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南希
疫情三月份開始在西雅圖擴散，相關的封城令，居家令已讓我不安，更大的不安是家裡還有位96歲高齡的母親，
疫情之前，老媽每個月得去家庭醫生的診所，然而每個月的這趟出門看病，成了我的惡夢和壓力。老媽住在自己沒有電梯的公寓三樓，看病時需要一位接送的司機，我家先生義不容辭的承擔，老太太需要人攙扶，家居看護得前後照應著，我負責陪她看醫生，向醫生報告她的近況，下班後得去藥局取藥。雖然一個月就那麼一次，但如此這般的寒暑往來20多年，幸好相安無事，但在老媽愈來愈年邁的狀況下，這樣的看病過程是愈來愈不輕鬆了！
老媽行動漸漸遲緩，通常11點的門診，我們需要8點就開始準備打理，老太太的漱洗穿衣穿鞋需要一個多鐘頭才能就緒。出了她的房門到走下三層樓的台階，到進入車內繫上安全帶，最起碼是40分鐘的過程。到了診所門前，下車進入診所安排坐下，半個鐘頭是少不了的。之後回家上樓入屋又是一個大工程。一個早上，在三個人的工作下，才能完成一次老媽看門診的任務。之後的兩天，老媽幾乎整天得臥床休息，因為她已經是累到不行，需要再次培養精神氣力。雖然過程累人，但她的林星家庭醫生對她的狀況瞭若指掌，我們十分信賴依靠。
但疫情讓每個月得去看病的家屬陷入困境，出門就診面臨可能被感染的風險，尤其對一個上了90歲的耆老更是騎虎難下，好在這段時間，她的家庭醫生可以電話問診，解決了燃眉的問題。 之後朋友看到了孫頌捷醫生可以提供上門看病的服務消息，於是將名片截圖給我，要我試試找他作為後援醫生，我隔天就打電話問訊，得到肯定的答覆並約好了上門看病的日期和時間。
當天我在公寓大樓外等候，在不遠的停車錶處，看到了一位穿醫生袍服的年輕人正在付錢，之後我看到他戴著口罩拿著問診包，就像鄰家的大男孩般輕快朝氣的向我走來。我們短暫寒睻幾句，就直接上樓問診老太太。
孫醫生不到40歲，在美國出生長大受教育，從醫數年並開業有自己的診所。他還能說一囗不錯的普通話，和老媽溝通基本沒有問題，這讓他具備了很關鍵的條件。因為移民耆老是絕對需要能和他們說同樣語言的醫生，可以減少心理壓力並增加信任依賴。孫醫生詳細問診，並一一作了紀錄，同時主動提出一些後勤支援和後續的訊息，並留下了任何在老媽媽有需要時都可上門問診的電話425-591-8657。老媽媽十分滿意他，我也深感慶幸能有這樣的援手作後盾和支撐。
我好奇的問為什麼他的普通話說的這麼好？他說從小得說普通話，因為奶奶不會說英語。我又問有自己的診所為什麼還要出門問診，他說因為很多人有這個需要，應該擴大服務，尤其對有需求的華人家庭。我從而看到一個從敬老家庭中養育的好孩子，一個心中有愛的好青年，是我，更是我們華人社區的瑰寶。
醫生是一個最不需要去推銷和促銷的行業，能夠在美國執業的醫生，是有其必備的學歷和資格，不需要我在此贅述，但我今天鋪文陳述並介紹孫頌捷醫生，是因為我得到了在疫情下主動伸出的一雙援手，一顆善良濟世的醫者之心，即使我家老媽已有長期照顧的家庭醫生，但孫醫生仍願意在萬一時刻，到家裡提供最快的馳援，這份光明和希望的強心針，讓我可以無畏無懼陪著年邁的老媽走向人生的終站。
在此將我的感激之心與讀者分享，尢其是對在疫情下不願和不能去醫院的人，是可以得到孫醫生的援手，就像我一樣的幸運和感恩。
LAW OFFICES OFDENNIS LAM
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的回憶錄《應許之地—A Promised Land》，將於大選後不久的11月出版，他的出版商企鵝蘭登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9月17日作此宣佈。此回憶錄11月17日將以25種語言在全球發行，包括西班牙語，中文，阿拉伯語，捷克語，芬蘭語和越南語。
奧巴馬表示，在書中，他還試圖讓讀者感受到他和夫人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在那些年裡經歷的個人旅程，那些難以置信的高潮和低谷。此外他還指出，「在美國正在經歷如此巨大的動蕩之際，這本書提供了我的一些更廣泛的想法，關於我們如何在未來彌合我們國家的分歧，讓我們的民主為所有人服務——這項任務不會取決於任何一位總統，而是取決於我們所有參與其中的公民。」
預計對這本書的需求將非常大，而Penguin Random House的印記Crown則訂購了300萬冊的美國版的印刷品。為了應付如此巨大的訂單，Crown計劃在德國印刷大約一百萬本書籍，並安排了三艘配備112個集裝箱的船隻，將這些書籍運回美國。
奧巴馬總統回憶錄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奧巴馬不僅是一名政治人物，而且還是作家。他的第一本書《我父親的夢想》由Peter Osnos於1995年在《時代》雜誌上出版。Osnos說，在奧巴馬與Simon & Schuster的原始合同被取消後，他付了40,000美元的預付款，因為奧巴馬花了太長時間才交付這本書。Osnos在談到從4萬美元的交易到6500萬美元的收益時說：「那一定是出版歷史上最大的弧度。」
Ruth的突然去世，可能不僅僅是女權界失去了一位旗幟性的人物，更重要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對整個美國的長期走向產生微妙的影響。此前的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是5:4，現在Ruth去世，川普在自己第一個任期僅僅只剩2個月不到的時候，又有了極為難得的提名機會，自然會再次提名自己心儀的人員，此消彼長，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很可能是壓倒性的6:3，這對於美國政治的長期走向可以說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1961到1963年，她作為研究員和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國際程序法計劃的的副主任，1972到1980年，她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在那裡她成為第一個獲得終身教職的女性並與人合作撰寫了第一本關於性別歧視的法學院案例書。1977年，她成為史丹佛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員。1972年，Ruth合作創辦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女權計劃，並在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總法律顧問。作為女權計劃的首席訴訟律師，她在最高法院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件辯護。這些案件支持檢驗基於性別的法律分類的平等保護標準的中度審查的最終發展和應用。她的倡導和工作促成了在法律的許多領域中性別歧視的結束，因此獲得了極高的聲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