拒絕去寫的這類章？或者你的記者無法在截稿時間內完成報導，因為他們必需去接參加社區活動的孩子。
大型出版商不必忍受無禮對待， 如：「你在我的廣告中犯了一個錯誤， 必需為我的生意寫一篇採訪報導，才能彌補我的損失。」，或是「你刊出了錯誤的廣告，必需給我一次免費的廣告和一次額外的免費廣告作補償。」、「如果你們不為我們寫篇專訪報導，我們不會再給你們廣告。」許多企業主只贊成對他們有利的報導，當我們報導不是對他們有利的真相時，就會立即停止廣告，而這個怨恨可能持續十年甚至永遠。
大家想看到更多對我這個小型出版商的虐待事件，我可以寫出更多的狀況……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這位年輕女士是否瞥見了作為西華報中、英文版報紙出版人的我，在一些光鮮報導後得要去做的「骯髒」事，不知道她還想不想要「榮任」我的這項工作？
年輕人從臉書獲得新聞，有些年輕人不關心時事，這是可悲的事實，我無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
截至今天，我仍然無法找到重塑自我的長期解決方案，我們一直在做的事情根本不是創新。許多媒體都依賴贈款，限制他們做某些類型的報導。因此，這些網點並沒有做與社區相關的報導與溝通。
到目前為止，這位年輕女士已經看到了我們的「骯髒」部份。是的，多年來我一直在做噩夢。我的思緒把那些噩夢變成了冒險。
她還認為我的工作很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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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去投票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是公民應盡的義務與享有的權利外，它還可以顯示投票人的愚蠢、偏見、可笑，甚至是黑暗的動機。許多選民可能會有下列這些激情的表現，這是由於我們各自生活經歷和背景的不同， 因此投票的決定是相當複雜的、主觀的和感情用事的。試捫心自問，作為一名選民或候選人，在取決您的候選人時，是否更多是一種情緒上的反映？
請說實話， 您有多少次投票給某人不是因為他是一個強有力的候選人，而是因為您討厭另一個候選人？投票作為報復並不是罕見的事，憤怒常驅使許多人到投票站。這種作法可能會被原諒，但不會被忘記，反之亦然。在即將到來的初選， 由於選民對川普總統的不滿而去投票，我不會對此行為感到驚訝，因為這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就經常發生。許多白人男女選民不贊成希拉莉·克靈頓和她的丈夫、前總統比爾·克靈頓，因此決定投票給川普。
「我投票給她， 因為她是亞裔。」大家聽起來不都是很熟悉嗎？或者「我更喜歡有色族裔候選人而不是白人候選人。」有這種態度的選民，通常不是評估候選的資格，然而候選人的種族應該是決定的因素嗎？
這是進步的時代，在過去5年中，亞裔或少數族裔候選人的參選人數有所增加。當有多個亞裔候選人競選同一個席位要如何作出決定？困難的部份是，很多都是合格的候選人，就像2017年印度裔參議員Manka Dhingra和韓裔Jinyoung Englund之間的第45區競選一樣。最近這次初選，軟件工程師越裔Joseph Nguyen與護士管理員菲律賓裔Sofia Aragon競選第34區州代表職位，都同屬亞裔間的競爭。
最好的方法是採訪候選人（西華報採訪了這兩位）、參加候選人論壇，並與他們的支持者討論為什麼他們要支持這位候選人，並研究這些候選人所作所為的記錄。
性別問題也是如此。聽聽一些選民的意見，「如果這位女性幾乎和男性候選人一樣勢均力敵，那麼我會投票給那位女性候選人。」「我們需要投票給更多的女性。」「男人們經常立足政壇，現在輪到女人了。」
問題是，如果兩位候選人都是女性，這該怎麼選出其一？如果女性候選人不像男性候選人那麼有能力，那又該怎麼辦呢？
社區激烈份子常會與既定的候選人作鬥爭，儘管他是個更強大的候選人。而同時對待缺乏經驗幾乎沒有機會贏得勝利的競選人，卻以特殊的考量、優雅和感情來對待他們。
對我們這個社區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在競選公職前，已經有望當選的候選人或者注定失敗的候選人，是否已為亞裔社區做過任何事？」如果不可能贏的那位候選人，沒有真正做過任何事情，那麼為什麼一些社區激烈份子，會賭一個沒有為社區服務記錄的人呢？當然，這位不可能當選的候選人會說「我會傾聽並與亞裔社區合作。」
