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5月，數百萬高中生在他們的大學申請網站上點擊「接受」按鈕，承諾他們將在那裡度過未來四年的生活。
他們已經正式完成了大學申請——這是一個令人生畏、難以承受、充滿壓力和精神挑戰的過程。過去兩年，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影響著2026屆學生，從他們高中二年級開始，申請大學只會變得更加困難。
「疫情開始時，我的日常生活被完全打亂了。我和我的朋友們都感到完全不知所措，」加州弗雷斯諾市布坎南高中（Buchanan High School in Fresno, California）的高三學生Emily Chen說。「突然變成遠程學習，不僅使我的成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保持，而且我的暑期實習被推遲了，辯論比賽也被取消了。」
這些課外活動，包括暑期夏令營、科學博覽會和社團活動正在變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學生們試圖在愈來愈多競爭激烈的申請者中脫穎而出。跟據大學招生網站「大學機密-College Confidential」的數據顯示，過去兩年申請人數激增，部份原因是可選考試政策。哈佛大學的錄取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為3.19%，斯坦福大學為3.95%、布朗大學為5%、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為14%，全部都有所下降。而對學生來說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答案是壓力，很多壓力。
「我的心理健康受到了打擊，就像我的很多同學一樣，」加州弗雷斯諾大學高中（University High Schoolin Fresno , California ）的高三學生Emilea Okayasu說。
「我被孤立了，所以我高中的大部份時間都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對未來四年要做的事情感到困惑和壓力。」
「大學錄取過程非常困難，我幾乎是一個人在摸索。你不能把事情搞砸，忘記提交文件，尤其是像助學金這樣的事情。更糟糕的是，我身邊沒有輔導員這樣的人來幫助我。」
事實上，由於大學在申請中要求多篇論文、助學金文件、成績單、考試成績和推薦信，因此錄取過程往往是模糊的。
由於無法親自接觸到學校的指導顧問，許多學生不得不自己應對一些棘手的問題，例如我應該參加SAT考試嗎?我要申請多少所大學?申請哪一所大學?助學金如何運作?我要參加什麼活動?
Christie Saetang是加州奧蘭治市（Orange, California）奧蘭治高中（Orange high school）的一名高三學生，她發現自己很難回答這些問題。
「在高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計劃好了大學生活。我要在大學取得好成績，在SAT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參與課外活動，與老師建立有意義的聯繫。但疫情打破了這一切。突然間，我覺得自己無處可去，我所做的一切都不夠好，永遠都進不了大學。那是一段艱難的時期。」
她說內部和外部的壓力是她焦慮的根源。「我害怕失敗。我也害怕讓我的父母和家人失望，因為我一直承受著考上名牌大學的壓力。家裡關於我上大學的氣氛讓我覺得如果我沒有被斯坦福大學、常春藤盟校或麻省理工學院錄取，我就會失去職業生涯的機會。」
Saetang的故事很普遍。文化和父母的期望是亞太裔高中生經常遇到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聲望的價值，比如成為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而且許多有移民背景的亞太裔家庭，尤其是東亞家庭，將大學教育視為對小學、中學教育、音樂課以及學校導師多年投資的回報。
《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的Allison Singh表示:「來自嚴格的亞太裔家庭的學生總是被寄予厚望，就讀常春藤盟校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從本質上說，上一所「好學校」意味著在研究生或專業學校有更好的機會，意味著更高質量的職業選擇和未來的經濟保障。
這是一個很大程度上錯誤的假設。精英本科學校不是精英研究生院的「附屬」學校。例如，在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 所代表的本科院校就像學生本身一樣多元化。通常，通往職業生涯的道路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死板。
Saetang、Chen和Okayasu分別計劃報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a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和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現在他們很高興大學申請流程結束了。
「當我進入伯克利時，我如釋重負，」Saetang說。「我很感激能被錄取，但是，回顧過去，我知道我在任何一所學校都會很開心。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擺脫那種以成就衡量價值的思維定式。現在看來，那種心態是多麽的不合理，但對當時的我來說是非常真實的。」
她祝願即將升入高中的學生們都有好運和勇氣。不要去在意別人的想法，尤其是那些你幾個月後就不會再見到的人。在學校之外，我想說，我希望亞裔美國父母和家庭能更加理解斯坦福或哈佛不是終點，但這需要一些時間。你知道，這是雙向的。父母只是真心希望兒女們能夠得到最好的。」