候選人在選前會說或者是作出任何事情，來討好選民並想方設法讓自己當選，因此作為選民的我們，應認真尋找要與我們社區服務合作的候選人，以及具備有完成工作能力的人，才是我們要選出的官員。
「為什麼要選輸家？每個人都說他會贏。」有些選民投票支持某人，因為他是被假定的贏家。
民意調查並不總是可靠的，選舉結果愈來愈撲朔迷離。以2016年總統大選為例，多數媒體預測希拉莉將獲勝。早在2004年，前州長格萊戈瓦（Chris Gregoire）即使她是全華州範圍內被認可的兩任總檢察長（attorney general)，在與前華州參議員Dino Rossi爭奪州長寶座時，卻是美國選舉歷史上最接近票數的政治人物之一。在重新計票後，在超過280萬張選票中，格萊戈瓦僅以多於129張的些微選票獲勝。
如果您投票給那些富有如川普的候選人，那您就瞎了眼了。川普表示，他的億萬富翁內閣成員不太傾向於被腐化而是更加潔身自愛，其實是錯誤的！
根據美國進步行動基金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的數據，至少有5名川普內閣成員濫用政府$240萬美元資金，其中包括租用私人飛機、購買特殊乳液和傢具以及濫用權力。
但是，我們無法一言以蔽之，紐約前市長Michael Bloomberg也是一位億萬富翁的政治人物，他除了不拿薪水和捐款以加強紐約市、美國和全球的一些計劃外，還為這座城市做了很多的好事。
候選人的名字是什麼？因為選民無法忍受候選人難記的名字，往往會把票投給了別人。 1990年，一位名不見經傳幾乎沒有參與什麼競選活動的律師 Charles W. Johnson，贏得了華盛頓州最高法院的席次，擊敗時任法官Keith Callow。媒體歸因於選民將Johnson與法官Charles Z. Smith混為一談的結果。其次，Callow並不像Johnson那樣普通，在投票箱上容易讀的名字常讓選民有熟悉舒適和友善感。幸運的是，Johnson是一位備受尊敬的法官，並已連任五屆。
在2016年的選舉中，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俄亥俄州（Ohio）州長John Kasich失掉了共和黨提名。一些移民抱怨他們不能發出Kasich的名字，而川普是一個容易被記住的名字。
前總統奧巴馬的英文名Barack Obama也不是容易被讀的名字，但他排除所有的困難包括他的非裔身份，成功當選為2009年1月20日—2017年1月20日的兩任美國總統。
已故政治大師吳國恩夫人Ruth Woo並不時常支持最合格的候選人。她經常說：「這位候選人先來找我支持，所以我已經答應選他了。」更合乎邏輯的方法是在您答應某位候選人前看看其他的候選人的資歷，花點時間了解競選的狀況和候選人。某位候選人咄咄逼人，但是您沒必要隨其左右。
1995年，前州長駱家輝和西雅圖前市長Norm Rice之間的競選就是個實例。Rice在駱家輝之前宣佈了他參選州長的意圖。社區裡許多美籍亞裔就迫不急待的全力支持Rice，但當駱家輝宣佈他也參選時，一些人卻叛逃到了駱家輝的陣營。它確實在兩組粉絲之間產生了一些不好的感覺。感謝上帝，Rice很親切不置喙詞去責難這些人。當時如果一些亞裔社區成員稍作等待觀望，那對Rice來說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選民通常依賴朋友和家庭政治氣候定奪選舉人，因為他們不可能有機會或時間與所有候選人見面。如果您的朋友總是公平、明智對時事有所了解，那麼從他那得到參考是很好的。但如果您的朋友帶有某些偏見，比如他是極忠誠的民主黨人或極黨派共和黨人，那麼您就必需謹慎地判斷。與朋友談論候選人作為資訊平台總是有幫助的。但是，必需確實要由自己得出結論。
我可以繼續寫些不理智的投票動機，但關鍵的一點是，自己得明白是什麼動機驅使您投票。即使是最後一秒，您也有權改變主意。要注意的是您的投票是否遵守了您的政治信念或減損了您的政治價值。投票是難以置信的，是一個全由自己去發現心儀候選人的旅程。
為了參與我們的民主，請回饋或稱讚自己成就了一項好的工作。
請大家熱心投票，參與8月7日的華州初選！
第7號國會區眾議員：Pramila Jayapal（偏向民主黨）
Pramila Jayapal是第一位入選美國眾議院的印度裔美國女性，她16歲時來到美國，已經在西雅圖居住了將近30年。作為預算委員會副主席和司法委員會成員，Jayapal在第一任期內舉辦了十幾次市政廳會議。
第31號立法區：Immaculate Ferreria（偏向民主黨）
菲律賓移民的女兒，Immaculate Ferreria出生在Puyallup，在Sumner Valley的一個小型家庭農場長大。
Ferreria是一位前小企業主，她說她將專注於無障礙和負擔得起的醫療保健、公共安全、環境保護、經濟增長以及確保居民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
第33號立法區：Kun Wang（偏向獨立共和黨）
他的朋友和家人稱Kun Wang為Kwan，出生於中國的青島，並於2011年成為美國公民。
根據在選舉手冊上的陳述，Kwan在23歲時開設並管理了他的第一家餐館。他是自營職業者，經營家族企業。他說，他將反對提高稅收，並對無家可歸危機採取強硬態度。
第34號立法區：Joe Nguyen（偏向民主黨）
Nguyen在第34號立法區出生長大，是越南難民的兒子。儘管經歷了巨大的逆境，Nguyen表示，他通過公共服務和努力工作的支持，打破了貧困的惡性循環，成為微軟的高級經理。
Nguyen畢業於西雅圖大學，獲得金融/人文學學士學位和經濟學輔修學位。
Sofia Aragon（偏向民主黨）
Sofia Aragon是一名菲律賓移民，曾在南西雅圖診所擔任註冊護士，並倡導奧林匹亞的平價醫療法案。她形容自己是改善醫療保健、經濟適用房、公共教育等方面的堅強支持者。
Aragon擁有 Loyola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西雅圖大學的護理學學士學位和華盛頓大學的經濟學學士學位。
第45號立法區：Manka Dhingra（偏向民主黨）
Manka Dhingra是Chaya（現為API Chaya）的聯合創始人，Chaya是一家南亞反家庭暴力組織，並在其董事會任職7年。她還是金郡的高級副檢察官。
印裔Dhingra正在尋求連任以繼續她的工作，以確保社會公平、負責任的交通投資、環境保護，並保護我們的孩子的未來。
第47號立法區：Mona Das（偏向民主黨）
圖片來自https://www.electmona.com/
Mona Das表示，她不是「職業政治家。」她第一次受到啟發，並幫助我們的社區成為生活、工作和養家的最佳場所。
Das經營抵押貸款業務，主要與南金郡的首次購房者合作。她擁有Cincinnati大學的心理學學士學位和Presidio研究生院的MBA學位。
第32號立法區第1號席位：Cindy Ryu（偏向民主黨）
Cindy Ryu競選連任。她形容自己是小企業主、公立學校、公共交通、環境和消費者保護以及公共安全的堅定擁護者。
當她成為Shoreline的市長時，是美國第一位美籍韓裔女市長。Ryu在Thurston和Lewis的鄉村長大。她和她的丈夫有3個孩子。
第33號立法區第2號席位：Mia Su-Ling Gregerson（偏向民主黨）
Mia Su-Ling Gregerson曾在州眾議院任職兩屆。她以前是SeaTac市議會議員和SeaTac市長，畢業於華盛頓大學。
Mia表示，她的工作重點是基礎知識，支持公立學校，使我們的經濟為家庭服務、改善交通，並確保奧林匹亞負擔您的稅收。
第37號立法區第1號席位：Sharon Tomiko Santos（偏向民主黨）
自1998年以來，Sharon Tomiko Santos一直代表第37個立法區。Sharon在候選人聲明中說：「我致力於改善所有學生的公共教育，創造一個讓每個人受益的經濟，並維護我們的普遍公民權利。我支持為學生和學校提高公平和卓越的努力。我相信採取肯定行動來創造平等機會。」
第41號立法區第2號席位：My-Linh Thai（偏向民主黨）
作為越南的難民，15歲時My-Linh Thai與家人一起移民到華盛頓州。她是表爾威學校董事會主席，華盛頓州立學校董事會協會副主席、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和PTSA家長。
畢業於華盛頓大學藥學院。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表爾威市。
第48號立法區第1號席位：Vandana Slatter（偏向民主黨）
是表爾威市議會前議員、公立學校家長、生物技術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她曾擔任華州參議員 Maria Cantwell的實習生，並於2007年被州長格萊戈瓦（Christine Gregoire）任命為華盛頓州藥劑局的4年任期。
作為一名美籍印度裔，Slatter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British Columbia）獲得藥學學士學位。
也許是穿衣服的方式？也許是髮型？或是行為舉止？或是體重？
華盛頓大學的一份新研究報告發現，超重的亞裔比體重正常的亞裔，更可能被認為是來自美國。研究人員還認為，超重的亞裔也被認為是合法在美國生活，這跟身高體重指數（BMI）正常的亞裔不同。超重的亞裔比體重正常的亞裔，明顯更被人認為是美國人，以及超重者也會被別人認為是已歸化美國的公民。但在白人、非洲裔或拉美裔群中卻沒有發現同樣的結果。
這項研究於7月26日發表在心理科學中。
研究人員分析了10項研究，有1,000多名大學生觀看了不同體重的男女比例，包括亞裔、黑人、拉丁裔和白人的照片，然後回答了有關照片主體國籍和其他特徵的問題。有些照片經過電腦修改，使照片中人看來超重或有健康的體重。
超重被定義為BMI大於25，正常體重為BMI小於25。
報告的撰寫人Caitlin Handron說：「在美國，有一種強烈偏見存在，認為美國人即是白人，這會對其他膚色的族裔造成負面影響。」共同撰寫人Sepna Cheryan補充說：「我們發現亞裔有一種反常的社會利益，那就是額外的體重讓他們更被視為美國人。」也就是說，研究人員認為，這種影響涉及到亞洲人瘦弱，而美國人壯健的常見刻板印象 ，所以如果亞洲人體重重，那麼他們似乎更看起來更是「美國人」。
在統計學上，超重是美國人常見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報告說，約70%的美國成年人超重或肥胖。當數據按族裔劃分時，亞裔美國人的肥胖患病率為11.7%，白人佔34.5%，拉美裔美國人佔42.5%，黑人佔48%。更具體地說，在美國，亞裔移民與本地出生的亞裔美國人相比可能超重。
同時這項研究指出了未來對定型觀念和身份認同的分析的潛力。例如，如果美國人被定型為外向型，亞洲人普遍被認為是保留的，那麼亞裔美國人如果是群眾性的話，似乎更像美國人？拉美裔美國人也同樣如此，因為拉美裔人常常被定型為外向型？
這對於在團體內部或外部被認為是潛在的後果。研究人員在文中指出，已經被邊緣化的人往往最容易受到行為或身體特徵的排斥。
研究人員在研究報告中寫道，世界各地的肥胖人口趨勢以及關於誰是「外國人」的共同刻板印像有助於研究。挑戰了美國人通常是白人的刻板印象。
該研究由國家科學基金研究生研究獎學金，西華盛頓大學教授研究資助和SPSSI資助計劃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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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想像一下，在西雅圖餐館用餐，但只能吃到牛排、魚和薯條，或雞胸肉。會想多吃點其它類別的食物嗎？感謝上帝！西雅圖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城市之一，毗鄰東邊的表爾威市也是。真正讓本地和本地的烹飪氛圍，在過去10年裡充滿活力的，是這些想象力的高度發揮，增加了許多不同的以亞洲主菜為標榜的飲食文化。
大家是否注意到愈來愈多的非亞裔，能專業般地掌握好使用筷子的技巧，有時甚至會讓一些不熟練用筷子的在美國出生的亞裔們尷尬？如果你迷上波霸奶茶，可能會意識到它不是美式飲料，它源起於台灣。你知道日裔美國人發明幸運籤餅而不是中國人嗎？你知道一位越南難民在加州創造生產了餐飲市場上流行的Sriracha辣醬嗎？你有沒有聽說過一位美籍華裔農民，在19世紀發明了一種能抵禦佛羅里達州（Florida）霜凍的改良品種橘子嗎？
根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簡稱AARP）的說法，較厚皮油炸的大蛋卷概念是起源於美國。當然，你聽說過雜碎（chop suey），這是在美國衍生出的一道中餐美食。傳聞清朝大臣李鴻章在訪問美國時，因吃不慣西餐，於是私人隨身廚師便將剩菜雜燴一鍋，恰巧有外國客人造訪，李鴻章挽留招待。客人品嚐後稱讚之餘向李鴻章詢問菜名，李隨口一句「雜碎」，用一個有趣的名字來瞞混客人。順便說一句1952年由彭長貴在台灣發明的左宗棠雞（General Tso’s Chicken）在美國也頗受歡迎，常見於美國的中餐館。我的許多亞洲和非亞洲朋友們都承認，吃飯時若沒有白米飯就無法搭配成局，白米飯顯然已成為美國人飲食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如果您最近吃過這道夏威夷美食的開胃菜，有時也會作為主菜的生魚沙拉poke、韓國泡菜、日本壽司、粵式飲茶，中東的食囊（naan）或越南的pho 請舉手。當我前幾週在金郡議會上為慶祝亞太裔美國人傳統月（Asian Pacific American Heritage Month）發表講話時，我驚訝地發現在被問及最近是否有吃亞洲食品時，超過80%的聽眾舉手。然而大部份聽眾並不是亞洲人。
亞洲美食除了日本料理外，其特色之一是價格低廉。選越南三明治（banh mi），泰式炒麵（pad thai），炒飯或韓國石鍋拌飯（Bibimbap）相對便宜，可以很快填飽轆轆飢腸。如果預算緊張，或與小孩一起用餐，或與朋友開懷聊天，亞洲餐廳的休閒風格將完美契合需要。
當主流餐廳在聖誕節和元旦這些的重大節日休息時，亞洲餐廳每年365天營業可以是好去處，尤其是中餐館更是全年不休息。
亞洲美食激勵愈來愈多的美國人去冒險嚐鮮。例如，過去五花肉（Pork Belly）在主流餐廳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現在可以派上用場，且烹製的相當味美豐腴多汁， 我幾乎無法相信它能被呈現在主流餐廳的桌上。
現在去美國餐館向服務生要醬油、薑黃、芥末或照燒醬（soy sauce, tumeric, wasabi, or teriyaki sauce）是沒問題的。亞洲醬汁和炊具如炒鍋（woks），已被納入許多西餐廳廚房的道具。有不少的美國餐館在菜單上也提供壽司卷（sushi rolls）……
今天的餐館僱用白人或墨西哥廚師來做中式餃子或日式生魚片也炒菜。許多成功的亞裔廚師，在美國餐廳工作並以亞洲風味菜餚為主，他們的美食口味非常棒，為什麼？因為他們能將融合的亞洲烹飪技巧引入佳餚美食中但不特意宣揚它。
儘管許多歷史學家會指出亞裔美國人在19世紀建造鐵路方面的貢獻，近代在技術、建築、科學和工程方面也著有成就，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其實亞洲太平洋島裔的烹飪興起，對食品工業的影響，事實上亞洲餐館和食品製造業正 在推動經濟發展。
根據社區領導Charlie James的說法，120多家亞洲餐館、亞洲超市和食品製造商，如在西雅圖華埠國際區製作幸運籤餅的聚昌麵廠，被認為是亞洲社區的強經濟商家之一。
並不是所有的亞洲餐館都由亞洲人擁有。野薑餐廳（Wild Ginger）為白人企業家Rick Yoder擁有，並提供傳統的亞洲美食。
廚房工作人員大部份是亞裔，這些食品機構為新移民提供數千個就業機會，同時也提供餐飲服務。當我在大學打工當服務員時，我是這個行業的受益人，因為我每天都有現金小費和免費食物。我的竅門是買一份雙層漢堡（兩份碎牛肉）或者兩碗自助餐的炒飯，這樣就可以將食物帶回家，可以節省了我的鈔票和烹飪時間，因為不需要去買生的食物，然後下廚做飯菜了。
金郡亞洲超市數量的增加也擴大了公眾對亞洲異國情調水果和蔬菜的興趣和知識。這些商店受到不同客戶的光顧不僅僅是亞洲人。同時，亞洲市場渴望美國的海鮮產品，如象拔蚌（geoducks）、龍蝦、鮭魚和蛤蜊，這有助於促進美國和亞洲之間的進出口業務，促進貿易和就業機會的創造，這些貿易公司中有許多是美籍亞裔人士擁有的。
食物在促進人際關係中發揮著魔力。它將家庭、朋友、不同文化的陌生人，甚至敵人聚在一起。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與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藉著宴會中成功的談話，釋放了被北韓囚禁的3位美國人。在遇到挑戰之後我們常會做什麼？ 好好吃上一頓。
食物是談判者在艱難談判或崩局後期待未來的動力。
亞洲食物反映了數千年的文化和歷史。這些菜是美式的，是做得道地的，還是融合式的並不重要，它展示的是在美國亞洲美食的發展。我仍然期望亞裔美籍廚師能夠用一種創造力來準備美味的主菜，而不只是把餐盤傾放在餐桌上就了事。要做到讓食客的嘴巴對著食物垂涎三尺，心裡想著要快點拿起叉子或筷子大快朵頤，享受精緻和不可抗拒的美食一番。
我自豪宣佈，我已嘗試過各種亞洲美食但仍常常渴望能吃到更多的佳餚。如果讀者最近沒吃亞洲食物，你只是不知道已錯過了一些人生的享受。具諷刺的是，我是那些在年輕時錯過吃美食的人之一。當年的我不願嚐吃其它異國風味的餐飲，僅僅停留在中國和日本的食物上，也對其它亞洲食物一無所知。我感謝所有非華裔朋友的耐心，教導我他們的文化和飲食。你們給的是我珍惜的祝福和經驗，且已經融合了這些成為我飲食的一部份內容。在此也鼓勵我的非華裔朋友要勇敢地品嚐各種「奇怪的東西」。
實踐是我現在的座右銘。每個國家都有許多可歷數並提供的美食，只需要去嚐試，直到發現各國飲食文化中最好的珍餚美味。這個旅程一直很豐富、有趣、令人興奮，且使我欣喜若狂！
近日，哈佛大學被指控招生涉嫌歧視美籍亞裔。儘管美籍亞裔申請者在考試分數、評分等級或課外活動表現較其他族裔優秀，可是校方壓低美籍亞裔申請者在積極個性、人緣、勇氣、平易和藹及獲得尊重等「人格特質」優點上的評分，降低美籍亞裔生入學機會。
哈佛大學2013年內部評估顯示，如以學術成績作為唯一招生標準，美籍亞裔錄取率將由實際的19%增加至43%；若考核運動特長及校友親屬優先入學的評分，比例減至31%；如加重考核課外活動及個人表現的評分，比例降至26%；若使用「人口統計——Demographic」計算，則更下跌至18%。
學生公平入學（SFFA）組織表示，這反映了亞裔美籍校友、在校生和申請者一開始對該校作法的懷疑是對的。該組織強調，20世紀20、30年代，哈佛對猶太裔申請者設限額被視為合理，現在該校出現了相同的歧視和刻板觀念。
美籍亞裔教育聯盟（AACE）強烈譴責哈佛大學有系統的、公然的模式化，並提高某些項目的錄取標準，嚴重影響美籍亞裔申請人的入學機會。若校方拒絕改變，將是當代的《排華法案》。這類不合宜的規定，經常被名牌大學如哈佛，假借以「族裔多樣」的美名執行，僅因美籍亞裔政治影響力有限，且慣於忍耐不公，鮮少為自己權利發聲。
此外該聯盟注意到許多美國精英大學採用與哈佛類似的招生模式，這種不正當地歧視美籍亞裔申請者，是絕對違法和不道德的，我們必需要立刻制止！
（本報訊）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是一所本部坐落於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學。其因歷史、學術影響力、財富等因素而獲評為世上最享負盛名的學府之一。
近日哈佛大學被控招生涉嫌歧視美籍亞裔學生一案，根據代表美籍亞裔學生狀告哈佛的「 學生公平入學 」（SFFA）組織向法院遞交的文件，美籍亞裔學生在「人格特質 」部分的整體評分一直偏低，因此入學率遭到壓低，若非如此，根據哈佛2013年對其招生政策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哈佛美籍亞裔學生比率可增加一倍以上，達到43%。
SFFA指控哈佛在招生上，系統性歧視亞裔學生，違反民權。SFFA稱哈佛實行「種族平衡」的軟配額制度，致使亞裔學生錄取人數因人為因素降低，而讓一些較不合格的白人、黑人與拉美學生獲得入學。
據相關報導，SFFA所提交，分析逾16萬份學生紀錄的一份文件顯示，在正面人格特質上，包括好感度、勇氣、友善與受到廣泛尊敬，哈佛給亞裔學生的評分，一直是低於其他申請入學學生。
在招生要求上，亞裔學生在考試成績、學業成績和課外活動等方面的分數，都高於其他種族與族群，但因亞裔學生的個人「人格特質 」分數偏低，
因此大為降低被錄取的機會。
哈佛這所名校是莘莘學子嚮往的校園，該校今年的新生錄取率僅百分之四點六，因此哈佛大學招生過程是否涉及不公，格外引起外界興趣；哈佛這幾週努力不讓該校內部調查的一些文件內容公諸於世。
SFFA以哈佛內部研究辦公室（OIR）2013年對該校招生政策所做的內部調查報告，作為哈佛對亞裔學生存在偏見與歧視證據。
哈佛15日強烈否認指控，表示該校專家的分析，未顯示其中涉及歧視，而哈佛尋求多元，是哈佛揀擇學生時一項寶貴的政策。
如欲參看英文原文請瀏覽：nwasianweekly.com, under the opinion section
大多數亞裔父母認為，培養孩子們接受優秀高文憑的教育算是足以善盡職責。如果父母向孩子們傳授道德和善良的智慧，就算完成了他們一生的養育之責，然而這並不完全。
我沒教我的孩子們如何致富，既無法幫他們去哈佛大學，也沒有教他們成為我羨慕的許多父母，讓兒女成為出類拔萃的運動員。我很遺憾，沒有在他們的職業選擇中引導他們太多。不過，我很自豪地是：在他們的成長的過程中，能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快樂性，這一點我想是大多數亞洲父母在養兒育女時往往忽視的內容。
我的成長經驗給了我一些啟發我孩子的見解。成長時期我很少感到快樂。相反，我感到羞恥、自卑、傷害和悲傷。回想起來，我意識到母親由於與父親的離婚，而經常產生抑鬱、怨恨、憤怒和激動，以及繼父對她的承諾的失敗。好多年的夏天，她得離開家與繼父在國外工作。每年夏天，我都只得和祖母及同母異父的弟弟呆在一起，因為他太小，不能和媽媽一起旅行。毫無疑問的是媽媽生活中的失望、無助和孤單感影響了我。
我灌輸兒子們看到一天中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另外，我經常提醒他們，他們有生命中無限的恩賜，而其他人或可能找不到。永遠不要把你的有利條件視為理所當然，因為這些條件很容易處於相反的逆流中。
當他們在生命的關鍵時刻面臨重大決定時，我會問他們：「你快樂嗎？」然後接著問：「為什麼？」令我驚訝的是，大兒子曾回答說：「我有好父母和好朋友。」感覺自己不必是唯一負擔任何不幸和痛苦的人，這真是太好了。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你都有一個支撐系統，在任何惡劣的時候，有人會在你身邊。
隨著年齡的增長，即使在困厄發生時，我也會感到安靜和欣賞。經營一家媒體公司幾十年來，我經歷一場又一場的危機。如何應對挑戰是衡量我提高成就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個標準。為了保持我的理智，並在最壞的情況下感受到動力和愉悅，我為自己設下了新的哲學理念。其實，這些態度使我不會認真對待事情，放手讓大家開心。
我親生的父親曾告訴我對人對事要有較低的期望，如果想放鬆，感到快樂，降低期望是個法門。這與許多成就者設定高目標的行事是相悖的，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不可能且不切實際的。研究發現，完美主義者犯自殺事件只是因為認為自己不夠好。所以我為我的工作設定了零目標，並且不指望回報。相反，我列出了有趣的目標，但我會努力完成工作。如果期望值較低，可以減輕不必要的壓力，並且在發生爭議時會很從容坦然。因此，當結果意外美妙時，我總是心存敬畏。
如果你身體持續不斷的有痛苦，你能開心嗎？如果你患有精神疾病懷疑周圍的人，你會無害嗎？如果身體有病而不得不整天受限困制在床上，你會滿足嗎？如果你患有威脅生命的疾病，怎麼能在晚上平靜地睡覺？當然，有些時候我想放縱自己去嘗試冒險，玩各種不可思議的狂野行為，但值得冒著生命危險去任意胡為嗎？不不不。
根據許多健康研究的研究，如果你正經歷慢性失眠，你不會高興。連續的失眠會導致抑鬱症和健康問題。一張好床，漂亮的臥室環境和睡眠衛生是需要的投資。每天晚上練習睡好，可以提高免疫力、記憶力、情緒和外表。
這個詞不僅限於工作與生活的平衡，而且也是我們人生的選擇。例如，我聽說有些父母因為一些不合邏輯的理由，如僅僅是因為某個兒子或女兒更聰明、更成功、更漂亮……而偏坦，造成夫妻間的爭執和兄弟姐妹的競爭。不平衡可能會引起對包括你自己在內的有關各方的爭議和不滿。
有些人認為如果他們贏彩票，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就能獲得快樂。切記這只是個神話，根據BusinessInsider的數據顯示，大多數中獎者無法增加幸福感，因為他們有更多的錢。隨著時間的推移，興奮消失了，或許大筆錢也跟著消失了。
與朋友和親人共進午餐或晚餐也很有趣。因此，我捐贈非盈利機構CISC為前州長和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提供的午餐競標，我在Palisades主持了這個午餐會。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週五，駱家輝分享了他的經歷。有好的陪伴與來賓們的愉快而熱烈談話聊天，讓每個人都很開心。
您可以創建自己的冒險，如購物、製作東西或去當義工。對我來說則是巧克力。
幾天前，我去了趟西湖購物中心對面的See’s Candy。店裡沒有顧客。當我走進來時店員說：「我一直在等你。」在我張開嘴要說話前，她說：「嚐嚐樣品如何？」See’s Candy總是給顧客一塊巧克力，而不是一小口的份量。
「哪種黑巧克力的糖分較少？」我問。「那些含有堅果的」她回答。所以我買了幾塊黑巧克力，裡面有葡萄乾、核桃、花生、杏仁和一些堅果。總價是$3.60美元，我給這位女店員$5美元。
「不需找零」我說。你不會相信我得到的是個拒絕的答覆。
她說：「你不用客氣，我做這份工可以賺不少錢……所以請把錢給別人，成為某個人的英雄。」一個普通女人的嘴裡竟能說出這麼不平凡的話！我為之驚呆且受到了啟發。因為一般人都會接受我的錢，並說「謝謝你」（兩年前，我給她的同事一份小費，因為她在農曆新年期間能找到我需要的紅色盒子，她沒有說不。 ）在Westlake Mall外，有位街頭歌手和單人樂隊在表演，還放了一個牌子「退伍老兵為孩子撫養費籌款」。我把那位女店員找的零錢扔在他的口袋裡，一邊享用我的黑巧克力。多麼美好的一天！
除巧克力外還有許多可以增加心情的食物，如牛奶、玉米、開心果、魚（尤其是鮭魚）、維生素B12,B6、藜麥（quinoa）、酸奶、白菜、蘑菇、豆類，雞蛋和甜點。我不是主張吃更多的糖果。但是，一旦不高興或生氣，甜點可以給提升出好的情緒。那麼酒精呢？酒經常在聚會上出現。然而，很少有人擔心毒素對大腦的影響，情況是只要喝下少量的乙醇（ethanol）就會破壞我們的大腦細胞、記憶和想法。酒精最初可能會暫時麻痺你的感覺，但它不能讓酒後的感覺良好。
《紐約時報》最近的一份健康專欄說，每週鍛鍊一次的人往往比那些從不鍛鍊的人更快樂。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最近，我發現並開發了我的新幸福方程式。在我最後一次去香港參加媽媽的葬禮時，我住在維多利亞公園附近。公園的慢跑道讓我心曠神怡。這是我第一次在維多利亞慢跑，儘管我十多年前曾是香港居民，這個經驗讓我欣喜若狂！
通過鍛鍊與自然相結合而創造新的體驗足以激勵人心。難怪我的朋友說他有趣的目標是參觀美國所有59處國家公園。另一位朋友的熱情是到華盛頓州各地的公共高爾夫球場玩。每天學習或做新事物，可令人耳目一新。一個有意義的目的是期待新的一天的理由。如果不能想到做一些新的事情，那麼就學習如何唱一首新歌、讀一本新書或一首詩。如果你彈鋼琴，不妨找一段新章節好好彈奏享受一番。
我最好的朋友總是提醒我「把你的祝福算上一份」。她有一個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c）的兒子。也沒有詳細說明到底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對父母的挑戰有多大，朋友沒有把生命歸咎於不公平，也不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她的態度是通過照顧兒子，在兒子的小組中做義工，以確保孩子們有一個安全和溫暖的環境。
態度是人生的關鍵，我選擇快樂。有人說：「做一個快樂的自己，那麼快樂的理由就會源源出現。」
我在總檢察長辦公室成立了一個公民權利部，為每一位華盛頓人打擊歧視並為公平和尊嚴而戰。受前任助理總檢察長、民權律師和西雅圖市議會議員Wing Luke的啟發，我以他的名字命名這個民權部門。如果您有公民投訴請聯繫Wing Luke民權部，網址為www.atg.wa.gov/have-civil-rights-complaint。
作為一名年輕的亞裔美國女性，我意識到前幾代人為我的權利而奮鬥，如果我沒有去保持和擴大他們的精神而繼續鬥爭，他們可能會失去後繼者。所有推動社會正義運動的人的勇氣、同情、犧牲和艱苦的勝利，激勵著我邁向激進主義的生活。隨著社區的發展，我們必需通過繼續抗議不公正的政策和立法，打破模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並通過展示我們的力量和聲援其他的人，來推進正義力量從而激發這一變化。
1966年我聽說了一位在紐約Harlem鄰里一位叫Malcolm X的Vista志願者，這是我第一次被啟發要為革命性改變而工作。當我回到西雅圖時，我幫助組建了華盛頓大學黑人學生會（Black Student Union）。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一起，我們致力於解決各種社區問題。那時，有兩個黑人女孩被踢出Franklin高中，並被告知她們的頭髮要更像淑女。所以我們接管了Franklin高中。這些經歷繼續影響我的工作。我繼續教育人們關於種族主義和實施政策以創造更多的社會公平。
我是一個生有7個女兒的尼泊爾（Nepal）家庭中最小的孩子。父母通過給我們最好的教育讓我們成為兒子。母親說：「你可以成為一個女人，但男人不能做到女人做不到的事情。」我離開了辦私立學校的家族企業，在尼泊爾開辦了一個非營利組織《女性鼓舞社區——Women’s Inspiration Community》，幫助弱勢婦女獲得信息和知識的權利從而改變她們的生活。我們移民到美國與女兒們在一起，在過去19年來，我一直在通過不同的領導角色，為正義平等、差距和邊緣化社區爭取勝利。之後我獲得了作為Interim執行董事的夢想工作。幾年前我在洛杉磯遇到了Bob Santos（Interim的創始人）。我是一名社會活動家。我會繼續他的工作和遺產，會一直為移民和難民說話和爭取他們的權益。
激勵我做工作的是我的32名工作人員。他們幫助那些處於較低位置的前線人員。他們的激情是驚人的，他們幫助那些出獄並想改變生活的人，聽取他們的成功故事激勵我。我喜歡打一場精彩的比賽，為無聲者發聲。我們不會休息，直到每個人都受到教育，頭頂上有一片屋頂的天空，並為他們的家人有一個安歇的家。我希望將能從業務中釋放出來，但不能。我們只能繼續前進，為達目標永不停止怠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